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 桃子 中国周刊记者 张亚利 北京报道

　　我叫桃子，85后，出生于湖南湘西一个只有5万人的小镇上，从小爱读书喜欢写写画画，算是我们街道上的一个小“才女”。

　　想象力丰富的我，当然不甘于“窝”在老家的小地方。但是阴差阳错，2008年，我大学毕业后考研失败，却考上了公务员，被分到离出生地一街之隔的街道。

　　我最大的愿望是继续考研，然后离开那里，但是想不到，我竟然把人生最好的三年时光留在了那里。

　　成为街道公务员

　　我是典型的无背景清贫家庭，2003年，爸爸因事业单位改制被强行“内退”，妈妈早就没了工作，家里日子一直紧巴巴的，爸爸的病这几年还越来越严重。让我考公务员，是他们最大的愿望。我知道身边很多人的父母为了孩子考公务员都“要死要活”的，我父母比较尊重我，但心里最想要的，我也知道。

　　我考上公务员后，父母顿时感觉有些“扬眉吐气”。据我爸反映，自己“政治地位”都提高了，邻居们知道我成了“公务员”以后，对他都热情多了。“你家姑娘真是自己考的？没送钱找关系？真会考啊。”“女儿当官了啊，你享福喽！”耳边这些羡慕而夹杂其他情绪的话，让我爸爸妈妈心里舒服。

　　但我却一点都高兴不起来。7月正式入职，4个月前，我刚收到考研失败的消息，伤心欲绝。读书一直是我的理想，我报考的是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只差了一分。知道成绩后没几天就是我们县组织的公务员选调生考试，我也心灰意冷地去了，“裸考”，居然考上了。1400个人的笔试，我考了第6名。选调生都要下基层，到街道和社区去，我被分回了家乡。

　　我那个地方是个古镇，巷子很多，工作的街道是在一条偏僻的巷子里，我去的那一年，是街道第一个“选调生”，迎接我的，是一群“可怕”的阿姨们。

　　我上大学时，大概是典型的文艺女青年，刚到街道上，还是民族风拼接长裙那一套，衣袂飘飘的。“小桃呀，你穿这个挺漂亮的，大学买的吧？”“身材好啊，年轻就是资本啊！”大妈们表面恭维，背后却在窃窃私语。

　　没多久，领导大人开会时宣布新“街规”—不得穿奇装异服上班，还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我得出“文艺女青年=二B女青年”的结论。这是我当公务员后第一课。

　　在街道，年轻的女孩子很少，我时常被抓去做迎宾之类。6点起床化妆，7点着装，8点站点，11点迎宾，12点剪彩。在寒风中哆哆嗦嗦一上午，最后就是为了领导上台发言的那三分钟。

　　我第一次穿正装，被调去“搞会务”，高跟鞋磨得脚钻心疼。所谓“搞会务”，就是给领导倒水，我“步履维艰”。结果会后领导把我叫到一边：“你不知道高跟鞋走路会发出声音，会影响开会吗？年轻人不懂事啊……”

　　知道我“能写”以后，写材料的任务就堆给我了，从此，写材料成了我的噩梦。

　　“噩梦”

　　每年年底是我最忙的时候，各路“检查”会在这段时间集中杀到。党建、党风廉政、综治稳定、宣传思想、社会建设、教育督导、计划生育、重点项目落实……街道一年的工作评价怎么样，全靠这些检查了，材料写得越长、越漂亮就越加分。

　　有时候一天就要迎接三个检查，前几个晚上的我都恨不得自己有十八只手，就连高考和考研的时候都没这么努力过。可是到了最后，“这个不行，这个怎么没有照片”，“这个数据怎么不详细”，“这个没有资料证明你们确实做了”……

