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公元1729年（雍正七年），巩建丰云南任满回京，朝庭升任他为朝仪大夫、翰林院侍读学士，秩正四品，主要掌管撰著记载之事。同年又授任殿试读卷官。显然，巩建丰以其卓著的政绩、凌霜的气节和忠诚贯日的品德，受到了雍正帝的重用。然而，此时的巩建丰，经历过宦海风涛，走过了天上人间，历尽坎坷，饱经沧桑。如今已淡看世事，惯看秋月，眷眷然有归欤之情。白日里，公务繁冗，人际复杂，加之他患有眼疾，又有痰水之症，身体大不如从前。夜晚里，西北望月，寂寞难耐，痛失长子的忧伤，思念亲人的惆怅，时时缠绕在他的心头，犹如无边的月色，挥之不去。还有雍正帝登基后，皇室昆仲惨遭杀戮，前朝老臣亦多遭贬斥，那些曾经的同僚与故友，有的被罢官抄家，有的甚至家破人亡。自己虽幸免厄运，但已无心朝政，无意富贵。京华烟云，遮不住他思乡之情；功名富贵，留不住他归来之心。于是，公元1732年（雍正十年），巩建丰以头目眩晕为由，奏请雍正皇帝，请求归田事亲。一日，风和日丽，雍正心情极好，便赐宴乾清宫。席间，雍正帝想体察巩建丰思归之由，便出一字联命巩建丰应对，上联曰：“十口心思，思父思母思妻子。”巩建丰何等样聪明人，深悟其意，立即起身叩谢曰：“寸身言謝，謝天謝地謝君王。”对仗工整，天衣无逢。雍正帝感其才思敏捷，应对绝妙，言词恳切，当即准奏。这段民间传说，不但展示了巩建丰“精神到处文章老，学问深时意气平”的治学风采，更为世人留下了一段君臣雅对的千古佳话。巩建丰回归里故后的第四年，雍正暴亡，乾隆即位。作为乾隆幼年时的老师，朝廷曾多次请他返京任职，但均被他婉言谢绝。

　　公元1732年（雍正十年），巩建丰退隐江湖，回到伏羌老家。归里后的巩建丰，云淡风清，冰清玉洁。虽然年过六旬，但依然以教学著书为务，以灌园吟诗为乐。在县城，他捐金修文庙，建东西两坊，教授生徒数百人，对那些家境贫寒而有才华的学生，总是想方设法，在生活上给予格外关照，伏羌古城的上空，再一次书香浓浓，书声朗朗。他还常被邀请到秦州书院讲学，远近学者纷纷登门求教，他总是热忱接待，讲经说史，剖析议理，终日不知疲倦。由于他精湛的学问，渊博的学识，独到的方法，桃李遍陇阪，被远近学者奉为“关西师表”。他的门下也出了不少颇有影响的学者，诸如当时著名的学者李南辉、胡釴等。

　　那是一段风烟俱净，云淡风清的日子。渭水之滨，徘徊着他临风赏月的身影；大像山上，徜徉着他吟诗作赋的儒雅。白日里，拄杖壶酒，携三五小童，散步于山田水洼间，“傍午倦来闲散步，柳林深处听鸣禽”；月夜下，戴月荷锄，约二三老农，流连于菜圃瓜田里，“一卧陇山甘退老，不妨学作灌园师”。春日暖阳，碧草幽芳，折柳觅花，听鸟鸣于山林；问山弄水，看日出于六峰。中渠艳赏，紫陌醉眠，书香盈袖，春风满座。夏夜风凉，繁星满天，携二三顽童，嬉戏于渭水之畔；邀三五好友，纳凉于柳湖之滨。风生水起，吟诗作赋，柔风绝俗，此乐何极。秋竹清爽，黄花蘸酒，临流赋诗，白云心事，明月情怀。看大雁南飞，听渭水东流。枕上诗书，门前风景，红枫寄情，斜阳思故。冬日拾柴烧炕，燃炉煮茶，目不释卷，手不停挥，著书立说，高风亮节，杖藜访故人，载月夜归人。梦寒曲冷，卧榻忘忧。

