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八项规定”出台一年多后官场生态调查

　　本报记者 李勇钢

　　转变始于2013年初。

　　公务员张先生说，当时“八项规定”刚刚传达到基层，许多公务员都不以为然。此前类似的文件太多了，过后一切照旧。这一年春天，陕西某厅级单位被提上议事日程的最大一件事就是盖办公楼。该单位此前的办公楼修建于上世纪50年代，“5·12”地震后成危楼被拆除。这些年，单位一直在外面宾馆租房办公。

　　去年夏初一天，张先生拿着一份有关办公楼建设的文件去请示上级主管领导。结果领导只淡淡地说了一句，以后再说。张先生虽说不明就里，但也隐约感觉到些什么。

　　2013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向全国下发《关于党政机关停止新建楼堂馆所和清理办公用房的通知》。通知传到单位后，领导很郑重其事地在党组会上说，“修建办公楼的事以后不再提，下来再说”。地都协调好了，甚至建设单位都联系好了，大家一时不理解议论纷纷：“有些有钱单位楼盖得早，都沾了光，我们清水衙门好不容易弄来了钱，却搞一刀切不让盖了，太不公平了”。楼到底还是没盖起来，而且搬出了宾馆，挤到了其他部门楼上办公。

　　谁也没有想到，随之而来的禁令还有那么多。

　　副市长端着盘子满食堂找座位

　　2013年8月，律师冯先生去咸阳某政府机关公干。到了饭点，办公室主任说“到咱食堂吃工作餐吧，出去吃饭不方便”。冯先生很意外，此前基本都是去酒店吃，“他们不缺钱，一桌饭上万元也不是没吃过，吃完饭每人拿上几条烟几瓶酒也是常事”。办公室主任解释说如今中央有规定，单位所有领导现在都吃工作餐。

　　多位领导干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均表示，中央关于严禁公款大吃大喝的规定抓得很准，“人人都看得见，这年头谁稀罕吃顿好饭，现在中央说不让吃，咱就不吃，谁也不想因小失大”。陕西省某单位的一位副厅级领导说，“在饭桌上出事，就太愚蠢了”。

　　他说的是，此前被中纪委通报的黑龙江副省级干部付晓广公款喝酒致人死亡事件，在全国官场震动很大。

　　宝鸡市某党委系统主任科员张先生说，以前每年下去检查工作，即便去很偏远的乡镇，领导们也会拉着去当地最好的酒店吃喝招待。去年以来，下去检查工作都是工作简餐。“每次回来，土特产是必不可少的。现在也都不敢了。有人还送，以前大家也就笑纳了，可现在就开玩笑说，你是想害我哩，为一箱水果闹个记过停职，这个账不难算”。

　　陕西某市政府办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以前市政府附近的几家豪华酒店每天中午爆满，包间必须提前两天预订，2013年开始生意一落千丈，包间随时去随时有，原来煲汤一锅几百上千元，现在也开始上火锅等平常菜品维持生存。

　　按照该工作人员的说法，该市政府大院的机关食堂以前只有一层，约300个座位。最近由于每天中午吃饭的人太多，食堂不得不又加开了二层。即便如此，仍需排队等座位。他曾亲眼见到一位副市长，端着盘子满大厅找不到位子。大家都在笑，这样的情景在以前是不可能的。“领导好不容易‘亲自’吃一回饭，却找不下板凳”。

　　开车接娃被拍照，“恨不得给人家跪下”

　　2012年，杨副处长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学车、考驾照。今年41岁的杨副处长是西安市某部门一位中层干部。这些年来他所在的部门虽然没有“专车”，但实际上处室里的两辆车几乎就是他和处长的专用。

　　去年夏天，当关于公车改革试点的文件下传到单位后，杨副处长有点着急。由于单位新办公地点距离市区较远，“挤公交不适应，也不好看，还是买个十几万元的车自己开吧”。

　　杨副处长坦言，以前虽然没有“专车”名分，但单位的小轿车某种程度上也相当于“专车”。“不仅上班时间随时使用，司机还要负责接送我上下班。周末有事我也可以随时用，给司机打个电话就行。”

　　陕南某乡镇党委的齐书记也明显感觉“不舒服”。办公室变小了，从原来的20平方米变成了9平方米，和镇文书共处一室。“一个人这么多年惯了，如今我很不习惯，文书也明显很不自由。最难受的是，我不下班他不敢偷着走，他不走我也不好意思走，出去办个事也得赶下班前回来转一圈，让大家都看到”。

　　“受到约束”的还有财务制度。前些年乡镇的开销基本上“市镇长一支笔”，只要签字基本全部都可以报销。如今财务制度特别严格，稍微不留神就会接到纪检部门的提醒询问电话。“说实话，如今的公务员越来越提心吊胆了！好多钱必须花，却报不了账，请示上级，领导说你自己想办法”。

