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火中的背影 ———抗战时期文化名人在甘肃

　　抗日战争，是炮声隆隆、刀光剑影、血雨腥风的八年。国破家亡的时刻，许许多多中国人奔赴沙场，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抵抗日本侵略者的炮火。然而，我们可听到了那些蕴藏在音乐里的民族精神？可看到了那些洋溢在笔端的抗战力量？可品味到了那些流淌在线条和色彩中的爱国热情？许许多多的文化精英和知识分子，虽然他们并未拿起刀枪，亲身从戎，但他们抱着誓不与侵略者合作的态度辗转流离来到大后方，或以学识和手中的笔宣传抗战，或整理创作鼓舞士气的不朽乐曲，或埋头不求闻达不计得失地工作，为保护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默默地奉献着。在地处西部腹地的甘肃，就留下了许多中国文化名人的身影和足迹。

　　张大千：且安笔砚写敦煌张大千之子张枭现居兰州，今年７１岁，文质彬彬而健谈。关于父亲的很多事，都是他凭着记忆，再加上后来长辈和兄长们的叙述综合在一起的。张枭说，抗战爆发时，身在北平的张大千不愿为日本侵略者做事，先将全家辗转上海、香港、广西、贵州迁回了四川老家。

　　当时张枭只有三岁，还不大懂事，只知道父亲没有与全家同行，一段时间以后，全家人又欣喜万分：父亲回来了。后来他才得知，父亲在北平时，日本人再三请他出山，出任一个相当于今天的“美协副主席”的职务。张大千坚辞不得，连夜逃离北京。张大千的四哥跟张大千相貌非常相像，被日本人当成张大千“请”了去。因此，张大千终生对自己的四哥满怀感激。后来日本人发现抓错了人，就把张大千的四哥放了。

　　回到四川的张大千居住在成都和灌县的青城山。在此期间，经好友严敬斋的多次介绍，他对敦煌莫高窟的石窟艺术产生了浓厚兴趣，决定亲自去看看。

　　１９４１年春，他带着儿子张心智从成都乘飞机到达兰州，又经河西走廊长途跋涉来到敦煌。

　　果然，这座深藏于沙漠之中的艺术宝藏让张大千惊喜万分。由于来往人流频繁，他搬到距下寺两华里的上寺居住，每天提着一盏煤油马灯，一个挨着一个地开始了详细的观察记录，包括塑像、壁画和题记。这项工作不仅颇费思虑，也是对体力和毅力的考验。一些位置较高的石窟，必须搭梯子或从山上绕道进入，对这些，游览过无数名山大川，惯于涉足险境的张大千处之泰然。为了提高效率，他请朋友介绍了两位会画画的油工师傅作助手。但进展仍然相对缓慢，两三个月过去，只记录了四五十个石窟。

　　经过反复考虑，张大千决定留到莫高窟，开始了长达两年的艰苦工作。他白天在石窟考察，晚上回到住处在烛光下作画，常常到后半夜两三点才放下画笔。据张心智后来回忆，尽管张大千的生活受到各方关照，但他并不愿麻烦别人，而是自己出面，借用上寺住持的马和小毛驴，付给一定的费用，请人每过１０天左右到县城去买一次生活必需品。由于敦煌当地蔬菜缺乏，张大千父子和助手常常只吃白水面条，有时馍馍夹油泼辣子再加一杯茶就是一顿饭。偶然吃到一顿大米饭，炒一个菠菜豆腐，就是改善生活了。

　　很快，张大千发现初次的临时编号把大窟左右两边的耳洞也按另一个窟计算有些欠妥，于是决定重新编号。寒冬来临，天气日趋严寒，石灰水刷在石窟外面的墙壁上就结成冰，要等太阳晒几天才能干透，再写上号码，手冻时只好在火盆上烤一会儿再写，石窟的编号在１９４１年冬天完成，共编成三百余窟。

