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网2月27日报道 主管土地开发多年的“浦东地主”康慧军，或许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会倒在房子上。2月3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做出一审判决：康慧军因受贿590余万元，另有1211万余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两罪并罚判处其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其个人全部财产。妻子王孝琴也因受贿，获5年有期徒刑。

房子

康慧军倒了，倒在了他最熟悉的房地产上。

此前，从1993年出任浦东新区经贸局局长开始，他就与房地产商打交道了。“浦东新区情况特殊，经贸局主管外资项目审批，境外房地产商进驻都要经过康慧军。”一位当地知情者告诉本刊记者。此后直至落马的14年间，康慧军从未与土地绝缘。

1998年，“奉旨下海”的康慧军出任陆家嘴集团一把手，主管“中国最金贵的地块”。陆家嘴集团网站上介绍，公司的主业即包含“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的土地成片开发和综合经营”，康慧军也由此得了个“浦东地主”的戏称。2004年，康慧军升任浦东新区副区长(正厅级)，所分管的金桥地区，因土地资源丰厚，亦给他带来了“浦东新地主”的称号。

2007年六七月间，在上海纪委对局级以上公职人员住房情况进行的普查中，康慧军所居住的一套仁恒滨江园327平方米的大宅，以281万元的购买价格引起了纪委人员的注意。在上海，谁都知道濒临黄浦江的这个高档小区价格不菲，每平方米至少在3万元以上。经此一查，结果却不免惊人，康慧军夫妇前后经手的房产多达24套，至案发时仍实际拥有14套。

翻开上海地图，如果在上面详尽标出康慧军夫妇名下拥有的14套房子，会发现它们广泛散布在上海的浦东、长宁、普陀、静安等区。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10套房子分布在浦东，这正是康慧军经营多年的地盘。从5层楼高的破旧小区，到35层高的西式花园住宅；从只有30多平方米的一室户，到300多平方米的四室两厅；从濒临黄浦江的金贵地段，到比较偏远的高速路边，可谓四处分布。

“康氏夫妇主要以投资房产作为生财之道，尤其是妻子王孝琴，手里一有了钱就想买房子。”王孝琴的辩护律师周齐告诉本刊记者，“王孝琴在保险公司的业务主要围绕房产保险展开，所以，她会有意关注房市方面的信息，加上康慧军主管土地开发与规划，相比别人他会更早知道哪个地段的房子有升值潜力。”

只要随意挑选几个楼盘走走看，就能知道康氏夫妇的“投资眼光”了。判决书上认定的14套房子中，有3套房子的购买价格超过了200万元，虽然它们分布在3个不同的区，但寻找起来并不难，只需坐上2号地铁就可以一网打尽。

从2号线东昌路站出来，用不了10分钟就能抵达位于浦城路99弄的仁恒滨江园，2001年康家就搬到这里，没想到6年后也是这里的那套豪宅把康慧军拉下马。一位从事房产中介工作多年的人士向本刊记者介绍，仁恒滨江园是新加坡仁恒房地产有限公司在浦东开发较早的高档住宅小区，不仅地理位置优越，其质量在浦东新区也是数一数二的，“现在售价在每平方米3.5万元左右，大户型的租金不会低于每月3万元”。

进出小区的门口有两条行车道，如果步行则只能从旁边狭窄的偏门进入。穿黑色呢子大衣的保安把守在门口，看到有要进入的行人就会拦下来查问一番。小区里边绿化率高达50%，4座高层住宅环拢布局，中间的空地上有山有水。每栋楼里的大堂都按五星级酒店标准建造，为了保护住户的私密性，不仅要通过一道安全门，甚至连上电梯也要打卡，只能在自家所在的楼层停下。

据物业人员介绍，康慧军所住的503室是小区中最大的房型，四室两厅，4个卧室中有两个配备独立卫生间，甚至连餐厅里都有专门的早餐吧。阳台朝向黄浦江，在旁边的新楼盘没建成前，能将璀璨的黄浦夜景尽收眼底。这里所处的位置不言而喻，方圆500米之内，除了环球金融中心、金贸大厦等地标建筑，还散布着汤臣一品、汇豪天下、财富海景花园等沪上最高档的楼盘。

