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分发挥甘肃特色文化优势 助推丝绸之路经济带黄金段建设

甘肃省丝绸之路经济带黄金段历史文化论坛发言摘登

　　在全省上下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全力谋划2015年工作的关键时期，2014年12月23日至25日，省政府文史研究馆与甘肃行政学院共同举办了甘肃省丝绸之路经济带黄金段历史文化论坛，与会的专家学者在论坛上畅所欲言，就丝绸之路经济带黄金段历史文化建设和发展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见，对于甘肃文化大省建设，进一步发挥文史研究工作促进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独特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现摘登专家学者的部分发言，请广大读者关注。

　　谈谈“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文化建设

　　兰州大学教授 张崇琛

　　将“丝绸之路”由单纯的商贸通道发展为经济带，这是新形势下的一种创举。而“丝绸之路”经济带建立的基础，又是对文化的共同认知。因此，在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同时，也应注意文化带的建设，两者相辅相成，共同发展，效果会更好。基于此，谈两点意见：

　　一是制定规划，统筹考虑，切实加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文化建设。首先，在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同时，也应考虑一些文化项目与之配合。有些文化项目甚至可以先行，如丝路博览会，文艺演出，一些纪念活动，以及不定期的丝路论坛等。文化的交流既是一种心灵的沟通，同时也能创造一定的价值。文化既能“搭台”，也可以“唱戏”。

　　其次，应将国内沿“丝绸之路”的各个城市视为一体，统一规划，既保持其共性，又凸显其各自不同的个性，真正使丝路沿线城市成为一串串璀璨的丝路明珠。这可以称之为“丝路明珠工程”。而这样一来，“丝绸之路”就不单纯是经济区，也不仅是文化区，更成为世界闻名的旅游线路了。这对于文化大省甘肃境内的城市来说，更是展示自己文化魅力的大好时机。甘肃文化具有源头性、多元性及流通性的特点，这一特点也体现于丝路沿线的各个城市。例如天水的始祖文化及石窟艺术文化，兰州的黄河文化、彩陶文化及瓜果之城、牛肉面之城、歌舞之城、读书之城的形象，武威的古凉州文化及葡萄酒文化，张掖的丹霞地貌及山丹的焉支山遗址和马文化，酒泉的卫星发射基地及嘉峪关的长城文化，还有敦煌的莫高窟及举世闻名的敦煌学等，都各具特色，并能作为丝路明珠而大放异彩。

　　再次，要大力发展具有鲜明“丝绸之路”特色的文化产业。除了各种“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基地及园区外，在旅游产品方面，也可以大打“丝绸之路”牌。台湾故宫将“翠玉白菜”做成了各种各样的小型挂件、饰品，很受旅游者的欢迎。我们也可以将铜奔马做得小一点、精致一点，做成各种可以佩戴的饰物或徽章，并注明是国家旅游标志，其销路也会很好的。还有武威磨嘴子出土的汉代王杖(即鸠杖)，是汉代朝廷赐与70岁以上老人的，是中国古代最典型的敬老爱老的实物资料。同时还出土有《王杖诏令册》，其中规定：“年七十以上授王杖，比六百石。”什么意思呢？就是持此杖的年七十以上的老人，可以享受略低于县令的待遇(县令七百石)。如能将其复制(质量可以做得好一点)，并刻上《王杖诏令册》中的一段话，又有哪个老人会不买呢？

　　二是对河西走廊地区的丝路文化建设提几点具体建议。“丝绸之路”黄金地段在甘肃，而河西走廊地区则是黄金地段中最神奇且又最富文化魅力的一段。为此，我建议：

　　1.树立“河西走廊最窄处”标志碑。河西走廊对于东部的中国人乃至许多外国人来说，都具有某种神秘性。其间最窄处只有十几华里。建议在最窄处立一标志碑(或塔)，并辅以对河西走廊的相关介绍，这对旅游者乃至向往河西走廊的人们来说无疑会极具吸引力。

　　2.大黄山(焉支山)的文化开发。大黄山又名焉支山、燕支山，位于山丹县境内。隋大业五年(公元609年)六月，隋炀帝曾亲临此山主持西域二十七国交易会(观礼者达三十余国)，可称兰洽会的前身。为了再现“丝绸之路”的经济、文化交流盛况并发扬这一传统，可否在原址建成一个文化园，并定期举办一些纪念活动？又，用此山盛产的红蓝所制作的胭脂，当年曾深受匈奴妇女的喜爱。今天可否大量种植，并开发出一种化妆品名牌，直接推向中亚诸国？

　　3.在武威建设唐城。唐代的凉州城(今武威)十分繁华。所谓“凉州七城十万家”(岑参诗)、“车马相交错，歌吹日纵横”(温子升诗)，便是对盛唐时期凉州城的真实描绘。“十万家”约有人口50万，与南宋时期的临安城差不多。开封、杭州都已建有宋城，武威自然也可以建唐城。而武威唐城主要应显示其唐代文化特色。如酒文化方面，可以将凉州城打造成中国葡萄酒的起源地及葡萄酒文化的代表性城市之一。葡萄与葡萄酒汉代先由费尔干纳盆地传到凉州，然后才由凉州推向全国。到了唐代，葡萄酒已成为凉州的名片。所谓“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王翰诗)的唐诗名句，即是对凉州葡萄酒文化的生动写照。再如音乐舞蹈方面。从唐诗的描写来看，唐代凉州城中不但西凉乐盛行，而且胡腾舞、胡旋舞、狮子舞等表演也十分普遍，并出现了一些专业的舞蹈演员(胡腾儿)。这些音乐舞蹈多带有中西交融的文化特色，完全可以在武威唐城中再现。