　　１９４１年底到１９４２年初，张大千在西宁度过两个多月之后第二次来到敦煌，开始了大规模临摹壁画的工作。

　　寒暑更迭，夏天白天气温高达三十多度，但窟里却很凉爽，下雨不会影响工作。张心智说，在石窟里临摹壁画，跟在室内作画大不一样，临摹大幅壁画的上半部分须一手拿着画笔，一手提着煤油马灯爬在梯子上，临摹到壁画的底部时，又得铺着羊毛毡或油布趴在地上着色勾线，没多长时间脖子和手臂就酸得抬不起来，却常常坚持一连工作十几个小时。晚上别人都入睡了，张大千回到上寺住处还要作画寄回成都，变卖后维持在莫高窟的庞大开支。就这样，到了１９４３年４月，张大千和他的助手们共临摹了大小近三百幅壁画。

　　１９４２年５月，张大千一行离开敦煌莫高窟，到达距安西县城二百余里的榆林窟临摹壁画。为了方便，他把画室设在大佛洞窟前面左右两侧的大空房里。房中只有两个土炕，没有门窗，只好使用木条、芦席钉了门窗，再糊上麻纸以抵御风沙的袭击。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张大行带领助手完成了西夏水月观音、吉祥天女、大势至菩萨以及供养人像等大小约６０余幅。

　　在各界人士的帮助下，张大千从敦煌返回兰州后，于１９４３年８月中旬在兰州举办了《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和《张大千画展》。展出当天，参观者达万人次，敦煌石窟艺术引起了社会上的关注。张大千说：“这仅仅是开始，敦煌艺术不仅是中国艺术之宝，也是世界艺术之宝，我们光宣传还不够，更应该保护它、研究它。”１９４４年１月和５月，《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又先后在成都和重庆展出，著名书法家沈尹默看后题诗赠张大千：三年面壁信堂堂，万里归来须带霜。薏苡明珠谁管得，且安笔砚写敦煌。

　　王洛宾：音乐是表露心灵的工具王洛宾，在抗战时期搜集、整理、改编了许多展示我们的民族精神的民歌，通过歌声与旋律来支持抗战。王洛宾与甘肃有着极深的缘分———他在兰州学习西部民歌，从此就在西部扎下了根，一辈子在西部贡献他的才能。

　　１９３８年４月，为了抗战事业，王洛宾同作家萧军、戏剧家塞克等五位进步文化人士，从北京辗转来到兰州。王洛宾住在当时的炭市街（现在的中山路）４９号，作为“西北抗战剧团”的一员，从事唤起民众的抗日宣传活动。

　　王洛宾生性开朗随和。经常深入民众下层，与劳动者广交朋友，注意从群众中汲取音乐创作的灵感和养分。他结交的朋友中有几位“葡萄客”，即从新疆来兰州经营葡萄干、哈密瓜的维吾尔族小商贩。王洛宾在同他们的交往过程中耳濡目染，对新疆民歌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同时还学了一点维语，为他后来从事新疆民歌的搜集整理和再创作奠定了基础。

　　１９３９年的一天，新疆一支车队运送苏联援助我国抗战的物资路经兰州，王洛宾所在的西北抗战剧团，举办了两次慰劳车队工友的联欢会。在欢迎会上，车队一位维吾尔族司机为表示答谢，即兴唱了几句新疆民歌。因为他是用维语唱的，歌词也不那么连贯，没有引起人们多大注意。但是，那特殊的曲调和韵律，却一下子震惊了音乐家王洛宾。他如获至宝，欢迎会后专门去向那位司机求教，还请“葡萄客”朋友帮忙翻译，匆忙地记下了乐谱和唱词。那天晚上，他兴奋得不能入睡，连夜加工整理，一遍又一遍地填词、改曲，几易其稿。

　　一夜功夫，由王洛宾搜集整理改编的全国第一首汉语译配的维吾尔族民歌《达坂城的姑娘》，在王洛宾的那间斗室里诞生了。王洛宾听了妻子罗珊的试唱后，觉得十分清新、独特，且好学易记。第二天，在欢送新疆运输车队去陕北的联欢会上，王洛宾亲自登台演唱，他一边唱，一边配合自己摹仿的维族舞蹈动作，台下欢声雷动，演唱获得了空前的效果。于是，这首民歌不胫而走，唱遍全国，久唱不衰。

