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我不知道如何去界定文人。他们究竟是怎样的一个群体?他们究竟和我们普通人有什么不同?这些问题,我都没有答案。毕竟,对一个群体的界定,需要一个科学的调查、论证过程。
曾经,我在文人中寻找“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真文人,我也在寻找“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真文人。然而,事实上,这个寻找的过程是让人失望的。甚至,我都不能说孟子、文天祥就是真文人。甚至,他们都是说一套做一套的文人。谁知道呢?
余秋雨自称是文人。上高中的时候,我曾着迷于他的《文化苦旅》。那时,我真是觉得,他是那样的文人。但是,在我寻找真文人的过程中,余秋雨,这个曾经让我心动的名字,被我毫不犹豫地排除在真文人之外。
最近,发生在余秋雨身上的事情,又给我彻底抛弃余秋雨,增添了新的佐证。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出事后,余秋雨说话了。在一篇《良宇,我说的就是这个名字》的文章里,余秋雨对谄媚官员的文人们重重的吐了一口唾沫。余秋雨的这篇文章,引来了网友的一大堆唾沫。网友们的这个唾沫,不是吐向陈良宇的,而是吐向余秋雨的。为什么?有人说余秋雨是马后炮。
在这个问题上,我的态度是冷静的。我觉得,余秋雨针对的,仅仅是向陈良宇谄媚的文人们。我甚至觉得,余秋雨看透陈良宇是由来已久。凭着余秋雨在上海掌握的各种信息,看透陈良宇并不是难事。因此,余秋雨对谄媚陈良宇的文人们自然反感、自然恶心。如果仅仅针对陈良宇一个人,余秋雨的这番感慨都是可以让人理解的。余秋雨千不该万不该,不该自己一个人站上道德高位,对所有文人发难。
事实上,余秋雨的屁股并不干净。在上海,他看透了陈良宇。但是,在别的地方,他却成了被自己唾弃的对象——一个向官员肉麻谄媚、吹捧的人。那是在湖南郴州。2003年9月16日晚,应原郴州市委书记李大伦的邀请,余秋雨教授欣然在苏仙岭下的牧艺茶馆聚首,品茶论文。且看余秋雨如何吹捧李大伦:
“话题谈到李大伦书记最近出版的诗词散文集《岁月如诗》,余秋雨说,李大伦书记有着特殊的文学身份,也有着记录社会的独特优势和独特生活,所以在写作的时候不应该回避自己的工作,并且应该理性地记录自己的工作细节。邱吉尔获诺贝尔文学奖,依靠的是真实生活和工作的细节记录。从政的人,应该做一些历史进程的记录,为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做一些宝贵的细节记录。没有内容、没有细节的散文是贫弱的,没有生命力的。文章应该在大范围内思考,不能够成天吟风弄月,那样显得比较肤浅。唐宋是散文最鼎盛的时期,唐宋的大散文家都是政治家,他们的策论中都包含着许多对人生的感悟和对社会的思考,王安石、苏东坡、柳宗元、韩愈等人都不例外。他们的散文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社会主流。我们看到,他们的散文是充满了温柔明亮的篇章。 ”
我不知道,余秋雨在获悉李大伦落马的时候,做何感想。是不是为自己曾经肉麻吹捧李大伦而感到汗颜、感到羞愧呢?其实,我只是想知道余秋雨当时的真实心态。而对于余秋雨本人,我也感到深深的同情——其实,这不是余秋雨的错。在这个社会上,只要你做文人,你就免不了有余秋雨式的尴尬、余秋雨式的人格分裂。他们时而真实,时而虚伪,甚至,一切都在不自觉中,就注定了要被排除了真文人之外,不管他自己是多么的不愿意、不情愿。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是无法改变的。
不要说,你就是真文人。余秋雨不是,你也不是。你不要对余秋雨痛恨不已,其实,你也是余秋雨。任何人都不要站在一个道德高位,去批评另外一个人,事实上,你的屁股也不干净。事实上,你痛斥的就是你自己。
我不是文人,如果你觉得我应该是个文人,那么,我不是真文人。我们谁也不是。谁也不是真文人。现在那些被称为文人,或自称文人的人,都拥有一个名字:余秋雨。如果,还非得取另外一个名字,那就是:虚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