　　最后，还可以考虑在唐城中建立“丝路名人馆”。丝路名人既是“丝绸之路”的开拓者、见证者，更是丝路文化的承载者与传播者。纪念丝路名人是弘扬丝路文化的重要一环。入馆者可不限于唐朝。人物应有塑像，并辅以必要的介绍资料。

　　略论甘肃为丝绸之路的“黄金路段”

　　西北师范大学教授 李并成

　　为什么说甘肃是丝绸之路的“黄金路段”？

　　甘肃位居丝绸之路的枢纽地带，是世界上四大文化体系的汇流之区。丝绸之路贯穿甘肃全境，其主干线在甘肃东西绵延长达1600多公里，约占其全程总长度的1／4。从甘肃的地理位置来看，位处东亚与中亚的结合部，是我国东中部腹地通往西北地区乃至西方各国的天然走廊和必经孔道，是从陆上将世界上四大文化体系联结起来的区域，在世界文化地图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甘肃是我国率先对外开放的地区，河西走廊为我国走向世界的第一条通道。我国历史上的对外开放，可追溯至2100多年前的张骞出使西域。限于当时的交通条件，对外开放的主要方向是向西开放，向欧亚大陆开放，即沿着丝绸之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甘肃因之每每得风气之先。

　　甘肃许多城市都是因丝绸之路的开通而兴起，随丝路的盛衰发展而兴颓，一些城市也因之成了丝路沿线重要的节点重镇，乃至成为国际性都会。

　　甘肃是享誉遐迩的文物大省，是丝路古道上保存各类文物最丰富、文物价值最高的省区之一。目前全省拥有世界文化遗产多达7处，彩陶、岩画、长城、石窟、简牍、古代文书及艺术品、古遗址、古建筑、古墓葬等，争奇斗胜，不胜枚举。

　　甘肃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规模壮观的石窟走廊和艺术长廊，成为丝绸之路辉煌艺术成就和历史文化的杰出代表。莫高窟、麦积山、炳灵寺、榆林窟、马蹄寺、北石窟、南石窟、天梯山、云崖寺等50多处石窟群、2500多座洞窟、16000余身造像、56000余平方米壁画，灿若繁星，辉耀于丝路古道上。无论从石窟群和石窟的数量，所存造像、壁画的规模，还是从其艺术、历史价值来看，不仅在国内无有可及者，在世界上也难有其匹。甘肃还保存了如拉卜楞寺、张掖大佛寺、武威白塔寺、泾川王母宫等古丝路上一批艺术和历史价值极高的寺观庙宇，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甘肃是我国近代四大文献考古发现的两大奇观——敦煌遗书和汉代简牍的出土地，是最能代表丝绸之路学术成就的举世瞩目的国际性显学——敦煌学、简牍学、西夏学等的故里。甘肃的古代文化曾几何时还能独领风骚，为丝绸之路的历史发展做出特殊的重要贡献。甘肃在丝绸之路古代科技上占有突出地位，保存了许多极为重要的文献和图像史料。甘肃为丝路沿线非物质文化遗存相当丰富的地区，许多为世界级品牌，如花儿已进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甘肃是丝绸路上世界文化遗产万里长城所经的重要路段和现存长城长度最长、保存遗迹最多、最具代表“长城文化”的地区。甘肃也是古丝路上古城遗址保存数量最多(500余座)、类型最复杂、时代序列最齐全、出土物相当丰富的地区。甘肃境内的古墓葬、墓群很多，有的品级颇高，为古丝路上的又一奇观。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地、河西魏晋壁画墓群、张家川马家塬战国墓群等驰名遐迩。

　　甘肃历史上向为屏蔽关中、中原的门户和中央王朝势力强盛之时向西发展的重要根据地，甘肃大地以其强有力的军防建设、坚实的农牧业基础，为丝路的长期运行和繁荣稳定作出历史性贡献。

　　甘肃历史上是祖国许多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舞台，多民族的共同开发建设，赋予甘肃历史文化多元的内涵和民族浑融的斑斓色彩。甘肃也是丝绸路上诸多民族频繁往来、交流、聚集之地，文化特色上表现出鲜明的开放、多元的风格，甘肃历史文化因之发展成为古丝绸路上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生动缩影和典型例证。

　　浅析甘肃文化强省发展思路

　　甘肃行政学院教授 周静茹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陕西、宁夏和新疆GDP占全国的比重呈上升趋势，甘肃和青海呈下降趋势，甘肃尤甚。有学者认为甘肃处于“区域经济发展甘肃塌陷带”，其经济在总量和结构上都难以依托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的优势。国家2013年相继推出“甘肃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及“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等一系列政策，就为甘肃指明了一条“经济欠发达但文化资源富集地区科学发展的新路子”，集中体现了国家对甘肃发展的“文化强省”战略定位。

　　二、甘肃历史文化特点

　　丝绸之路不仅是古代东西方经贸交流的通道，也是自古以来多民族文化融通交汇之地。甘肃历史文化是一座多民族、多宗教的多元文化特色交融荟萃的绚烂宝库，文化强省思路离不开甘肃的少数民族及其民族文化。从甘肃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所划定的三区来看，陇东南文化历史区有着鲜明的道教色彩，河西走廊文化生态区以佛教文化为特色，而兰州都市圈文化产业区建设中，少数民族特色餐饮、民族及宗教文化博物馆及民俗风情旅游都将成为引领都市文化向更高层次发展的亮点。

