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水“一镢头挖出三个中国第一”

□ 李清凌

■ 放马滩秦简

■ 放马滩出土的木板地图

■ 放马滩五号墓出土的纸残片

■ 天水放马滩景区

　　1986年4月的一天，一场大雨过后，小陇山林业局放马滩工区的职工清理宿舍后墙淤泥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古墓洞穴。上报后，经过钻探、发掘，发现了百余座秦、汉墓葬的古墓群，分布在秦岭山前平地，依东西向分上、中、下三层排列。现已部分发掘，共出土文物四百余件。
　　“一镢头挖出三个中国第一”，这个形象的说法，听起来有点耸人听闻、难以置信，却是被考古学家证实的事实。这一奇迹就发生在天水市麦积区党川镇的放马滩。
　　放马滩秦墓出土的首个“中国第一”，是考古学家从放马滩战国秦墓发掘整理出的《志怪故事》。它虽然很简疏，却是中国已知最早的、具有志怪小说性质的第一篇奇文。放马滩秦简的内容包括文字学，甲、乙两种《日书》和《志怪故事》等几方面成果，而这篇《志怪故事》的意义更为特殊。
　　放马滩秦简《志怪故事》的大意是说，秦昭王三十八年（公元前269年）八月己巳日，邸（一作邽）丞名赤，向御史报告说：大梁人、现居秦国都城中一个人名叫丹，当今国君在位的第七年，丹在雍城（在今陕西凤翔区南）的基层管理机构“里”中，将人刺伤，随即自刺而死。被丢弃到市上三日，又埋在雍城南门外。过了三年，丹又复活了。他之所以能够复活，是由于丹曾做过审判官犀武的门客。犀武审议这位门客的命案，而让其复活的原因，是因为丹罪不当死，就向主管人命的上司公孙强祈告。于是，公孙强就叫白狗把丹从地下掏出来，在墓地上停放三天，然后随公孙强向北行走，经过“赵氏”地方，到了北地郡（治所在今甘肃庆城县西南）一个长满柏树的山丘。四年后，他才能恢复神智，能听见狗叫鸡鸣，吃人间的饭食。其状貌特征是喉部有疤，眉毛稀落，肤色黑，四肢不能动转。
　　据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考证，这篇文字是战国晚期写成的，它是中国志怪小说的嚆矢。《天水放马滩秦简》的释读者则认为，它可能是根据放马滩秦墓一号墓主人的特殊经历编创，因而有一定写实因素。“文中提到的邽丞、地名、职官都可以找到依据，故可以确认此纪事及其历朔当为实录。”文中所写“丹死而复活的故事，明显有志怪性质，与后世《搜神记》等一类书籍颇相似，但时代早了四百年”，文学史料价值极高。
　　放马滩《日书》是继睡虎地《日书》出土之后的另一重大发现，是在中国北方特别是秦人创造早期历史的陇东地方存留的思想史、文化史记录，价值尤其值得珍视。放马滩秦简《律书》的研究者强调了相关文书对于音乐考古学的意义。所出土木板地图，可以提供重要的历史文化信息，对于推动中国古代地图史、测量学史和地理学研究的进步有重要意义，从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反映生态环境面貌的内容。放马滩地图突出显示“材”及其“大”“中”“小”以及是否已“刊”等，都应理解为反映当地植被条件及其经济效益的史料。联系秦人先祖“养育草木鸟兽”（《汉书·地理志下》）中有关“木”即林业经营的历史记忆，可以认识其中提供的林业史信息。
　　放马滩战国秦墓出土的第二个“中国第一”，是画在木板上的地图。它反映的地域范围较小，可能只包含秦武公十年（公元前688年），秦人打败和赶走邽戎，在当地建立的邽县（这是秦国历史上首建的两个县之一。另一个是冀县，治所在今甘肃甘谷县东）。从地图学的角度看，它却是已知中国最早的第一幅地图。
　　据考古学家研究，这幅地图可由画在四块木板上的七幅图拼接起来。原来四块松质木板，其中只有一块是单面简单作图，其余三块正反两面都有图。考古学家根据各图之间的联系，将它们拼接成一幅完整地反映邽县部分区域的图版。上面有山脉、水系、沟溪、关隘以及对地名的注释等。邽县治所在图上用显著的大方框标为“邽丘”，县级以下地名用小方框标示。整幅图所反映的“范围大致位于现今天水市麦积区之位置”。这就说明，早在距今2300年以前的战国时期，就有反映今天麦积区的地图了，而且它上面至今还可以看到六七十个地名。这些地名，如“故西山”，它与《史记·秦本纪》中说的秦文公死后“葬西山”的那个西山有无联系？“故东谷”，与唐代诗人杜甫曾经流寓过的东柯谷有无联系？类此都能引起人们无限的遐思和进一步研究考证。
　　关于放马滩秦地图的绘制年代，尚有不同的判断，何双全以为应当在秦始皇八年（公元前239年）（《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地图初探》）。朱玲玲赞同此说（《放马滩战国地图与先秦时期的地图学》）。李学勤以为在秦昭襄王三十八年（公元前269年）（《放马滩简中的志怪故事》）。张修桂以为在秦昭襄王之前的公元前300年以前，并将图分为两组，分别各有推论（《天水〈放马滩地图〉的绘制年代》）。雍际春以为在秦惠文王后元年间，相当于公元前323年至公元前310年（《天水放马滩木板地图研究》）。《天水放马滩墓葬发掘报告》说，“绘时代早于墓葬年代，应当在公元前239年之前，属战国中期的作品”。
　　有学者指出，中国“是最早绘制地图的国家，在地图学理论和制作技术上曾经走在世界各国的前列”。在埃及，曾经发现“绘制在‘都灵纸草书’的残片上”“公元前1150年的采矿图”，放马滩秦墓出土木板地图则是世界东方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实用”意义最为鲜明的古地图的实物遗存，已经形成了“完整统一的图式体例系统”（雍际春《天水放马滩木板地图研究》）。有学者称之为“专题性地图的萌芽”。而这一历史贡献，是秦人在天水地区实现的。
　　对于其形式为“专题性地图”“实用地图”的这一科学发明，有必要与秦人重视实用之学的文化传统联系起来理解，而我们所重视的秦人在技术之学方面的领先地位，也因此得到了文物实证。
　　放马滩秦地图的出土，不仅在地图学上有标志性的意义，而且在历史学、地方志的研究中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叹为国宝，殆不为过。
　　放马滩考古发掘出来的第三个“中国第一”，是西汉初期的书写纸。它是中国造纸技术，尤其是书写纸发明年代不容置疑的铁证。
　　古籍上多有记载说，东汉时期的宦官蔡伦发明了造纸术。历代学人引以为据，无可置疑。20世纪以来，考古学兴起以后，考古学家从甘肃天水放马滩、敦煌马圈湾、敦煌悬泉置遗址、敦煌玉门关，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的居延金关，新疆罗布淖尔，陕西西安的灞桥、扶风县的中颜村，广州南越王墓，四川绵阳等地都发现了西汉纸。其中年代最早的是甘肃天水放马滩五号墓出土的纸图残片。放马滩五号墓是汉文帝、汉景帝时（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41年）的墓葬，残纸上可见有墨线标识的山川道路图。经鉴定，纸的质地是“麻类植物纤维”“是可用于书写的早期麻纸”。它是目前所知时代最早的书写纸实物。放马滩纸的发现，不仅证明西汉初期就已经有纸出现，而且证明这些纸已用于绘画或书写。将中国造纸术的发明时间，比蔡伦造纸的记载至少提前了近3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