　　这首歌曲产生之后，王洛宾还把它用在他在四十年代初编的抗日歌剧《沙漠之歌》中，这部歌剧表现的是一个汉族青年，到少数民族地区去，通过生活、动员，发动了少数民族地区的抗日的队伍，成为一部抗日内容的爱国题材的歌剧。

　　１９４１年，王洛宾被国民党抓进监狱。监狱在兰州黄河南岸。王洛宾在山上呆了３年。他说：“我一辈子跟监狱结下了不解之缘，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但是王洛宾对音乐的热情并不因此有丝毫损减，他在监狱里，还写了《来，我们排成队》、《囚人之歌》、《大豆谣》等，反映他的监狱生活。

　　他的创作都在表达他自己的心情、感受，有的时候就像记日记一样。他将音乐当作自己一种表露心灵的工具。直到１９４４年３月，王洛宾才出狱。

　　萧军：用笔端的锋芒唤醒人民当代作家萧军在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后开始了他的文学生涯。

　　１９３８年初，应先期来兰州创办救亡刊物《战号》的青年作家白危的邀请，作家萧军、戏剧家塞克、舞台美术家朱星南及作曲家王洛宾夫妇等５人，于当年４月２８日一同到达兰州，住在民众通讯社居住。

　　５月１４日，民众通讯社邀约兰州各界民众组织和文化团体，举行欢迎萧军等人的联欢会。

　　１９３８年５月间，萧军到《甘肃民国日报》主办副刊《西北文艺》，塞克主办《剧运》。萧军主张文艺要为抗日救亡服务，他在这块副刊阵地上，宣传抗日民族统一阵线政策，介绍进步文艺作品，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日的阴谋。通过各种文艺题材，唤醒人民，积极热情地鼓舞青年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

　　他说：“这是你们的责任，你们应该把‘五四’、‘五卅’、‘一二·九’在北平、在上海学生运动光荣的传统继承下来呀！

　　你们应该做这暴风雨里的海燕、民族解放的先锋。”萧军来兰不久，结识了扮演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剧中人物的王氏兄妹，并与王德芬确定了婚姻关系。这年６月６日，萧军与王德芬离开兰州去延安。临行前，他经与丛德滋商量决定，《西北文艺》副刊从第八期起，由塞克和王德谦两位先生负责发稿。

　　常书鸿：寻求真正的艺术之神１９３５年，在巴黎深造美术的常书鸿，偶尔接触到了敦煌艺术，深深地为之倾倒，并在巴黎的奇美博物馆看到了一幅标榜法国的汉学权威、法兰西研究院院士伯希和１９０８年如何深入中国腹地，在敦煌花了３个多月的时间，从藏经洞盗窃了近万件有明确纪年和重要内容的文献、画卷等稀世文物经过的“自供状”。

　　“九一八”事变后，在外学习深造的不少青年人都准备回国投身于抗战救亡的工作。常书鸿画了一幅《还乡曲》的油画，曾得到里昂沙龙的奖章。在这样的情势下，一种难以排遣的浓烈的乡思时时袭击着常书鸿的心，他反复地对自己说：“在苦难中拥有稀世之珍的敦煌石窟艺术的祖国啊，我要为你献出我的一切！”１９３６年的一天，常书鸿收拾起画具和他到西方寻求“艺术之神”的幻灭了的美梦，匆匆踏上了归国的旅程。

　　上世纪３０年代的中国内忧外患，满目疮痍。很少有人知道和关心那沙漠之中的艺术宝藏，加之由于军阀割据，战乱频仍，关山阻隔，要到敦煌去，真是太困难了！直到１９４２年秋季的一天，著名的古建筑学者梁思成教授找到了常书鸿，问他愿不愿意担任拟议中的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工作。而到敦煌去正是常书鸿的夙愿，于是他表示愿意承担这一工作。

　　１９４３年早春二月的一个清晨，筹备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先遣人员一行６人，披着老羊皮大衣，冒着西北刺骨的寒风，沿着丝绸之路开始了敦煌之行。