　　为了应对这些检查，明明有很多事情以街道的力量做不了，我也不得不赶鸭子上架，很多数据要么夸大，要么胡编乱造。比如，基层党组织建设，要求建立多少个站点，可党员要么出去打工了，要么归别的事业单位管，只好胡编。还有报道任务，街道那点事，要上报纸本来就很不切实际啊！不过我搞的是“党政工作”，“造假”的都是些“虚”数据，党员人数、廉政墙数据等等，写了也不会有人在意。

　　不过，一旦涉及到钱，有实际利益冲突的数据，廉租房啊、医疗救助金之类的，这些就必须锱铢必较，不然可能会引发群众性事件。

　　为了迎接年底的检查高峰，我差不多每天要写2万字，每项材料少说5万字，二十多本材料装订成册，堆起来山一样高。我不禁有些成就感，可是一想到这些材料里有多少水分，又忍不住泄气，难道衡量我们工作的，就是这一堆纸吗？

　　检查结束以后，辛辛苦苦准备了一个多月的东西，最后都卖了废品，总共是24块钱。一年以后，我也学“乖”了，开始Copy前一年的，只在数据和细节上进行修改。这还算认真了，我知道有些人直接连改都不改。

　　关于数据有时候是很“矛盾”的事情。比方今年旱灾，绝收多少亩，造成多少损失，这是一个口径。今年取得了什么经济成绩，增产多少，这是另一个口径。主要看上头对应的是什么部门。又比如说低保，申请得多了，“没有完成经济任务”；报得少，“没有达到扶贫的标准”……写材料那段时期，我一天要工作16个小时，从早上8点到晚上12点。回家的巷子路灯坏了，我喊老爸来接。路上，老爸纳闷地问：“人家一杯茶也能坐一天，怎么就你这么累呢？”

　　琐碎而徒劳

　　我也想逃离，而且是彻底逃离。我一直没有放弃考研，却又接连两年没有考中目标中的北师大，逐渐心灰意冷，只好继续当基层公务员。

　　除了年底写检查材料，基层公务员还有很多“匪夷所思”却又不得不做的事儿。首当其冲就是“与领导相处”的学问，我在这方面是“白痴”，且始终游离在外。

　　先说吃饭时喝酒，我的必杀技是装病装睡，偶尔还“耍诈”—就是吃饭前自备空牛奶盒，敬完酒不要说话，酒含在嘴里，偷偷吐到牛奶盒里……三年后，那一批选调生里，只有我一个人没有练出酒量来。

　　还有一种场合一定要能“hold”住，那就是KTV，因为下了酒桌直奔的地方一定是—KTV。在这个场合，我也练就了一定的“生存技能”：如果不得不在别人的催促下邀请某位领导跳舞，那么在场所有的男士都顺次邀请一次，就不会有人对你有想法了；跳舞的时候当对方靠近，一定注意将彼此胸口的距离控制在一公分之外；实在不想忍受这一切，就假装舞技太烂，故意多踩别人几脚就好……

　　和领导相处，还有很多奇怪的“忌讳”。比如点菜的时候，5个人点8个菜够了，服务员“暗示”到跺脚流汗，我都浑然不知，后来才明白，在这个圈子里，有“七上八下”的说法。

　　我还听说，附近山上的庙里，当公务员的上的香火最多。哎……

　　最近几年，在舆论的压力下，小公务员还多了一项新工作—“保护领导”。“那张照片要删掉啊，换一张看不到手表的”，“什么？桌子上有芙蓉王香烟，那怎么行”。

　　还有传说中的“五毛党”，我们每月也有“写网评”的任务，一人五篇，不过“稿费”不是5毛，而是5块，写得好的甚至有50块。可谁也不愿意写这个东西，要引导舆论，写得像样，又不能太“负面”，字数还不得少于500字，一到交网评时办公室的QQ群里就哭爹喊娘。

　　当然，也有我喜欢的工作。比如办社区图书馆，组织留守儿童活动，看望艾滋病患儿。我们街道上有个关爱医院，里面有群艾滋儿童，我每个月去看他们的时候，都是感觉最快乐的几天。在那里接触到的志愿者认为我是个很好的“社工”。我也隐隐感到，比起政府的行政体系，NGO的做事效率和效果实在高了太多。