　　三、文化强省所存在的问题

　　(一)经济与文化领域协同发展问题。从整个社会领域看，以追求经济效益为目的，过于宽泛和随意地使用文化，会对文化健康发展产生诸多侵害。

　　(二)文化领域内部发展问题。文化发展既包括文化产业化，也包括文化事业的发展。经济发展大背景下的产业化发展道路，会使一些无法直接或者不宜进入经济领域的文化内容被边缘化。尤其是文化创作、整理与研究、少数民族教育等文化公共服务事业，需要政府层面介入，通过政策和财政使其发展得到保障。

　　四、解决的思路

　　(一)细致调研，提供咨询。对民族文化进行挖掘和整理是一项需要大量投入人力和物力的系统工程，也是一项基础性工作，需要精心设计、细致调研，从而为政府提供全方位、有价值的咨询。

　　(二)发掘亮点，突破“塌陷”。甘肃省的历史文化绚烂丰富，现代文明同样异彩纷呈，但大都还“养在深闺人未识”。这就需要依托民族地区文化资源优势，充分尊重民族文化、发挥当地民众的主体性，规范行业标准，走创意产业化道路。

　　(三)戒骄戒躁，培育优先，关注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民族文化需要发展和创新，但更需要传承和保护。在利益优先的市场化过程中，为民族文化中较脆弱的文化内容和“曲高和寡”的文化现象，创造一个宽容的成长空间，避免改头换面、难以为继。

　　五、结论

　　甘肃的文化强省战略，要以政治性与价值体系相统一的原则，历史性与时代性相结合的审美标准，以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为平台，统筹全省文化资源和生产要素，展现甘肃文化的独特价值与魅力，坚定地走以文化繁荣促进政治进步、社会和谐以及经济发展的道路，实现甘肃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和甘肃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河西走廊是连接东西方文明的桥梁

　　兰州大学教授 樊保良

　　所谓丝绸之路东段，是指从长安西面的开远门出发，进入甘肃境内西行止古阳关或玉门关。

　　由陕西进入甘肃，虽有几条路线，但都并入了河西走廊。刘满先生《河陇历史地理研究》一书，对比考察分析得很详细准确。他指出：“丝路东段有北线、中线和南线之分，但是到了甘肃河西地区以后，因为河西走廊的缘故，几条道路又合而为一。因此，丝路东段的交通路线，实际上就是长安到河西走廊的路线。”北线从长安经由乌兰县(景泰县城五佛乡沿寺村)到凉州，此路线古人称之为乌兰路；中线从长安经由秦州(天水市)到凉州，此路线古人称之为秦州路。南线从长安到临洮到河州(临夏市)，渡黄河到鄯州(青海乐都县)，再由鄯州西北行，翻越祁连山到甘州(张掖市)。三条路线在河西走廊会合，形成交通枢纽。

　　这条纽带，紧密联结着中国内地汉族人民与边疆各少数民族人民的共同利益，同时也联结着东西方各国、各地人民的利益和友谊。可说是名副其实的“东西方文明的桥梁”，也是东西方经济联系的大纽带。

　　河西走廊或称“河西道”与其北面“居延道”、南面的“青海道”(称“羌中道”)，以至在张骞“凿空”之前就已存在的草原丝路相比，在海上丝路兴起之前，始终是丝绸之路的主干道。这是因为：首先是农业经济较发达。汉朝政府自击败占据河西走廊数十年的匈奴奴隶主贵族势力，设立河西四郡以来，即开始了对河西走廊的经营治理。实行移民实边，兴办屯田。初期屯田的目的主要是为解决自身的军粮供给，并供应来往行人，后来逐渐发展农村和城镇，成为新兴的农业区，参与屯田的人，有的是曾在边疆从事过开荒种地的人，有的是移居的内地农民，西汉时期在河西地区屯田的人数，约计数百万。并且很重视兴修水利，灌溉农田，政府经常以数万、数十万的劳动力送到边疆挖渠引水，资金和生产工具都由政府提供。同时设置田官，负责管理民屯和军屯，使河西地区成为“谷籴常贱”“畜为天下饶”的农牧业发达地区。

　　为保障丝绸之路畅通，西汉政府在河西走廊沿途“设馆置驿”，“自酒泉列亭障至玉门”，“自敦煌西至临泽往往起亭”，以保障食宿和交通工具。其后又设置西域都护府，驻守军队，保证丝绸之路的畅通和安。

　　汉朝政府的经营和保护措施，使来往商旅不仅食宿和交通工具得到保障供应，生命财产安全也得到有力保护。因当时青海道、居延道、草原道等尚无这些保障，河西道无疑成为丝绸之路东段的主干道了。唐朝在西域设置有都护、都督府、州、县等一系列军事行政机构，加强了内地与西域边疆以及更西地区的统一管理和联系，使河西走廊成为名副其实的丝绸之路交通枢纽，这条丝绸之路东段的主干道更加畅通了。