　　３月２７日，他们终于到达鸣沙山脚下。一下骆驼，来不及整理行装，他们就对石窟群作了一次巡视探索。在危楼断壁的石窟里面，那些金碧辉煌的彩画和彩塑，将他们的心都俘虏了。而他们在莫高窟的第一餐，是用当地生长的红柳做筷子，向上寺喇嘛借了锅盆碗盏。虽然工作和生活条件非常简陋清苦，但是大家的情绪非常高涨。凭着民国政府中央教育部的招牌，还能向政府借到一些钱，作为展开工作的资金。

　　他们首先雇用了１００多个民工，沿着千佛洞崖面用夯土打了一堵保护石窟的长达８００米的围墙。这项工程总共花了１万多元钱。整理洞窟，第一步必须清除长年堆积在窟前甬道中的流沙，据工程师估计，堆积成山的流沙体积超过１０万立方米。此外还要修补颓圮不堪的甬道、栈桥，修路植树等等。这些工作，他们从春到冬，整整干了１０个月。

　　当看到围墙里的幼树，因为没有人畜的破坏而长出了青枝绿叶，越来越多的游人在没有危险的栈桥甬道上往来观摩石窟时候，他们心里感到无比的高兴！

　　但是他们也因此而债台高筑，向重庆教育部函电催促，如同石沉大海，未见分文。坚持到１９４３年底，连经费和工资，他们共向敦煌县政府挪借了５万多元钱。在这种情况下，大家还是想办法进行工作。比如向来此游览的人们做工作，劝说他们捐钱保护敦煌文物给石窟造门、造窗……做出各自的贡献。

　　作为酬谢，他们以自己临摹的《飞天》等绘画赠给游人作为纪念。还完成了石窟群全部石窟的编号，并编写了一整套石窟内容的说明书，使参观的人们能对各个洞窟的时代和内容有所了解。此外，他们还和四川成都华西大学联合集资编辑出版了一册《供养人画像题识》，借此扩大影响，以求得到社会人士的支援。

　　西北师院：在艰难中发展壮大上世纪上半叶，整个西部地区的教育状况还相当落后，初级教育的覆盖面本就不大，高等学校更是稀少。抗战爆发，平津沦陷，当地的学校不得已迁向大后方，许多专家学者也随校内迁西北。

　　如今坐落于兰州，已列为全国重点高校的西北师范大学，就是在抗战的特殊时期由最初的国立北平师范大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不久，当时的国立北平师范大学与北平大学、天津的北洋工学院一同撤离平津，在西安合组“西安临时大学”。后太原沦陷，潼关告急，学校迁往陕南汉中一带，并改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

　　１９３９年８月，西北联大再次改组，师范学院独立设置，称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李蒸自１９３９年８月至１９４４年１２月任西北师院院长。

　　１９４０年，时任甘肃省教育厅厅长的郑通和提出建议，原建于陕西省城固县的西北学院迁移兰州建立永久性校址。此建议得到各方响应和支持，经过积极筹备，１９４１年１０月，一批师生乘坐由汉中发往兰州的木炭车，同时运送一批图书、文具来到兰州。

　　１９４２年秋，作为西北师院院长的李蒸携全家、张德馨教授夫妇和其他几位老师也踏上了由城固前往兰州的艰辛历程。从１９４１年起，城固本院的人员及教学设备逐步迁至兰州，１９４４年，迁校工作结束。院长李蒸在１９４３年１２月１７日学校成立４１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中说：“本院全校师生约有２５００人，教授有三分之二是师大的老教授，虽然生活困难，及外界的引诱，仍随学校迁移跋涉，历尽艰苦，仍不离此，此为本院可以自豪的一点。”在地理位置偏僻，经济相对落后的兰州新建一所学校，其条件的艰苦是后来人难以想象的。当时的学校负责人出差或拉运公杂用品仅有一辆马车可以使用。师生如果要进城，只有坐羊皮筏子，或干脆徒步行走在尘土飞扬的土路上。学校饮水全靠两辆铁轮车、几头小毛驴和从城固赶来的一头牛到二三里以外的黄河边去驮。因驮水量十分有限，经常发生水荒，有时碰到汛期，河水浑浊，师生只好喝泥水。尽管如此，学校的规模仍然很快地得到扩大，迁至兰州的西北师院在学科设置上也作了很大的调整和充实，除原有的１０个系、一科并继续招收先修班外，又设立了国文、史地、理化、国语、体育５个专修科。另外还设有劳作师资训练班、优良小学教师训练班。师范研究所的工作也有了发展。当时兰州新校址的种种经费开销如流水，市场物价飞涨，西北师院的师生们就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支撑着学校一步步发展壮大。