　　逃离

　　我当公务员的第三年，2011年3月，收到四川大学研究生考试成绩单，当即就在心里决定，要离开街道，继续去读书。

　　爸妈当然不希望我就这么放弃了，毕竟我已经熬了三年，且已经升到区团委副书记职位，相当于副科级了。但只有我知道自己三年来承受的心理和精神压力有多大，我都快得抑郁症了。

　　最后一年年底写迎检材料的时候，我曾有整整一个月时间晚上睡不着觉，爸妈跟我一说话我就会哭，甚至自己一个人呆着的时候也会不由自主地掉眼泪。

　　最终，爸妈妥协了。其实，我知道那时候爸爸的身体已经非常差了，他在长沙住一次院，即使有报销，家里也要出上万块钱。爸爸内退时，还不到退休年龄之前，每个月只能领到650元的补贴。而我最后一个月的工资条上，只有1648元，这个数字我记得很清楚。精神的压抑和现实的压力都让我不堪重负。

　　和我同一批分到镇上的选调生共有五个，刚去的时候，个个书生意气，都很失望，几乎都喊着要走，不过慢慢地就习惯了，蜕变、分化得很厉害。当然你不蜕变，就会像我一样最终承受不了。

　　有些人很自觉地进入这个圈子了，甚至游刃有余，每天陪领导吃饭，看官场小说《二号首长》，留心各种小道消息，很有“政治觉悟”地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这样的，提升比较快。有的把自己边缘化了，基本上只是天天做份内的工作，不交际不应酬，关闭在自己的世界里。也有的这也想那也想，变得特别颓废……

　　有个名校研究生，是我们的“头儿”，原来很有干一番事业的雄心壮志，说他研究生导师说过他能当部长，他也报考过部委的公务员。后来再聚会，他就“莫谈国事”了，跟我们也打起官腔来。到我离开的时候，他已经当上我们那里的乡长了。

　　而我却始终和这个圈子格格不入。用我爸的话说，我脾气太倔，自己不喜欢什么就坚决不做什么，“那样怎么可能呢？不适应也要适应嘛”，“还不都是为了活着”，“又是女孩子，有个安安稳稳的工作就可以了，我们又没什么靠山”。

　　我当公务员后，有人给介绍过本地一个领导的儿子，人家还嫌我家里“条件太差”，我爸为这事很气愤：“看不起人”！那领导的儿子是著名的“花花公子”，对这种人，我只会敬而远之。

　　老爸那一代人，受过苦，吃过亏，所以有些向往权势，我也能理解。我当上公务员后，爸爸住院，我给他跑了好多次医疗报销，找“内部人士”，不用排队，很快搞定，甚至还能在政策内多报点。而我当公务员之前，往往是排了几个小时的队，却被告知“负责盖章的请假了”。我也多少理解了那么多人想当公务员的心情了。

　　我最终选择去读书了，去读我喜欢的文化方面的课程。上大学本科的时候，我认识了一个最好的朋友，她自学画画，且很有天分，我跟着她一起画画。我擅长写脚本和构图，而她有很强的想象力和画功，我们俩是最佳拍档。我读研以后，我们俩开始正式合作，接一些插画和文案的活，目前已经完成了几本童书的插画。

　　她现在在深圳，是自由职业者。每天晚上，我们一起熬夜搞创作。现在我们名气还不太大，收入也不能让我们完全独立，但我感受到了久违的希望和自由，还有发自内心的快乐。

　　今年5月，我和朋友商量，将我在基层当公务员的经历画成漫画，创作我们自己的原创绘本。目前漫画还在连载，在网络上拥有了一定的“粉丝”量，也已经有一家出版社要求出版。

　　回头看，那三年，我多了很多对社会的理解和自己的思考，收获很大，其实我也是真正念了几年社会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