　　河西四郡建置与丝绸之路繁荣

　　甘肃省政协委员、省台联副会长 杜擂升

　　从考古和文献记载看，内地与西域经济文化的交流早在殷周时代就已开始，但丝绸之路的畅通与繁荣，则从西汉政府在河西建置酒泉、张掖、武威、敦煌四郡开始。

　　西汉时期，汉两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与中亚各国建立政治关系，同时，在派霍去病西征击败匈奴后，建置了河西四郡。此后历经隋唐至元代，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丝绸之路沟通了亚、欧、非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河西四郡建置对丝绸之路贸易走廊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尤其对河西的开发，不仅加快了农业区与游牧区的融合以及汉族与少数民族的交融，而且对陆上丝绸之路的畅通与繁荣产生了深远影响。研究历史，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其重要的历史价值和历史启示。

　　公元前3世纪，秦统一了长城以南的农业区，秦汉之际，匈奴冒顿单于统一了中国西北方的游牧区域，同时统辖天山以南诸农业国。

　　西汉初年，汉与匈奴的管辖区域均以长城为界。当时汉王朝所管辖的农业区，经常受到长城以北和长城以西的匈奴和西羌的骚扰，面对无力抗击的匈奴骚扰，西汉政府始终采取“和亲”和防御对策。但随着汉武帝时期，经过数十年的休养生息，经济恢复，国力强大。尤其是有了一支强大的骑兵，并涌现出了卫青、霍去病等优秀将领，汉武帝停止了和亲政策，开始对匈奴的军事冲突采取了反击措施。

　　汉武帝两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西汉逐渐完成了联合乌孙与天山以南的各农业国共同抗击匈奴的目的，同时削弱了匈奴的势力，开始建立汉与天山南北以及中亚诸国的友好关系。

　　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霍去病二次西征，攻至祁连山，歼灭匈奴三万余人，同时打通河西走廊。据《汉书·张骞传》所载，从此“金城、河西并祁连山至罗布泊空无匈奴。”汉武帝遂在河西移民屯田、列亭，逐步设立郡县，全面加强了对河西的统治。自此，长城以北、以西大片游牧区逐渐变成农业区。

　　总体来讲，西汉通过屯垦戍边和移民开垦政策，使河西四郡的人口从28万余人增加到50余万人，把河西由游牧区改造成为农业区，扩大了我国一大片农业区与两大片游牧区在经济文化上的联系。不仅把中原与天山以南的老农业区连接了起来，而且还把中亚、西亚的农业区也联系了起来，促成并畅通了丝绸之路最为重要的通道。并在扩大了汉朝对西域的政治经济影响的同时，促进新疆统一于汉朝。

　　河西四郡的建置以及贸易走廊的畅通，不仅对巩固西汉对边疆地区的统治，促进中国与西方各国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丰富中国与西方各国的经济文化生活，特别是对丝绸之路繁荣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嗣后,经历隋唐时期道路运输和贸易范围扩大，丝绸之路达到鼎盛景况，后又经历代发展至元代开通亚欧大陆桥，丝绸之路为世界文明和进步建立了辉煌的功绩，至今仍然在经济社会、民族团结和两个共同发展以及城镇化建设、维护稳定等诸方面都产生着重要历史启示。

　　“断匈奴右臂”战略与丝绸之路

　　兰州大学教授 刘光华

　　中西交通即人们常说的丝绸之路，在汉武帝以前就客观地存在着。而作为政府行为却是从汉武帝时开始的，这与汉武帝“断匈奴右臂”战略有关。

　　汉武帝即位不久，决心解除匈奴的威胁。他从匈奴俘虏口中知道“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遁而怨匈奴，无与共击之。”于是派张骞出使西域，联络月氏，共击匈奴。月氏原住河西地区，被匈奴打败后西迁伊犁河流域。前138年张骞奉命西行，他一出陇西，就被匈奴抓获。他在匈奴生活了十年左右，后来西逃，辗转到了大月氏。这时大月氏已经迁居大夏(今阿富汗境内)。由于新居地“地肥饶，少寇，志安乐，又自以远汉，殊无报胡心”，张骞因此没有完成任务。回国途中，他又被匈奴抓获，趁匈奴内乱再一次逃出，于元朔三年(前126年)回到长安。张骞第一次出使达13年之久，回国时汉匈战争已经打了7年。

　　张骞回到长安，向武帝汇报了西域的见闻：“骞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传闻其旁大国五六，具为天子言其地形、所有”。“所有”专指所产的“奇物”，如“蒲陶诸果”“封牛”“汗血马”“一封橐驼”“璧琉璃”等汉朝没有的东西。

　　元狩二年(前121年)汉军攻占河西。张骞再次回答武帝的询问时，谈到了匈奴与乌孙矛盾，提出了“断匈奴右臂”战略：今单于新困于汉，而昆莫地空。蛮夷恋故地，又贪汉物，诚以此时厚赂乌孙。招以东居故地，汉遣公主为夫人，结昆弟，其势宜听，则是断匈奴右臂也。既连乌孙，自其西大夏之属皆可招来而为外臣。

　　张骞从乌匈矛盾出发，提出先招乌孙东居河西故地；再与其和亲，结为昆弟；并通过乌孙再“招来”其西大夏等国归汉。这就是张骞提出的“断匈奴右臂”战略。

　　汉武帝接受了张骞的建议，并且派他再次出使西域。张骞率领庞大的使团，且“多持节副使，道可便遣之旁国。”途中很顺利。但乌孙贵人“皆不欲徙”，对汉朝也表示不了解。所以张骞“不得其要领”而还。不过在乌孙期间，张骞“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阗、及诸旁国。”他回国时，乌孙“乃发使送骞，因献马数十匹报谢。”“后岁余，其所遣副使通大夏之属者皆颇与其人俱来，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

