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有义

　　[ 湖南省有关部门有必要对该事件全面予以澄清。舆论的指责并非针对徐韬本人，而是这一现象背后的制度安排和程序原则的公正、透明和科学性 ]

　　近日，网上爆出“湖南湘潭提拔27岁副县长徐韬”的消息。据《央广新闻》报道，3月24日，湖南省委组织部等部门成立专门调查组，主要是从提拔程序等方面入手，对该事件进行全面调查。

　　调查结果被公布之前，各大媒体相继跟进，此事件被指向暗箱操作等选任程序问题。从当前官员选任的机制和制度安排、媒体披露的消息、湘潭市有关部门的回应以及徐韬本人的任职经历等方面进行分析，该事件被质疑的根源在于：在依法治国的大政方针下，官员委任和选任等程序存在很大程度的不公开性和不透明性。

　　质疑一：大学毕业后如何成为公务员？

　　徐韬简历显示，男，湖南湘乡人，中共党员，1985年9月出生，南京大学国际政治专业毕业。

　　按正常的上学时间长度计算，6~7岁上小学，9年义务教育，3年高中，4年大学，如此推算，徐韬就业时间在2007年或2008年。其简历显示，徐韬2007年7月至2008年5月，即担任湘潭市岳塘区霞城乡政府干部。

　　在就业形势如此严峻的社会现实中，徐韬是如何从刚刚毕业的学生成为“政府干部”即公务员？是否参加了公务员考试？如何通过的笔试和面试？是否符合《公务员法》及相关法规规定？湖南有关部门有必要予以澄清。

　　质疑二：如何在一年内成为副科级干部？

　　徐韬在工作11个月后，在尚不到一年的时间里，2008年5月，成为岳塘区建设路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按正常政府公务人员级别，应为副科级干部。

　　如此的提拔速度，是选任、委任、聘任还是考任？是否符合党政干部选拔任用的规定？成为副科级干部的具体任用程序是什么？

　　质疑三：五年内连续升迁的程序是什么？

　　在成为副科级干部之后，徐韬在2010年5月，成为岳塘区主持工作的团委副书记；2011年4月，成为该区团委书记，级别上晋升为正科级干部；2011年12月，成为岳塘区东坪街道办事处主任；2012年12月，当选湘潭县副县长，成为副处级干部。

　　一位基层干部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实际工作中，一般情况下基层干部的提拔要经历三道坎，由普通干部变为最低级别的副科级领导干部，要经历3到5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磨炼；由副科晋升为正科，不仅要看工作表现，更要看机遇，被磨炼的时间不能用确切的时间计算；由正科晋升为副处级，即成为副县长或者副区长，是很多人一辈子的愿望。

　　对于上述说法，党政干部任用条例中明确，“特别优秀的年轻干部或者工作特殊需要的，可以破格提拔。” 提任县(处)级以上领导职务，由下级正职提任上级副职，应在下级正职岗位工作3年以上。而根据选拔职位对人才的需求和选拔优秀年轻干部的需要，可对报名人员的职务层次、任职年限等任职资格适当放宽。但报上一级职位的，需在本级职位任满一年。湘潭组织部门称，徐韬符合这一要求。

　　因此，湖南有关部门有必要对这一质疑予以澄清。

　　质疑四：异地录用的原因何在？

　　据《京华时报》报道，当记者问徐韬为何选择报考郴州的岗位，徐韬说：“郴州的报考条件比较宽松，而湘潭要求在乡镇党政正职上干满一年，我任职时间不够；我父亲是一名干部，我因此受到质疑，郴州足够远，希望去到一个新的天地证明自己。”

　　郴州市委组织部门告诉记者，尽管徐韬顺利通过了笔试及面试，但并未进入最后的差额票选环节，理由是“湘潭市委向省委组织部递交申请，希望录用徐韬，省委组织部予以批准”。对此，湘潭市委组织部政研室负责人表示，徐韬在郴州的公选成绩“名列前茅，面试表现尤其突出”。

　　从上述报道中，可以看到如下可质疑的逻辑关系：徐韬担任副处级干部的任职时间不足，所以选择到郴州报名——考试的笔试和面试顺利通过——湘潭市委组织部门向省委组织部申请录用徐韬——省委组织部批准。

　　如果这不是设计好的“曲线提拔”思路，是什么？湖南有关部门确应给出解释和结论。

　　质疑五：人大选举只是走形式？

　　徐韬简历显示，2012年10月，他成为副县长候选人，当年11月又被确定为湘潭县政府党组成员，而其之前作为办事处主任的级别一般不可能成为党组成员。紧接着，12月，在湘潭县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徐韬顺利当选副县长。

　　这是否是一种内定？否则，既然是副县长候选人，为什么已经成为党组成员？人大选举的具体过程是什么？是否进行了差额选举？

　　根据《选举法》，徐韬作为候选人公示的时间是多久？

　　质疑六：徐韬被快速提拔，是否与其“官二代”身份有关？

　　据报道，徐韬父亲为湖南湘潭雨湖区原人大主任，母亲是雨湖区检察院副检察长。因此，有舆论认为，徐韬被“火箭提拔”与其“官二代”身份有关。

　　湖南有关部门对此应当做详尽的调查和解释，既是对徐韬及其家庭成员的负责，也是对社会舆论的负责，更是对依法治国、依法提拔领导干部政策、制度的负责。

　　对于上述质疑，需要强调的是，上述事件已经发酵为公共事件，湖南省有关部门有必要对该事件全面予以澄清。舆论的指责并非针对徐韬本人，而是这一现象背后的制度安排和程序原则的公正、透明和科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