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广州6月6日电（记者叶前）对“裸官”从严管理，800多名干部被调整，其中9名是厅级……广东省“裸官”任职岗位集中调整工作近日完成。
不仅限制提拔、堵住“裸官”升迁，还对在重要岗位的予以调整，伴随着中央反腐败工作向纵深推进，广东率先向千余“裸官”开刀。广东省委组织部研究室有关负责人表示，限制提拔、调整岗位不是目的，最终是要建立良好的政治生态。
800多名干部被调整 其中涉及9厅官
限时调整集中治理，“裸官”未必都贪，却是贪腐的“高危群体”。今年2月底以来，广东全省开展了一项旨在摸清“裸官”情况的全面调查。其中江门市对6000名科级以上干部进行了重点调查，东莞市则为全面摸底发放了3万多份调查表。
广东省委组织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说，对“裸官”情况全面摸底源于中央第八巡视组向广东省反馈巡视情况时，提到广东一些地方“裸官”问题突出。对巡视组反馈的意见，广东省委明确，迅速行动，全面核查处理好“裸官”问题。
根据工作方案，“裸官”要限时从重要岗位调整下来，其中省管干部在4月底前基本完成，其他干部则在5月底前完成。
广东省委组织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说，对经过甄别、确认属于应当调整岗位的干部，要么把家人迁回来，要么接受组织调整，两样必须选择一样。
根据摸查，此番广东共查出1000多名“裸官”，其中200多人选择迁回家人。6日发布的《中共广东省委关于中央第八巡视组反馈意见整改情况的通报》显示，共对866名干部作出了岗位调整处理。
毗邻港澳的东莞，被认为是“裸官”问题相对较突出的地方之一。据当地组织部门介绍，在这次专项治理中，东莞共对127名干部任职岗位进行了调整，其中处级干部19人、科级干部及其他国家工作人员108人。
江门是典型的侨乡，家属移居国（境）外的干部也相对较多，在这次专项治理中，128人被调整岗位，其中处级干部13人。
值得注意的是，此番集中治理中，9名厅级干部也被调整岗位。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广州市两名党政班子成员、广东省人大一名专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都因“裸官”问题被调整，提前退出领导岗位。
调整岗位不等于放纵
反腐败研究专家认为，全省摸底、限时调整、集中治理表明，广东对“裸官”问题迈出了制度反腐的实质性一步。
近年来，“裸官”外逃、落马的案件也时有发生。从查办的腐败案件中可以看到，一些“裸官”有着共同的“贪腐路线图”：腐败敛财—家属移居海外—转移财产—择机外逃。
在公众看来，之所以将“裸官”与贪腐摆在一起，在于一般公职人员的正常收入难以支撑配偶、子女在海外的生活费用，由此而怀疑“裸官”有较大贪腐嫌疑。
广东省委党校副校长杨建伟在接受采访时说，“裸官”不一定是贪官或作风有问题，但公众对公职人员的政治伦理要求很高。既然你把家人移居到海外，那怎么相信你不是“身在曹营心在汉”？
在赢得认可的同时，此番广东集中治理也遭到一些质疑：调整岗位是否意味着既往不咎？对此，广东省有关方面明确，对于已被调整但确实存在贪腐问题的官员，将照查不误。
廉政研究专家认为，在中央“打虎拍蝇”的背景下，绝不会以调整岗位换来对过往贪腐行为的免责，治“裸”是第一步，接下来有无涉贪涉腐问题将以法律为准绳，两者并不矛盾。
"裸官"未必都贪，但往往也只有一步之遥。一个官员拿着国家的俸禄，家人却揣着外邦的国籍常住海外；坐着领导干部的位子，却随时有跑路的可能，这是任何国家都不被允许的。”中山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教授肖滨说。
治“裸”常态化仍需制度支撑
广东省委组织部有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广东已基本完成对“裸官”任职岗位集中调整工作，今后将转向常态化，对“裸官”发现一起，处理一起。
治理“裸官”旨在建立“不能腐”和“不易腐”的防范机制。受访专家认为，要全面治理好“裸官”问题，防止由“裸”而贪、因贪而“裸”，构筑起全面的反腐防腐网络体系，还需要更多的基础性制度支撑。
“裸官”被限制提拔已有明确规定。按照2014年1月新修订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配偶已移居国（境）外；或者没有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即“裸官”不得列为考察对象。这也就防止了带“裸”提拔，避免未来出现更多担任重要岗位的“裸官”。
要真正杜绝“裸官”提拔，必须先甄别清楚谁是“裸官”。在这次专项治理中，广东还探索构筑制度的笼子，让“裸官”无所遁形。一是是裸必报，二是隐瞒必惩，三是凡提必核，建立“裸官”信息库，干部提拔之前，必须与信息库进行核对，确认不是“裸官”。
在严格落实领导干部个人事项报告制度的同时，中纪委已于2013年明确，对报告的抽查核实比例不低于15%。肖滨等建议，未来应继续完善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加大抽查核实比例，以及虚报瞒报的惩处力度，推进在一定范围内的公示，尽快落实不动产统一登记等基础性制度。如此，反腐才能有的放矢，才能编织成不能腐的防范机制。
作者：叶前
新闻加点料
“裸官”为何易成贪腐：牺牲一个 幸福一家
“裸官”并不等于贪官，但两者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5一是“裸官”亲属移居境外后，庞大的开支仅靠官员工资肯定供不起，因此需要吃“夜草”；二是“裸官”远离配偶，更易包养情妇、情夫，而包养情妇、情夫的官员，不是贪官几乎没有可能；三是“裸官”因为一人在国内，将贪腐的资金转移境外感到更安全，也更容易操作；四是即使遭到查处也没有被抄得倾家荡产，最终“牺牲我一个，幸福一家人”，少了这份后顾之忧后，腐败起来就更加肆无忌惮。
“裸官”到底有多少? 官方至今未公布数字
事实上，中国“裸官”群体已繁衍生息了20多年。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李成言多年关注裸官、外逃贪官，在他看来，“裸官就是外逃贪官的预备队”。
国内“裸官”到底有多少?2012年，时任中国监察部部长兼国家预防腐败局局长的马馼接受采访时称“恐怕这个统计数字现在还拿不出来”。至今官方未公布这个数字。
“治裸”17年：问题依旧
“裸官”概念出现仅6年，但中央、地方对“裸官”的治理显然要早得多。
有据可查的是，1997年1月31日，中央办公厅与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明确把配偶、子女出国、境外定居的情况，作为领导干部应当报告的事项之一。这被普遍视为中央关注和规范“裸官”问题的第一份明确性文件。
2006年9月24日，新版《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发布。新规定在官员报告范围上，继续进行细化，治理日趋严格。
2010年是中国反腐的又一高潮期。当年2月，国家预防腐败局成立三年后，首次将监管“裸官”作为工作重点提出。中央为此推出了一系列办法加强“裸官”管理。
2013年，中纪委强势发力，将严管“裸官”放入明确目标，并开展抽查核实工作。
2014年1月，中共中央印发《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明确提出对“裸官”的要求是“不得列入考查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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