　　联络乌孙虽未成功，但汉武帝及其后的昭帝、宣帝对实现“断匈奴右臂”战略的努力未曾停顿。第一，大力开发河西走廊，隔绝匈奴与羌人的联系，使河西成为汉匈在西域斗争的后勤供应基地和军事桥头堡；第二，对匈奴进出西域的战略通道车师，不仅派兵屯田，还与匈奴进行了五次争夺，车师终于归汉；第三，交好乌孙，等来了乌孙主动要求“结婚内附，畔去匈奴”，汉乌接成了军事同盟，严重打击了匈奴。“断匈奴右臂”战略实现。匈奴统领西域的日逐王“率其众数万骑归汉”，标志着匈奴势力退出西域。汉朝遂设置西域都护府，管理西域事务。

　　张骞通西域的目的，是联络西域国家，孤立并战胜匈奴，这一目的达到了。然而出人预料的，是汉朝与中亚、西亚各国建立了联系， “使者相望于道。出现了一条中西交通的大动脉。它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则表现在改变了中国的宗教生活、经济生活、文学哲学生活与艺术生活以及民族成分等等。在今天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中，它必将焕发出青春，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由出土古纸看造纸的起源

　　西北师范大学教授 赵逵夫

　　过去说蔡伦发明了造纸术，并不确切。据《后汉书·蔡伦传》，蔡伦“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奏上之”，时为公元105年。事实上大汉王朝建都长安之时已有纸。《汉书·孝成赵皇后传》记元延元年一事说：“箧中有裹药二枚赫蹄书……”汉末应劭注：“薄小纸也。”《三辅旧事》中记武帝时江充对卫太子说：“上恶大鼻，当以纸蔽鼻而入。”又《后汉书·贾逵传》载，汉章帝给贾逵与其学生“各简、纸经、传各一通”。李贤注“简纸”：“竹简及纸也。”事在建初年(76—83)，也在蔡伦之前。

　　其次，大半个世纪中发现了不少西汉时代的古纸，而且全是麻纸：(一)1933年在新疆罗布淖尔发现麻质古纸，同时出土的有汉元帝时木简。(二)1942年在居延额济纳河东岸发现一张被揉成团的纸，上书写七行五十字。时间在汉和帝永元年间。(三)1957年在陕西西安出土的灞陵纸88片，年代不晚于汉武帝时。(四)1973年在居延县肩水金关出土麻纸。一件与汉宣帝甘露年木简共存，一件出土于汉平帝以前的地层。(五)1978年在陕西扶凤中颜村出土汉宣帝时的三张麻纸。(六)1979年在敦煌市马圈湾西汉烽燧遗址出土麻纸五件八片。(七)1983年在广州南越王墓出土古纸碎片。(八)1986年在天水市放马滩出土的古纸碎片，其上绘有地图，年代在西汉初年，是目前发现时间最早的古纸。(九)1987年在兰州市伏龙坪出土两块东汉时代的纸，一块上写有四十来字，一块上写有六十余字。(十)1991年在敦煌甜水井汉代邮驿悬泉置遗址出土麻纸汉代文书9件，其中有武帝、昭帝时期的3件，一张上写有几种药名。另一张上也有字。(十一)悬泉置遗址还出土麻纸460余件，从汉武帝至东汉初的都有。(十二)1992年在四川绵阳市涪城区古墓发现古纸残片。(十三)1998年在敦煌小方盘南侧废墟中发现麻纸残片，其中一片为书信残片，汉成帝时之物(另1974年在武威旱滩坡出土麻纸碎片，时在东汉晚期，不计)。

　　以上出土古纸值得注意者：(一)全是麻纸。(二)其中十一处在西北，且均在丝绸之路上；一处在古蜀道上。(三)其中八次发现于甘肃和甘肃内蒙交界处，两次在西汉都城长安和长安以西的扶风。长安以东再无发现。(四)时代最早，纸的质量较高的出土于甘肃南部天水放马滩。(五)有的上面写有文字、或绘有图，说明西汉时纸已成为文化信息传播的工具。

　　由以上五点可以肯定：(一)蔡伦之前已产生了纸，只是较薄，面积小，只用于长途携带的书信、地图之类上。(二)史书言蔡伦发明了造纸术，是蔡伦改进了造纸的方法。宋初的苏易简《文房四谱·纸谱》中说：“汉代已有幡纸代简而未通用，至和帝时，蔡伦字敬仲，用树皮及敝布、渔网以为纸奏上，帝善其能。自是天下咸谓之蔡侯纸。”这个看法是正确的。(三)造纸最早是起于西北；就目前所发现而言，靠近天水者产生最早，质量最高。(四)绵阳古纸，应是由蜀道向南带去的陇南古纸。由此可以断言：最早产纸的地方应在都城长安以西即《汉书·地理志》所谓“山多林木”的“天水陇西”之地。