　　现在西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任教的申文安老师的父亲申维屏先生，也是抗战时期来到兰州的。申维屏先生于１９１１年出生于河北省（原察哈尔省）怀安县柴沟堡。

　　１９３５年，经张恨水先生介绍并担保，他和郭沫若等人同船赴日本东京大学学习土木工程。

　　１９３７年抗战爆发，导师挽留他继续读书并担任助教，他婉言谢绝，将所有家当都存在导师家，就离开了日本。

　　申维屏先生回国后即被送到中央政治学校留日学生班学习，由于他日语很好，很可能被分配去为日本人服务。他决定逃离北平，在离开之前回家乡看看父母。当时的柴沟堡已经沦陷，申维屏先生回家当天就看到日本人将抓来的百姓按在县城大街上的大木板上用刺刀挑死。申文安老师多次听父亲讲起：父亲的一个邻居是货郎，碰到一个鬼子拿着大刀乱砍人，他吓得扔了货郎担就跑，鬼子在后面追，他无处躲藏，钻进一家卖席子的店铺放在门口的席子里，被鬼子连席子带人拦腰砍断，血流了半条街。这些情景，更增加了申维屏先生抗日的决心。当时申维屏先生的两个妹妹一个在南方打游击，一个在保定闹革命，他家被列为重点审查对象，他的父母只得让他连夜逃离家乡，跑到郊区时，正好碰到国民党在盘查洋学生，一位农妇急中生智，把他拉进农田让他脱去上衣，拿上镰刀冒充她的儿子才得以逃脱。

　　逃离途中为了维生，他卖掉了自己心爱的怀表。

　　１９４１年，申维屏先生来到兰州暂时安定下来，在兰州中学及兰州师专任教员。由于学校经济紧张，发给教员的工资就是“配给粉”，难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他不得不在１９４５年来到西安准备另寻出路。在当地他听说北师大的大部分人员已迁往兰州，由于他１９３３年至１９３４年曾在北师大教育系学习工作，有不少朋友，因此他决定再次来到兰州。经康世成（国务院原副总理康世恩的哥哥，察哈尔老乡）的介绍，他先在西北图书馆工作，后经西北师范学院袁敦礼、李端魁教授的推荐在西北师范学院地理系教书。为实现自己教育兴国的理想，他又跟随赵元桢先生创办志果中学、兴文中学（均为兰州二中的前身），任教导主任，“文革”时期因为“历史问题”受到迫害成为普通代课老师，后来又到图书馆工作，文革结束才得以平反，在兰州二中工作了３０多年直到近７０岁退休。

　　申文安老师说：“父亲在世时经常给我们讲日本人在中国的恶劣行径。他只身一个跑到兰州是因为兰州尚未被日本人占领，至少他可以不给日本人服务。但即使是在兰州，战争也没有一刻的停止，躲避日军轰炸钻防空洞是家常便饭，偌大的兰州城大部分人疏散到乡下。有一天警报拉响了，他像往日一样躲进一个防空洞里，那天不知怎么回事他总感到心里不踏实，呆不住要往外跑，一连换了５个防空洞，警报解除后，他才知道他换过的前４个防空洞都被炸塌了。”斗转星移，多少的岁月已经流失。

　　而文化名人抗战时期在甘肃为人们创造的精神财富却依旧鲜活，，将后来的人们带进那些已逝的而又永恒的年代里，给我们的人生带来一种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