判决书显示，2001年1月，康慧军夫妇以119万元的总价购买了仁恒滨江园一期的一套房子，面积大约144平方米。2005年底，又看中了仁恒滨江园三期的样板房503室，面积327平方米。仁恒房产公司提出多套优惠方案均被康氏夫妇否决之后，最终达成了用旧房换新房的协议，差额面积180多平方米仍按照最先开盘时的单价8300元/平方米成交。为了掩人耳目，房产公司高层几经商议，终于想出了“工作失误”的理由，说法是康氏夫妇本来有过预定但却被工作人员遗漏了。

结果，也就是这个并不高明的“工作失误”为康氏夫妇省下了将近489万余元。在最后法院认定的590余万元受贿额中，仅此一项就占据了4/5的比例。此外的其他房产中，被法院明确认定“低价买入”的并不多。“在某种程度上，近几年来市场上房市股市飞涨，也使得康氏夫妇的资产迅速膨胀。”王孝琴的另一位辩护律师翟建如此认为。

乘2号线从东昌路出发，在南京西路下车，出站步行5分钟，就会来到康家另一处豪宅。小区的名字叫国际丽都城，会所、泳池、网球场一应俱全，地处南京西路黄金商业圈，周围都是当年的老上海独栋洋房，出门步行几分钟就是上海奢侈品牌最密集的恒隆广场、中信泰富、梅隆镇广场等购物中心。位于16号楼的这套房子，周围被小桥流水环绕，闹中取静，被物业人员称作“静安区最好的小区住宅”，虽然只有170多平方米，月租金却在2万元以上。

继续乘2号线至娄山关路站，就到了康氏的第三套豪宅——虹桥华庭。位于古北路上的这个小区，在周围破旧的住宅映衬之下，显得更奢华，翠绿花木中间是一条条用鹅卵石铺成的小径。康氏拥有的4号楼那套房子已经空置了一年多，小区的管理人员甚至都不知道它的主人已经锒铛入狱。“作为高档小区，我们不能过问业主的私人信息。”相比周边的小区物业人员，这里的人更显几分神气。

除此三处之外的其他房产，购价大多在八九十万元，但在前述房产中介人士看来，“现在至少也得翻了两三番”。海上国际花园、陆家嘴花园、涵合园……一个个在业界几乎人人熟知的中高档楼盘，都有康氏夫妇的投资。判决书显示，现有14套房产的总价值(即买入价)高达1420余万元，仅房屋出租一项，康慧军夫妇就从中获益133万余元。

康氏夫妇的“炒房投资”不可谓不成功，如果算上此前经手过的另外10套房子，他们仅在房屋转手买卖的“投资”上就曾获利568万余元。判决书显示，从买入到卖出，最长的间隔时间也不超过3年，即可获利近百万元。而间隔最短的一次，2003年2月以朱某名义购入位于东方路的两套房产，同年5月和6月就转手卖出，获利41万余元。

票子

康慧军夫妇哪来的这么多钱炒房？这是外界的普遍疑问。24套！在房价高涨的年代，康氏所拥有的房产数量远远超过了百姓对这一级别官员的预想。

康慧军夫妇有钱吗？或许，这是回答上一个问题之前有必要思考的现实。

判决书显示，康氏夫妇的合法性收入有如下几项：康慧军自1979年9月以来的职务收入335.9104万元，王孝琴自1991年4月以来的职务收入526.4616万元，法人股、债券收入700.2万元，购房退税收入104.67万元，康慧军货币分房收入93万元，康慧军夫妇依靠13套房屋租赁获利的133.91万元，康慧军夫妇“炒卖”10套房产的获利568.3885万元……在看守所，康慧军曾向他的辩护律师抱怨法院认定的合法收入少算了，“担任陆家嘴集团一把手时，年收入不会低于50万元，实际算起来，职务收入应该要比这个高不少”。

如此看，康氏夫妇并不缺钱。其实，按照妻子王孝琴的供述，最早开始买房炒房的钱就来自这些收入，此后通过转手和出租还贷，雪球越滚越大。至案发时，康氏夫妇所有全部财产为3499.6651万元，除去支出的357.2400万元，以及能够明确来源的2645.3578万元之外，仍有1211.5473万元不能说明合法来源，由此即构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康慧军的辩护律师王嵘提醒本刊记者注意，在法院认定的受贿额中，除去房产差价外，其余百万元左右的受贿大多来自与其关系较为亲密的同学或下属，“虽然康慧军也知道拿钱不对，但很多时候看上去是一种出于感情交往的红包，从心理上也就暂时认可了这种模糊性比较强的贿赂”。