　　陇南的西和、礼县、武都、成县交界之处的西汉水流域，自古为产麻纸之地，这有其地理、历史方面的原因：(一)多森林，构树也多。(二)所产麻及麻布在古代很出名，成为给朝廷的赋贡。《元和郡县志》“成州条”载：“赋：布、麻。”“秦州”条引《唐六典》：“陇右道厥赋布、麻。”这里的“布”应指麻布，因为棉花是在公元七世纪即唐代前期才由印度引进，当时还未十分普及。(三)地处丝绸之路东段，北距天水不是很远，汉唐时期是古都长安人力、物质资源供给地。(四)当蜀道西线的北端，为茶马古道。诸葛亮六出祁山、杜甫入川皆由此路。(五)当西汉水上游，水上交通方便。(六)唐代以前在汉族之外文化发展水平最高的少数民族氐族从东汉末年起以这里为中心建仇池国，前后仇池国共234年。西晋初年杨茂搜率部落还保仇池，“关中人士奔流者，多依之，茂搜近纳抚接。欲去者，则卫护资遣之。”至刘宋初年，又是“四方流人以仇池丰实，多所依附。”这一带有过在一段繁盛时期。(七)汉唐时上禄县在其东北部。《后汉书·党锢列传》载：“光和二年，上禄长和海上言。”唐李贤注：“上禄县，属武都，今成州也。”《水经注·漾水》载龙门水(石峡河)“又南迳龙门戍东，又东南入洛溪水，又东南迳上禄县故城西”则此上禄在西高山东南侧的六巷河东岸。此为后秦的上禄县遗址。上禄之最后遗址在西和县六巷乡的上六巷。“上六”之“六”旧读“陆”，与“禄”音同。言其为“巷”者，留有街巷旧迹。其地有中元寺、上元寺、下元寺旧址，至今存木构彩桥一座，上有廓房，建筑精致。可见至明清时代仍留有旧迹。

　　由于以上这些地理、自然状况和历史方面的原因，使以西汉水为纽带、以仇池山为中心、先后以丝绸之路、古蜀道和仇池国为依托，以上禄县城和纸坊镇为门户的几个地方，从很早起形成麻纸生产之地。

　　历史上生产麻纸的地方集中在今西和之大桥、西高山、蒿林、太石河、石峡一带基本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降水量足，无霜期长，多成片的森林。其次，全在西汉水流域，有着靠山依水的地理特征，采集原料和加工均方便。再次，当西和、礼县、成县、武都交界处，水路沿汉水下至略阳、汉中，陆路沿蜀道上至天水、宝鸡，具备销售、发货的最佳条件。

　　由于宋元以来这些地方属于偏僻地带，改良进程缓慢，所以仍保留了手工制作的较原始的工艺。过去西和麻纸用构树皮和所收烂麻织物两类原料制作，与蔡伦造纸的材料一样。现西和全部用构树皮，但名称沿袭历史上的叫法，还叫“麻纸”。

　　在这一片地方的东面有“纸坊镇”(原归西和，1955年划归成县)。就今天所能见到的史料看，陇南纸坊镇地名的产生在明代以前。甘肃学者胡缵宗嘉靖二十三年撰《纸坊建行台记》一文中言及拟在“礼之纸坊镇”建行台，说明纸坊镇在明代之时已是一个颇兴盛的一个集镇(当时属礼县)，是麻纸的集散地。

　　西和县今存用麻纸所写东西有：明万历年和清代康熙、乾隆时期的十七种皮影戏抄本、嘉庆二十年契约及道光、同治、光绪年戏本、地契、收据等。

　　前辈学者劳干、潘吉星都著文论造纸术起于西汉时，但未论及大体起于何处。我是在分析近百年来出土古纸分布的基础上，从一路(丝绸之路)、一道(蜀道)、一水(西汉水)、一山(仇池山)、一国(仇池国)、一城(上禄县城遗址)、一镇(纸坊镇)的交汇和联系上进行综合分析，提出以上看法，希望得到学者们的批评指正。

　　大力发展甘肃特色优势文化产业

　　甘肃行政学院教授 王 伟

　　特色优势文化是经过长期历史发展的积淀而逐渐形成的，具有一定的连续性、独特性和可识别性，反映了特定区域的人文历史，形成了与其他地区文化相区别的人文特色。特色优势文化产业是具有极强区外辐射力和影响力的区域特色文化产业，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扩大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影响，亟待加快特色优势文化产业的发展。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甘肃黄金段建设，迫切需要特色优势文化产业的支撑。

　　改革开放36年来，甘肃经济社会保持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经济实力和经济总量大幅提升，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2013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达到6268.0亿元，比上年增长10.8%。文化产业实现增加值105.8亿元，比上年增长35.6%，占生产总值的1.7%。甘肃正处在快速发展的重要时期。但是，也面临许多困难和问题，与全国的差距仍在拉大。这就要求我们在加快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党的建设等五大建设的同时，要扬长避短，发挥优势，把甘肃由文化资源大省转变成为文化大省，提高文化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和支持率。

　　甘肃加快培育特色优势文化产业，具有人文基础、资源基础、经济基础、发展基础和规划基础。但同时也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人口文化素质偏低，二是文化发展投入不足，三是文化产业总量偏小，四是文化产业人才短缺，五是总量小单位规模小。

