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唐鸿胪井刻石”是日本从中国掠夺的最具分量的文物之一，现藏日本皇宫。它见证了唐朝册封管辖东北的过程，目睹了日本遣唐使西去东归学习盛唐的往事，记载了中国统一的历史进程，对中国东北史、民族史、文化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

　　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会长童增介绍，为了追讨“中华唐鸿胪井刻石”，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专门成立了文物追讨部，组织专业队伍，对日本所掳中国文物进行集中追讨。

　　史载，唐鸿胪井刻石本是一块重逾九吨，单体十多立方米的驼形天然顽石。公元713年（唐开元元年），唐玄宗使鸿胪卿崔忻前往辽东，册封靺鞨首领大祚荣为渤海郡王。使命完成后，崔忻原路返回长安，路经旅顺都里镇，为纪念这次册封盛事，于黄金山下凿井两口、刻石一块，永为证验。刻石文字共29字，分3行自上而下自右向左书写：“敕持节宣劳靺羯使鸿胪卿崔忻井两口永为记验开元二年五月十八日”。

　　1895年，清军将领刘含芳修建四柱方亭，护卫刻石。1908年，日本军队将刻石、护卫亭作为日俄战争战利品掠走，藏于日本皇宫至今。

　　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文物追讨部部长王锦思表示，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已通过函件方式敦促日本归还刻石，下一步还将组织专家赴日本考察。如果通过民间努力不能促成文物回归，还将参照韩国讨要“北关大捷碑”等国际先例，请求政府出面。

　　公元1592年后，日本入侵朝鲜失败，朝鲜建立“北关大捷碑”。1905年，日俄战争爆发后，日军将此碑掠夺到日本。1970年开始，韩国民众就积极努力地要求日本归还“北关大捷碑”。2005年5月，韩国政府正式要求日本归还此碑，同年日本将此碑归还韩国。

　　自甲午战争至抗日战争期间，日本自中国所掳金银、文物数量巨大。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政府统计被日本掠夺的文化财产共1879箱、360万件，破坏的古迹达到741处，著名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也不见踪影，而民间流失的文物更是无法估计。

　　“被掠走的历史文物，曾经属于中国，现在却存放在日本，给中日关系带来严重的伤害，于情于理于法都不适宜，理应物归原主、完璧归赵。”王锦思说。

　　早在1992年日本天皇明仁访问中国前，童增就曾公开要求归还存放于日本皇宫内的所掠中国文物。他指出，此次首选“唐鸿胪井刻石”对日追讨，是因为今年正逢刻石建立1300年，而通过若干中国学者的多年努力，掌握了日本掠夺刻石及刻石现存处所等大量证据，有利于追讨成功。

　　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国际法早有规定。早在196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战争罪及危害人类罪不适用法定时效公约》规定：“残害人类战争罪，不论其犯罪日期，不适用法定时效，可以永远追究其责任。”

　　海内外中华儿女，为了向日本索赔追讨，矢志不渝前仆后继。香港同胞几十年如一日，要求日本赔偿日军军票持有者的损失。1989年12月，耿谆要求日本向“花冈惨案”罹难者遗属和幸存者谢罪赔偿。1990年，童增先生发起大陆民间对日索赔的活动。

　　许多仁人志士为中华唐鸿胪井刻石等中国被掠文物回归积极努力。学者王仁富20多年时间积极研究宣传，曾在2011年给日本皇宫写信探问中华唐鸿胪井刻石安危，并得到回信确认。

　　王锦思长达十余年倡议国家级纪念抗日战争等历史事件，全国鸣警报深入人心。罗哲文、崔永元等一批有识之士相继投入到关注中华唐鸿胪井刻石等被掠中国文物的行列中。

　　不少有良知的日本学者也主张将中华唐鸿胪井刻石还给中国。

　　“我们要追讨的，不仅是文物，更是一种国际正义；我们表达的，是中华民族的诉求。”童增建议，日本以史为鉴，知错必究，正视中日遗留历史问题，遵守国际法准则，沿用国际先例，尽早归还中国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