判决书显示，2004至2006年间，康慧军先后利用担任陆家嘴集团总经理、浦东新区副区长的职务便利，安排其原秘书何某先后担任陆家嘴集团下属浦东新区土地发展(控股)公司总经理助理、新大陆公司总经理等职，并为何某之妻提供帮助。2006年7月，何某以祝寿为名，将2万元港币直接送到康慧军的办公室。2007年9月，何某在得知康慧军即将出访台湾地区后，在康慧军办公室送给他一只装有3万元新台币的信封。

2002年，康慧军在任陆家嘴集团总经理时，将集团名下御桥小区B地块土地使用权转让给自己的老同学徐某所在的房产公司。判决书显示，当时，按计划该地块原本由陆家嘴集团下属公司自行开发，但在康慧军的指示下，最终转让给了徐某，且为了避免招标转让程序，特意将转让合同日期倒签了4个月。此后，徐某夫妇先后送给王孝琴2万英镑，名义是让同在英国读书的康慧军之子照顾自己的儿子。

“这些行贿人与康慧军夫妇有过多年的交往，一定程度上他们放松了警惕性，心里容易觉得可能都是正常的答谢。”王嵘律师如此分析，“很多人也正是钻了这个心理空子，但积少成多，也就容易触犯法律。”据知情人士透露，康被“双规”后，有纪委官员找他谈话，告诉他，“你幸亏没有索贿行为，要不然性质就严重多了”。但也就是这一笔笔看似并不惊人的“答谢礼金”，将康慧军推向了深渊。

翟建律师代理过不少官员刑事案件，其中也包括“社保案”中的祝均一、王成明、殷国元等人，所受贿赂大都与房产有些关联。“现在有些官员，真金白银不敢拿，就通过低价买房等形式变相受贿，这样心理上会有些侥幸，觉得自己并没有犯罪，只不过是熟人关系打个折而已。而房地产商也乐得如此，当地父母官找到头上，总归是要给个面子的。”

这样的侥幸心理在康慧军身上表露无遗。据知情者介绍，康慧军在购买仁恒滨江园第一套房子的时候曾向浦东区委打过报告，详细交代了所享受的优惠，但在换第二套房子的时候，却没有再打报告，“或许他自己也意识到享受的优惠太大，不方便向上交代了吧”。即便如此，康氏夫妇还是有些担心将来不好向组织交代，才认可了房产公司提出的“工作失误”理由，“也许他们认为这样就安全了”。

据前述房产界人士透露，领导低价买房似乎并不鲜见，“毕竟，对地产商来说，也不差那一套房子的钱，谁不想跟当地官员搞好关系，给他们打个折几乎成了潜规则”。据证人仁恒房产公司某高层讲述，当初以优惠价格为康慧军换房，并没有明确的目的要求回报，而“只是想发展长期关系”。

事实上，从法律层面看，只承认了康慧军曾为仁恒公司买地提供了方便，但并未有切实证据证明仁恒公司从中获取了具体的非法利益。“房地产开发是一种与政府关系紧密的商业行为，官员低价买房得了实惠，房产商为了跟他们搞好关系，也愿意拉拢官员来入住自己的小区，对外销售的时候甚至还会形成一种广告效应呢。”上述房产界人士对本刊记者分析道。

其实康慧军的案发也并非全无征兆。就在上海“社保案”已近尾声的2007年夏天，中纪委于当年5月29日发布《中共中央纪委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其中第一条即指向“利用职务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向请托人购买房屋、汽车等物品”的“隐形腐败”官员，规定要求此类官员如能在6月29日前主动说清问题，可获从宽处理。

“康慧军的案子提醒我们，对于这种利用职务便利的行为，在法律认定上还有很多模糊的地方。”翟建律师对本刊记者说，“在官本位思想仍然盛行的今天，领导自己的身份就是个招牌，不管是出于尊重也罢，还是利用也罢，谁都想巴结。”

