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版照片：上图为在宁夏固原市彭阳县红白阳镇农民马成军（左二）一家人在自家的窑洞内合影（2013年6月15日摄）；下图为在宁夏银川市兴庆区月牙湖乡，移民马成军（左一）一家人在自家的移民新居合影（2015年6月22日摄）。新华社记者 王鹏 摄

　　新华网北京６月２３日新媒体专电（记者王清颖、周相吉）在中国，作为扶贫机制创新的重要举措，已有４３万干部被选派到贫困地区进行驻村帮扶。这些扶贫干部多是７０后和８０后，他们面临的贫困现状和问题，可能是山外的你无法想像的。

　　扶贫干部所见、所闻，所思、所惑是什么，新华社记者在扶贫调查路上专访了一批下派扶贫干部。

　　困惑一：致贫因素多、贫困程度深，扶贫压力大

　　翟敬军原在宁夏财政厅农业处工作，２０１４年底，他作为扶贫干部，被派到固原市原州区张易镇大店村进行驻点帮扶。驻村第一天，他家访十多户人家，发现几乎家家贫困。不但家徒四壁，很多还是病、债叠加。对于他来说，村里的一切无不突出一个字：“穷”。

　　他在日记里写道：“这个被扶贫办列为消号村的大店村，贫困程度还如此之深。一旦消号，这个村的群众怎么办？”

　　翟敬军的所看所想，在中西部贫困地区具有一定代表性。四川食品药品监管局稽查专员王朝在汉源县挂职扶贫期间，在坭美乡见到彝族群众还与牲畜同住一间屋子时，颇为震惊。“老人一言不发，呆滞的眼神，让我深刻感受到，扶贫、扶志，任重道远”。

　　中国人民大学反贫困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汪三贵认为，对贫困要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它不是一天两天产生的，扶贫也不是一代两代人的问题，是长期问题。由于致贫因素太多，中国扶贫难度相当大，没有简单的办法、一条措施就能脱贫。

　　困惑二：守着“金饭碗”讨饭吃，寻找脱贫出路困难重重

　　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顺县小溪乡位于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的核心区。由于风景秀丽，这里被列为自然保护区。当地扶贫干部发现，小溪乡成立保护区之前，村民的生活来源主要靠砍树烧炭、捕猎采药，成立保护区后禁止砍伐树木、捕杀动物，生活没了来源，有能力的村民离开这里，走不了的只能留在山里“守着金饭碗讨饭”。

　　对于守着资源讨饭吃的贫困地区，扶贫攻坚需要利用市场的力量。四川省社科院副院长郭晓鸣认为，中国的扶贫应该进入大扶贫的格局。要更多发挥社会扶贫作用，探索发展式扶贫道路。激活贫困地区资源要素市场，发展旅游、原材料加工等，找到企业扶贫与精准脱贫的契合点，会开辟一条新的道路，这当中要用制度设计解决生态补偿问题。

　　困惑三：脱贫考核成了“数字游戏”，驻村帮扶没有“驻”进去

　　在西南的某县，一名扶贫干部抱怨说，按季度进行脱贫任务考核，年初报一个计划，但细化到了月，只能在贫困户中找出种植面积大的估算收益，从高到低排序“脱贫”。“压力很大，第一季度没有收成和收入怎么办？数字游戏，对扶贫有多大帮助？”

　　多地基层扶贫干部还表示，一是驻村没有脱岗，原工作单位任务繁重，每个月只能去村里一次；二是驻村帮扶更多的是协调社会救助和相关局办。但究竟能协调成多少，心里没底。

　　四川省扶贫与移民工作局副局长刘维嘉说，２０２０年实现全面小康，关键在于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每年下达任务时，都有一句话，即将减贫情况落实到乡、村、户，让工作落到实处。“但按季度或按时间上报脱贫人口的问题，应是基层的片面理解。”

　　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表示，驻村帮扶就是要求驻村干部脱离原工作岗位，扎扎实实地下到村里，天天和农民在一起。下一步，要对此项工作进行督察，严禁“走过场”。

　　困惑四：带不来项目和资金，不受当地老百姓欢迎

　　结穷亲、动真情，对下派扶贫干部而言，这是他们最大的收获之一。但也有一些下派扶贫干部反映，由于自己所在部门没有项目、资金，无法给贫困村带来具体的变化，在村里似乎并不能发挥很大作用，不会受到村民多大的欢迎。

　　四川省扶贫移民局副局长刘维嘉表示，下派干部在扶贫攻坚中大有可为，而且要起到关键性作用。当前，贫困农户不仅需要投入，还需要技术，如果下派工作队和扶贫干部的作用能发挥好，就能起到很好作用。

　　“如在银行对贫困户、贫困村的评级授信中，让下派干部及工作组参与，就能让更多贫困户在扶贫小额信贷方面免于担保、抵押，因为他们了解农户。”刘维嘉说，下派工作组还可与市场对接，把产业发展与电子商务平台建设联系起来，为农民找市场。（参与记者：邹欣媛、刘诗平、李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