　　大力培育甘肃特色优势文化产业，不仅有利于甘肃提升文化产业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加快发文化产业，而且有利于打造招商引资的综合平台、打造国际化的华夏文化展示窗口，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甘肃黄金段发展。一是要千方百计增加投入。要采取一切措施，来增加对文化产业的投入，通过项目带动、投入拉动进而推动甘肃省文化产业的发展。二是要强化产业人才培养。各级政府和文化管理部门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文化产业人才培养工程，要努力形成一支适应文化现代化建设需要、结构合理、业务水平高的复合型文化产业人才队伍。三是着力打造特色品牌。要树立品牌意识，精心打造甘肃特色优势文化产品，使资源优势变为经济优势来提升文化产业的综合竞争力，从而促进甘肃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拉动甘肃经济持续增长。四是营造文化发展环境。以文化体制创新工程为基础，积极推进经营性文化单位面向市场转企改制，建立有序竞争的文化市场体系，强化政府监管监督职能。五是打造特色文化产业体系。以文化产业发展规划为引领，着力优化调整文化产业结构与空间布局。围绕丝绸之路文化发展带、以始祖文化为核心的陇东南文化历史区、以敦煌文化为核心的河西走廊文化生态区、以黄河文化为核心的兰州都市圈文化产业区，着力优化调整文化产业的空间布局，促进优势产业向规模化、集约化方向发展。以文化产业园区(基地)、龙头企业为抓手，提升文化产业规模与层次。以文物保护、大遗址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历史文化名城名镇保护、民族文化传承、古籍整理出版、红色文化弘扬等板块的文化项目为载体，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和文化惠民工程建设。

　　丝绸之路名实论

　　敦煌研究院研究员 李正宇

　　当世界被浩渺无际的海洋分隔不通、各自闭塞的时代，亚欧大陆已率先开出沟通文明的漫长通道，它就是被称作洲际文明大动脉的“丝绸之路”。

　　《逸周书》载商汤命伊尹作《四方令》，制定了从西方、西北方昆仑、空同、大夏、莎车、匈奴、楼烦、月氏、犁等国进口丹青、白旄、神龟、、白玉、野马、、、良弓等物，表明商朝初期已经有了被后世称为“丝绸之路”的中西交往通道。公元前8世纪成书的《旧约·以赛亚书》第49章说：“我必使众山成为大道，我的大路也被修高。看哪，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从西方来，这些从希尼来。” “希尼”是古代西亚对中国的指称，“圣经公会”1919年中译本就直接译作“秦国”，表明2800年前西亚与中国已有交往。只是我们还不知道那时这条通道叫什么名称，迟至自西汉张骞通西域后，才有了“西域道”一名。19世纪，德国地理学家李希特霍芬鉴于中国丝绸通过此路广销中亚、西亚及欧洲，于是把这条道路称做“丝绸之路”，此后这一名称被沿用下来，约定俗成。然而“丝绸之路”一名由于名实理解出现参差，引起若干误解，有必要加以辨明。

　　其一，“丝绸之路”不仅只是中国“丝绸”单向输出“之路”，而是沿途各国双向交流，互利共赢之路。沿途相关各国，不仅输入中国的“丝绸”，还输入中国瓷器、茶叶，火药等等；同时，中国也输入西方诸国的天马、狮子、孔雀、鸵鸟、琉璃、香药、葡萄、大蒜、苜蓿、石榴等等。可见这条交通大动脉并不单是“中国丝绸”出口之路，同时也是中国及西方诸国异物输出之路；这条道路给沿途诸国带来的是互利共赢，而不是中国专利独赢之路。

　　其二，“丝绸之路”一般认为东起长安，或又向东延伸到洛阳；向西，则经过新疆达地中海。其实，《汉书·地理志八下》载汉平帝时，王莽曾遣汉使到达“已程不国”。历史地理学家考证，已程不国即今非洲的埃塞俄比亚。那么这条交通大道还延伸到非洲。再者，佛教传入中国后，又东传到高丽，再由高丽东传到日本。那么这条交通大道又向东延伸到高丽、日本。近年在墨西哥发现多起中国古代遗物，如中国古代石锚，甚至见有“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唐诗石刻。如此说来，这条交通大动脉更向东延伸到南美洲，是一条贯穿亚、欧、非、美四大洲的洲际交通大动脉。

　　其三，“丝绸之路”又不仅只是商品物流之路，同时也是相关各国精神文明、意识形态交流之路。例如中国的指南针、火药、造纸术、印刷术以及汉文、汉籍传入西方；西方的佛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天竺乐、龟兹乐、胡旋舞、幻戏、梵文、粟特文、婆罗迷文、突厥文、希伯来文、阿拉伯文传入中国，并不具有“商品”形态，都属精神文明及意识形态范畴；“丝绸之路”名人如中国的张骞、甘英、朱世行、法显、宋云等人，西域等国的伊存、迦叶摩腾、安世高等人，波斯人阿罗本、卑路斯、拂多延，日本僧海空、圆仁，尼泊尔人阿尼哥，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利玛窦，葡萄牙人鄂本笃等人，他们的事业和活动，并不表现为“贩货兴利”，不属商业活动，却显示着意义深广的精神文明及意识形态方面。由此可见，“丝绸之路”不止是“商道”，它实在又是古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全方位沟通交流之路。西方学者常将“丝绸之路”视为“商道”，未免以偏概全。

　　略论丝绸之路对唐代文化发展的影响

　　西北民族大学教授 陈自仁

　　一、丝绸之路对唐代音乐发展的影响

　　首先，大批的西域音乐人才沿丝绸之路进入内地，对唐代音乐的繁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其中影响较大的有龟兹作曲家白明达、安国筚篥演奏家安万善、康国琵琶演奏家康昆仑、史国筚篥演奏家史敬约、疏勒琵琶演奏家裴神符、于阗笙演奏家尉迟璋，以及来自曹国音乐世家的曹保、曹善才、曹纲祖孙三代等。这些著名艺术家，有的善长作曲，有的善长表演，有的善长乐器制作。他们在长安等地，各施其才，各展其能，为唐代音乐的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