　　六

　　巩建丰虽然走的是一条科举仕途的道路，但他又是一个真正的文人，一生写下了大量水墨流香的诗文。他幼抱高操，一生嗜读，至老不倦。即使卧病在床，稍稍轻，便整冠在床，读书如故。有人劝他稍加歇息，他总是淡淡地说：“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他长期从教、从政，学问博大精深，思想丰富多彩，一生著述甚多。他为文胎息韩柳，雄深雅健。雍正进士、吏部主事、扬州知府尹会一在祝介亭夫子七十寿辰时赞美道：“壁立三朝柱石臣，全从道脉起精神。高文人共推韩柳，稀寿天教颂甫申。”他在政治、教育、社会等方面的独到论述，尤其为人称道，更是经世致用的良言。他了解百姓疾苦，同情劳动人民。他认为做官者应当体恤百姓，礼士爱民，尤当照顾鳏寡孤独，做到轻徭薄赋，政简刑平，赏罚分明，宽猛相济。他说到做到，多年为官生涯表明，他勤政廉洁，节俭躬行，兴贤劝善，德高望重。他说：“当官者以清心寡欲为本，以办事明敏为用，以政简刑平为德，以兴贤助善为功。”他以多年的阅人经历，告知世人“知人”之法：“自古君子易疏，小人易亲，以君子守正不苟合，而小人谀佞以容悦也，故治日常少乱日常多。”对于民心之重要，他也有精辟的论述：“古之圣贤所以万世不朽，以其担当世道挽回人心也。”“学莫大于治心。”“观人心风俗可以知世道，人尚淳厚俗贵勤俭则世道日趋于盛可知，人习巧俐俗习奢侈则世道日趋于衰可知”等。在教育上，他推崇学以致用，学以修德，提倡“文以载道”。他说：“善学者之于文，不以艰深奇奥为工，而以见理明透为尚。”他强调：“变化气质是教人最切要事，能因其气禀清浊材质刚柔而变化之，则愚可明，弱可强。”“宜尚志立品”、“宜务实力学”、“宜尊师择友”，这些精辟的论述，至今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他崇尚程朱理学，强调做人德行居首。一生勤奋俭朴，谦诚恭行， 笃学笃行，意趣淡远。他曾对他的弟子剀切地说：尝爱诸葛武侯：“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二语，讽诵不休。及自入庠登朝以迄归田50余年中，虽目击声色货利，纷华靡丽之物，但从不为之所动。虽为皇帝近臣，数掌文柄，但从未以帝宠或尺书通朝士而于故旧。只常守“淡泊宁静”四字，幸不为其所染而庶几免大咎者，以此试与诸生剀切言之。他的为人、为学、为官，人谓“老成持重”、“德才俱美”，堪称一代醇儒、名臣。

