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一书中开篇即写道：“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这句话套在大国兴衰上，也可以说，大国崛起的模式是有章可循的，正如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所揭示的；而大国衰落，却各有各的模式，无法捉摸。　　

　　因为前者蕴涵了诸多必然，而后者更多是一种偶然，至少没有前者那么容易把握。这说明，相比探究大国崛起的原因而言，我们更应关注大国衰落的变数。

　　大国衰落有三大定律

　　不少历史学家认为，大国衰落是有定律可循的，并且可以归结为三大类：

　　第一类，衰落原因蕴涵于崛起之中。典型的例子是俄罗斯。农奴制度对俄罗斯而言，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农奴制度难道成了俄罗斯兴衰的咒语？荷兰成为“海上马车夫”，在于其掌握了新的游戏规则——国际海洋贸易的信用体制，而其人口与地理局限终究玩不转日益增长的海上贸易，最终不敌其竞争者。

　　第二类，衰落原因是偶然因素导致。比如，拿破仑帝国衰落于兵败滑铁卢，而滑铁卢战役只是入侵俄罗斯战略错误的结局，或者滑铁卢兵败还与拿破仑没有把握好天气因素导致的战术失误有关。美国如今深陷伊拉克泥潭，应该也是未来衰落的战略迷失吧。除了战略因素外，引领潮流的强势领导人、变革者的突然去世或其他天灾人祸也常常改变一国崛起的方向，乃至走向衰落。比如，大久保利通的遇刺就调整了日本明治维新的方向、影响了日本崛起的节奏；俾斯麦的解职是与后来德国的衰落分不开的。

　　第三类，衰落原因是生命力使然。大国崛起于引领时代潮流，及时把握全球生产力转移机遇，产生重大技术和制度创新，就能在大国角逐中脱颖而出；反之，不能引领未来，或者过度扩张内耗实力，面临积累的内外矛盾而力所不及，不能做到始终代表世界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时，衰落就是迟早的事。大英帝国霸权向美国转移，充分揭示了这一规则，其海外庞大的殖民地耗尽了大英帝国的元气，致使其不能再引领全球产业革命与制度创新，而让位于没有历史和殖民地负担、代表新生产力发展方向的新兴强国——美国。

　　大国兴衰律反命题不成立

　　其实，仔细思考起来，以上三大定律也好，更多的历史经验总结也罢，似乎不能穷尽大国衰落的定势，至少不能回答大国的气数和兴衰之周期，只能笼统给个说法。更重要的是，大国兴衰律逆反命题并不成立，亦即大国衰落原因并非崛起原因的反面。换言之，竭尽全力避免崛起失误、小心翼翼避免重蹈衰落覆辙，并不能确保实力永世。

　　日本崛起于向西方学习，而其衰落却并非不向西方学习，而恰恰是向西方学习在亚洲推行殖民掠夺政策。俾斯麦的德国更是典型的例证，他在欧洲列强间玩弄势力均衡实现德国统一和振兴，但晚年尽管小心翼翼不冲撞列强容忍的极限，还是不能确保其继任者破坏其势力均衡的艺术，引导德国走向扩张和战争道路，最终走向衰落，导致国家分裂。

　　俗话说，打天下容易守天下难。但是，打天下的时候明白守天下的难处是否可以避免大国兴衰律？不见得。常常是天算不如人算。大国崛起的神话难以诠释大国衰落的悲剧。这就是国际政治的魅力之所在，也是世界历史的诡谲之处。

　　大国兴衰史是当代史

　　大国崛起原因可以总结，但脱离一定条件却很难效仿；衰落原因无法捉摸，因而也无法拷贝或避免，研究、探讨大国兴衰岂不愚蠢？的确，当我们思考大国兴衰时，只是在偶然中追求必然——而且并非历史的必然，而是必然被我们神话的悲剧。

　　远的不说，苏联的解体，原因众说纷纭，是偶然还是必然，恐怕盖棺定论仍为时尚早。大国兴衰，五花八门，尽管有些看起来类似的方面，但绝非本质原因。正如意大利历史哲学家克鲁齐所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样，大国兴衰史也是当代史。对于已总结出来的大国崛起经验，我们不能迷信，更不能指望照搬模仿就能实现崛起梦想。

　　中国崛起的两种解释

　　破除了大国兴衰律的神话，让我们来看看中国崛起。有关中国崛起，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是中国崛起意味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就是恢复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应有的世界地位；二是中国崛起是全球化的杰作，得益于以庞大的市场、人口和正确的改革开放战略全面参与国际分工。 前者更多从历史观出发，内在地看中国的发展；后者更多从时代观和比较优势观出发，注重中国崛起的外部因素。

　　葡萄牙崛起于第一个民族国家诞生，大英帝国崛起于第一个现代国家的诞生，美国崛起于第一个全球性国家的诞生，总之都是国家兴亡律起作用，这些国家不过是演员。但是，中国崛起是民族复兴还是全球化使然？如果是前者，难以逃脱国家兴衰的定式，即便复兴了也很难保证不会再次衰落；如果是后者，崛起只是一种幻觉——是全球性产业转移借助中国的躯壳承载而已！

　　更一般地说，中国的崛起，是亚洲崛起或发展中国家整体崛起的体现，是后西方全球化时代诞生的第一声啼哭。

　　“中国崛起”并未定性、定型

　　历史上，美国崛起超越了西欧民族国家崛起的任何一种模式，是全球财富和创造力向美国的集中；今天，中国崛起也不同于历史上任何大国崛起(中国甚至不是民族国家)，而是全球产业向中国转移的结果。

　　中国崛起是全球化的阶段性产物，并未定性、定型。中国崛起，是一个被过度解释的概念，蕴涵了过多的期望与联想，急需软着陆。要对中国崛起作超越历史法则和全球化神话的全新解释。否则，我们是难以看清中国的未来，也难以逃脱大国兴衰律咒语。

　　崛起和衰落，不过是一枚大国神话钱币的两面。中国崛起，如果不是中国例外论的演绎，也是时代例外论的佐证。(作者系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助理、美国研究中心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