　　其次，大批西域音乐艺术家沿丝绸之路来到内地，不仅繁荣了内地的音乐表演，而且推动了内地的音乐创作。唐太宗贞观十六年(642年)，宫廷演奏的乐曲，定为十部乐，其中七部是来自于西域的乐曲，或是在西域音乐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乐曲，由此可见西域音乐对大唐音乐发展的影响。

　　再次，大批西域音乐艺术家沿丝绸之路来到内地，带来大量西域乐器，彻底改写了中国乐器发展的历史。大量西域乐器传入内地，不仅增加了音乐的表现能力，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还让人们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激发了人们的创作热情。特别是对姊妹艺术诗歌的创作，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唐代不少诗人的创作灵感，就来自于这些乐器及其音乐表演。

　　二、丝绸之路对唐代舞蹈发展的影响

　　唐代宫廷中经常举行盛大的乐舞演出，其中兴庆宫沉香亭的乐舞演出，常常通宵达旦。每次演出，来自西域的乐舞总是占据主角位置。这种演出在玄宗朝尤为兴盛。唐诗中有不少这方面的记载。如白居易《胡旋女》，张祜的《春莺啭》，元稹的《西凉伎》，白居易的《西凉伎》，李端的《西凉伎》，等等。从这些诗歌中可以看出，来自西域的舞蹈和舞蹈艺人，已经渗透到了唐代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

　　沿丝绸之路传入内地的舞蹈，成了唐代文化的组成部分。特别是大批外来艺人聚居长安等地，世代以艺术表演为业，有的人甚至与当地人结合，娶妻生子，成了传播外来文化的种子，对丰富和发展唐代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丝绸之路对唐代服饰发展的影响

　　历史上，中原地区多次兴起胡服热。不过，唐代流行的胡服与历史上所说的胡服有很大的区别。历史上所说的胡服，主要是指古代北方各少数民族的服饰；唐代流行的胡服，大都由丝绸之路东传而来，以西域各国各民族的服饰为主，其中印度、波斯的服饰占主导作用。

　　一个时代的服饰，总是受一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胡服在唐代的盛行，与唐代社会的开放和丝绸之路的通畅密不可分。是唐代社会的高度开放，保证了丝绸之路的持续通畅。丝绸之路的持续通畅，吸纳了更多的外来服饰文化。

　　总之，沿丝绸之路传入内地的音乐、舞蹈和服饰，对唐代文化的多样化，对社会心理、价值取向和审美行为，乃至于整个社会的多元化，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这一影响，一直延续到了后世，至今还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全力推进甘肃创意文化产业发展

　　甘肃行政学院教授 王俊莲

　　一、文化创意产业已渐成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主导方向

　　按照中央和省委加快文化产业发展的总体部署，甘肃先后制定实施了一系列鼓励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从“3341”项目工程实施到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以文化创意为内核，促进传统文化产业转型升级，促进相关产业融合发展已成为甘肃文化大省建设的重要战略任务。

　　二、甘肃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产业发展快速，但产业规模尚未形成

　　近年来，甘肃依托文化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文化产业。2013年全省文化产业占GDP的比重已超过1.78%，总量已经超过105亿，增幅36%左右，文化产业正在逐步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但是，比起国际国内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现实，我们还有很大差距。文化产业结构不尽合理，文化创意创新能力孱弱，对丰富民族特色文化资源的开发缺少现代商业和市场，缺少借助现代科技、现代工业生产加工的平台，众多文化产品市场化开发程度低，资源优势长期难以充分发挥，文化要素市场、劳务市场、产权市场发育滞后，文化资源在市场中不能实现有效配置，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大都集中在文化旅游、休闲娱乐等外围层和相关层，文化创意产业和设计服务产业主体不够活跃，文化创意设计、新媒体等新兴业态占比不高，产业化水平较低。

　　三、加快甘肃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产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是要调整文化发展战略，坚持固本求新，鼓励文化创新，充分发展基于本地区特色文化资源而形成的特色文化产业。

　　确定以创意休闲、创意旅游、创意服务为主的新型文化产业为全省首位文化产业发展方向，从本源上重视发掘历史文化的内涵，加强对历史文化的保护，从目的上增强文化发展的活力，赋予现代文化新的寓意，从而有效传承传统文化、形成地方特色，进一步保障文化生态平衡，增强经济竞争力，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等新型、高端服务业发展。

　　二是激发社会活力，创新文化内容，探索建立符合自身发展实际的文化产业与信息业、制造业、地产业、特色农业、体育产业、旅游业等多产业融合发展的新产品，将我省丰富的文化资源产业化整合激活，以科技支撑破题文化资本与文化品牌转化的过程，在相互激发中产生文化创造，大大增加了文化创意产业的附加值。

　　三是要持续推进全省文化惠民工程建设，坚持公益性、均等性、基本型原则，保障全省公民的文化权益，探索文化消费补贴政策实施，加大扶持和资助社会非营利性组织开展文化活动，扩大文化产品供给渠道，提高居民文化素质，引导培育居民典型的发展型、享受型、精神需求型文化消费观念更新，多渠道激发居民文化消费潜力，逐步形成乐意于文化消费、享受于文化消费、得益于文化消费的良好氛围，为全省文化建设和创意产业提升累计文化发展存量，为全社会创造一个更经济、更适宜的文化发展市场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