　　他为诗推崇杜甫陶潜，提倡宗经明道。诗风典雅纯正，平实简淡，格律严谨，感情真挚，具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是我国古典诗坛的一枝奇葩。他的诗题材广泛，辙迹所至，皆有诗作，可以说是他一生心路历程的反映。他忧国忧民的诗如泣如诉，催人泪下；咏史劝学的诗，借古咏今，语重心长；感怀记事的诗，平易近人，云淡风清；写景抒情诗的气势磅礴，感天动地。他尤其关注下层民众，百姓疾苦，有一种深沉的恤民情怀。“老农何吁叹？叹为难度生。”“聊以充枵腹，朝夕拌菜羹。”这是他在《老农叹》中的一声叹息；“雨涝四弥月，糜谷空秕糠。草根与树皮，食之多肿伤。十村九无烟，道殣遥相望。……无奈虎狼役，鞭朴扼其吭。四路如张网，何处喊冤鸣？”这是他在《乞妇答》中悲悯情怀；“市粮腾贵价难均，眼见饥民颠沛身。一岁叠荒糠作面，十家九空灶生尘。鸠形鹄面尤为鬼，背井离乡欲乞人。闻道开仓施户口，怎能涸鮒想涎津。”这是他在《不寐》时眼前浮现的饥民生活。晚年时他的诗更加空灵厚重，耐人寻味。《雪后即景》一诗：“晓行望碧空，一片玉玲珑。安得心如此，超于万象中。”景色清幽，境界空远，反映了他静谧淡泊的心境。而《消暑》一诗则直接抒发了他老有所为的乐观精神：“细细熏风拂面吹，衫轻人健影相随。漫云七十便颓废，矍铄犹堪戏水湄。”他撰写的对联虽然存世不多，但所撰之联皆清新明快，涵意隽咏。如这副“夏日游宋园会饮题联”：“亭小偏能邀翠入，山遥尽可送青来。”语言简净，意境开阔，历来为人称道。而他给北京甘肃会馆题写的会馆联：“羲轩故里，河岳根源。”因气势磅礴，充分显示了甘肃之要，让人叹为观止，流传至今。他还十分关心地方历史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晚年归里后，召集学人弟子，编纂《伏羌县志》12卷，因其体例规范，资料翔实，文笔流畅，200多年来，备受研究地方志者所推崇。他一生著述甚丰，著有《日省录》《就正篇》《滇南采风集》《巩氏家范》《归田集》《静虚南北览胜》《主一轩小草并清吟》等书，后由弟子李南晖（通渭县人，雍正十三年举人，官至四川威远知县）整理，编为《朱圉山人集》12卷，于1754年（乾隆十九年）刊行。他一生留下的几百篇诗文，或柔美，或铿锵，或朴实，或清新。那些水墨交织的华彩乐章诠释了一位真正文人墨客的千古风流，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宝库。

　　七

　　回望巩建丰山高水长的一生，他从西北弹丸之地巩家石滩出发，一路披荆斩棘，进入国家最高学府翰林院，而后又进入紫禁城，历康、雍、乾三朝，由翰林院检讨、国史馆纂修、日讲起居注官、乡会试同考官，乡试主考官、詹事府右春坊右中允、翰林院编修，到提督学政、侍读学士、殿试读卷官。“老成持重”，德才俱美，享誉朝野，仅用十余的时间就把一个西北硕儒高华的人品，定格在了紫禁城。然而，仔细算来，巩建丰大半生的时间却在从事教育活动。未弟时，曾在县城柳湖之滨开馆授徒，传道授业，前后将近20年。入仕后，充雍正侍读和日讲起居住官数年，主持过四川乡试，又在云南视学三年，回京后又为殿试读卷官，又施教少年乾隆，前后10余年。致仕后，又在伏羌、秦州讲学，受业门人数百，前后又10余年。在长达40余年的教书生涯中，形成了自己颇为深邃的教育思想，最终成为负有盛名的学者和前清陇上著名的教育家。也为地方留下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尤其是他的教育思想，至今仍有许多可借鉴之处。