　　公务员老范对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深有体会。今年元旦前的某个周末，下班路上他习惯性地开着单位的制式公车去接孩子放学。结果就在他和孩子拉车门的那一瞬间，发现有人在用手机拍摄他的车。“我当时一下子蒙了！因为这事一旦上网或被领导知道，我轻则待岗，重则会被开除。”

　　老范赶紧拉住拍摄者“检讨求饶，恨不得给人家跪下”。好说歹说，对方才答应“算了”。心有余悸的老范等了两天，看没有什么事才放下心来。他和妻子商量买私家车，“咱自己也买得起车，实在操不起这个心”。

　　老范在政法部门工作，以前的日子自由，一般熟人约的饭局都会去参加，偶尔帮人办事也会收点东西。逢年过节单位不是发卡就是发果蔬礼品，或者是数目500元、1000元不等的现金。由于各种节日很多，所以一年下来数目也很可观，“不比工资少”。但今年这些隐性灰色的福利一下子全没了。“去年中秋，女儿成天问我咋还不发月饼。我后来自己去超市买了一盒，这是我这些年第一次自己花钱买月饼。”

　　西安南郊某街办科级干部刘先生说，2013年最大的感受是“禁令”多了，外出吃喝应酬少了，回家吃饭的机会多了，上下级关系相对简单了。“这都是好处，还有就是经济压力大了，年终奖看来没戏了，单位有钱就是不敢发。哪一级领导都不敢提这个事，不敢唾这个核儿。其实领导也缺钱也想发，各单位都在互相观望，一旦有人发没事，也就都发了。”

　　把上下都管住，大领导小科员都一样才算成功

　　经常和政府部门打交道的陕北人老贺对公务员群体近一年来的“变脸”印象很深。去年12月他来西安办事。事毕他专门在西安曲江某高档饭店预订了一桌酒席，然后一一邀请相关人员。结果当晚被邀请的6个人只有1个老乡到场，其余人均以各种理由婉拒。老乡告诉他，如今党政部门从上到下都在整顿作风，到大饭店吃饭属于“有风险的活。”

　　该老乡还告诉老贺，如今许多领导干部都低调多了。不仅高档饭店不去了，单位的豪车也都锁了起来，“哪怕搁烂了也不开，搁烂了是管理不善，开出去叫自找苦吃”。

　　记者了解到，各单位如今管得最严的就是吃喝和车辆，还有办公面积，“这些都是明面上的事，一旦被揪住谁也跑不了”。比如某单位在北郊有新办公楼，地方很大，这几天也犯了愁：一是大家都把自己的车开来了，四五十辆车一下子挤过来，停车都成了问题；二是忙着给办公室打隔断，原来在市里办公肯定不超标，搬了新楼几乎都超标，各个办公室折腾算面积，甚至封了不少房子，“要不然，实在占不出来面积，说实话原来政策放得宽，房子盖得确实太大了”。

　　采访中，西安市某单位的处级领导王主任对“新风”也有自己的不同看法。他认为以前的“歪风”主要在那些管钱管人、有审批的实权部门。“像我这样的清水衙门，有没有禁令约束都一样。其实除过年终奖和过年过节发点卡以及东西，我们几乎没油水，因而也没啥损失，这一来内心倒平衡了”。王主任承认很多公务员目前还在观望，“所谓上行下效，只要长期把上下都管住，大领导小科员都一样才算成功，否则又会成一股风。”对有些公务员认为活越来越难干了，准备辞职的声音，王主任认为这是好事。“大浪淘沙嘛，想辞职就辞吧，至少这几年想当公务员的还是一片一片的，不能说大家都是看上能腐败才来的吧”。

　　陕南某县党委系统的副主任科员42岁的余先生认为，中央目前大多数“禁令”都主要是针对领导层的，对一般公务员而言影响不大。余先生已经工作15年，每月工资不到4000元。以前逢年过节单位偶尔有福利，但从来没有超过500元的。这点福利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中央禁令一个接一个，但和我们这些小干事无关。”

　　余先生话锋一转说，他几年前就曾和同事讨论辞职“下海”，理由是一个有手艺的农民工一年随便都可以赚10万，但最后大家还是认为“要能忍得住，等媳妇熬成婆、当了婆婆（领导）情况就好了。”“谁知如今‘婆婆’们也被戴上了紧箍咒，公务员也是人，也要养家糊口，买车供房，四千多元有点低，再加上社保养老也要并轨，我们这些小公务员咋活呀，人家国外都高薪养廉，如果光严管不涨工资，长此以往，可能会有许多人辞职，因为没有盼头了”。余先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