妻子

身份问题，这也正是导致康慧军落马的另一件利器。

其实，与其说是康慧军的24套房子，倒不如说是王孝琴的，最起码现有的14套房产，至少有12套都登记在王孝琴名下，而收受贿赂里边，也有很多是直接交给王孝琴的。由此，王孝琴也以从犯论处，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

她一直没有认清“区长太太”的身份意味着什么。

“在我的接触中，总觉得王孝琴就像是温室里的花朵。”辩护律师周齐说，“虽然她与丈夫康慧军在学历、视野、官职等方方面面的差距，但两个人感情比较好，康慧军一直小心翼翼地保护着妻子。”

资料显示，康慧军从一个江西知青起步，不到30岁就已担任黄浦区团委书记，后来又自学考取了法律硕士学位。而王孝琴的最终学历是大专，原先一直在一家国企做普通员工，企业破产后才在丈夫的帮助下来到保险公司上班。

随着康慧军的步步高升，“王孝琴一直是同事、朋友羡慕的对象，她不懂得社会的世态炎凉，甚至还有些幼稚”。周齐律师的分析来自于在多次接触中，王孝琴无意中流露出的困惑，“交往多年的老朋友，送个红包不很正常吗？”

“这也正是传统家庭结构中常见的现象，男主外，女主内，男人挣钱，女人管钱。”经验丰富的翟建律师并不感到惊讶，“很多时候，不好直接公关领导，就从他的身边亲属开始，而领导也乐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貌似眼不见为净。”

就连康慧军也是这么说的。“我心里不是不明白，但我情愿最好不知道那些事。”他在被捕之后如此自悔，“实话说，我有鸵鸟心态和侥幸心理。”

在周齐律师看来，“如果不是因为丈夫的显赫地位，王孝琴也就是个典型的上海妇女，精于算计，乐意理财，爱贪小便宜”。生活中，王孝琴并不高调。她没有高举着“区长太太”的牌子去向房地产商施压，但她看中的房子总会辗转找到熟人从中介绍，“她觉得是因为自己投资眼光好、人缘好，可外人谁不清楚她的身份？”

或许让外人感到惊讶的是，王孝琴自1991年来的职务收入要远远高于丈夫自1979年来的收入。其实，少有人知道那是因为保险公司为了让她多挣些业务提成，专门为她配备了一支优秀团队。

周齐律师跟记者讲起一个外人眼中的“笑话”。在看守所里，有狱警向王孝琴感慨：“为什么我老公炒股总是赔钱，而你能赚这么多呢？”王孝琴不假思索，甚至有些得意地回应：“我是真有这个天分，对股市有研究。”的确，从上世纪90年代入市开始，王孝琴投在股市上的资金前后加起来不过400万元，但却涨了四五倍，她在投资上几乎没有失手过。只是，一切都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无论是保险公司高管的身份，还是区长太太的身份，都会使得她在股市上比普通人掌握更多的信息”。

“这也正是现在高级官员所面临的道德风险，一方面是交往多年的老同学老同事，一方面又是自己的亲属，如果不能更加严格遏制私欲，就很容易出问题。”在王嵘律师看来，商人对官员的附庸心态，制造了大量的灰色地带，“康慧军夫妇不缺钱，但又不是不爱钱”。

生活中，王孝琴并不阔绰。在现有的14套房产中，有一套位于商城路1177弄的房子价格最低，仅为9.5万元。这个建于上世纪90年代的小区已显破旧，6层的居民楼密集排列，看起来非常拥挤。邻居阿姨告诉本刊记者，王孝琴母亲就一直住在这套面积仅有3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甚至就连康慧军升任副区长之后也没有搬离。外人看来多少有些寒碜，但王母却很知足，从苏北迁居上海的王家早年贫寒，王父去世得早，是王母一人拉扯着三个孩子长大。

涉世未深的王孝琴，倚靠丈夫的身份多年来苦心经营，却不曾想最后终因爱财如命轰然坍塌。在看守所里，她仍没有清晰意识到自己的身份，得知股市行情急速下跌之后，曾多次心急地向狱警求助：“能不能帮我把股票抛了？”她不知道，属于他们夫妇的资产早已被全部冻结。■

(感谢刘颖先生对本文的大力帮助)

(本文来源：环球时报-环球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