　　他的教育思想深受程朱理学的影响，主张学人应一丝不苟继承和实践孔孟之道。他十分推崇明代著名思想家、理学家、文学家，河东学派创始人薛瑄“自朱子后斯道大明，无烦著作，直须躬行”的主张。他说：“学人以诗鸣世，不如以文，文所以载道也。以文鸣世，不如以道，道所以躬行也。”对士子生徒，他十分重视道德修养，强调“德行居四科之首。”他在云南亲自制定的《滇南课士条约》写道：“一宜敦伦修行，一宜尚志立品，一宜务实力学，一宜尊师择友”，要求诸生“文务醇正，勿伤大雅风规；品尚直方，毋近未俗诡过。”他认为师者的首要任务是使受业者学会做人。使其明辨义利，奉法守礼，读书励志，以天下为己任，以修身养性为根本。为师者如果以学生获取功名利禄为要，那是不足取的。他指出：“今教者以讲书启其聪明，以作文发其心思，虽有英俊子弟，不过侥幸功名而已，未见器材之大成者。”如果士子不辨义利，贪图富贵，纵使有经济文章，亦不能成为栋梁之材。为师者要以义理养其根本，以经史畅其枝干。在进行言教的同时，更应当注意身教。他重视启蒙教育。认为要造就栋梁之材，必须从小抓起，如果孩子在“五、六岁时不教以安祥恭敬，任其轻佻嬉戏，不教以食蔬饭衣朴素，而先顺其欲而导之，欲以养成根器，难矣。”他还指出，朱子《小学编》中的“少年登高科”是一大不幸，不是科名的不幸，而是少年的不幸。因为少年血气未定，涵养未深，一旦荣登高科，势必沾沾自喜而失去远大志向，故以取士为荣身之阶的做法并不可取。在教学方法上，他提倡因材施教。认为师者既要对学生一视同仁，又要根据各人的不同情况，多方造就，使其各有所用。他指出：如果“能因气秉清浊，材质刚柔而变化之，则愚可敬，弱可强。”他还说：“圣人之量天地，贤人之量江河湖海，中人以下或沟或洫或浍或川。识有深浅，量有大小，不能强而同也。”也就是说人的素质是有差异的，为师者就应视其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以扬其所长，避其所短。他认为学与问是做学问的两个重要方面。他说：“学问者学于己问于人也。”学问并非是简单的记诵，而关键在于穷其理。故“善学者之于文，不以艰深奇奥为工，而以见理明透为尚。”问必须做到“审问之”。他举例说，“樊迟两问仁，知犹未了然于心，乃见子夏质问焉。可见古人问一端必反覆推酌到底而后已。”他主张读书学习要静心潜修，循序渐进。他告诫生童：“欲向上达，先戒下流。”“勿浪饮酒，勿乐佚游。”鼓励他们“苦中得甘”，“达材可以升堂”。他在《劝学诗》中写道：“学道原从笃志求，莫道世味扰潜修。经书尽有无穷味，童子不帷目不游。”他还说：“古人有言能咬菜根则百事可做，非谓专咬菜根，盖言能受苦者也。”学习上应该有咬菜根的精神。学习乃逆水行舟，“学问不日进则日退”，因此，要不断进取，因循萎靡是做学问的大敌。他曾描述自己晚年的读书生活：“泊归后，每于暇中焚香展书，凝神静虑，求古贤所得力处，然后始悟。”

　　公元1748年（乾隆十三年），巩建丰卒于家中，享年75岁。次年安葬于县城西南旗鼓山祖茔。他病逝后，其门生旧友、乡里父老子弟“莫不走哭陨涕”，吊客过其庐有深痛之若父母者。

　　巩建丰育有三子，长子巩敬辑，雍正元年举人，随父视学云南时，病殁于昆明。次子巩敬绪，乾隆戊午科举人，历任河南林县、封丘、新安、渑池，陕西中部、宜君、洛川等8县知县，人称一代能臣，归里后，又为家乡办了许多好事实事，深受百姓爱戴，后入祀伏羌乡贤祠。三子巩敬授，清朝最高学府国子监生员。

　　1989年，为纪念这位陇上著名的学者，家乡巩家石滩村民集资数万元，在村中修建了“巩建丰纪念馆”。纪念馆为两层土木结构楼阁，雕梁画栋，起脊瓦兽，四门八窗，古色古香。 馆名为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弟弟溥杰题写。馆内还悬有当代著名学者霍松林等名人题写的匾额数面。

　　无声的春雨，缥渺的雨雾，滋润着简朴的巩建丰纪念馆，也滋润着我干涸的灵魂和肤浅的心灵。站立院内，遥望巩建丰的画像，就像遥望家乡那座深邃厚重的朱圉山，我即便用一世的光阴，也无法触摸到你高华的灵魂和渊博的学识。临走时，我对着巩建丰夫妇的画像，深深地鞠了一躬。

　　（王琪，甘肃省作协会员，先后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文化报》、《甘肃日报》、《天津日报》、《读者。乡土人文版》、《丝绸之路》、《华夏散文》、《散文选刊》等100余种报刊发表历史文化类散文200余篇，荣获第27届全国地市报新闻奖、第五届黄河文学奖等奖项，多篇作品收录各类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