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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籍作家秦岭天水题材小说《在日子的半边》(下)
(2018/10/26 10:55:22)  来源:秦岭  打印本页

  10

  在贫瘠的日子里,农家子弟参军是唯一可以跳出农门的机缘。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参了军的农家子弟如果立功受奖表现不俗,复员后有可能被安排进城当工人,娶城里姑娘,在城里过日子。那时各村但凡有和城里沾亲带故的多属于这种,生活在乡村的兄弟姐妹、七大姑八大姨也会因此而平添几分光彩和体面,惹得四乡八邻刮目相看。当然也有当兵后一去无回的,比如参加过中印反击战、珍宝岛反击战、抗美援越的,人没了,但院门的门楣上多了一块书有光荣烈属的牌匾。每战死一个,全家免不了大放悲声。面对组织的慰问和探望,也就不哭了。秦腔戏里有云:“精忠报国,马革裹尸。”人家杨继业一家子都上战场哩,杨家男人死光了十二寡妇还上战场哩。子弹不长眼,人要走,拦不住的。不是娃自己要走,是敌人要让你走。走就走吧,走了的,不光咱的娃,多了去了。活着的,那就该咋活,就咋活吧。

  可我的七个舅舅居然没有一个去当兵的。大舅读完天水县二中,先是当赤脚医生,不久进了太京公社当了半脱产通讯员,后来变成全脱产干部,辗转中梁、关子、耤口、铁炉一带当乡长和党委书记,后来进城在某部门任职直至退休。二舅、三舅高中毕业后,规规矩矩返乡务农,四舅以下或初中毕业、或小学肄业。不管怎么看,他们都有一万个当兵的理由和机会,可没有一个走进军营。

  三外爷喟然长叹:“上界,这是惩罚咱呢?还是保佑咱呢?”

  我倒是记住了村里人说过的一句话:“这黄家的一帮娃娃,活该当不了兵,军粮,全被老的吃尽了。”

  大外爷曾讲:“当兵不怕死,怕的是打谁。死人把日子活了,那才是好仗。”这个视角,至今让我回味无穷,视角是须要用眼睛的,我不晓得这样的视角源自他曾经的两只眼睛呢?还是后来的一只眼睛。面对世事,我不晓得他看到了啥。“死人把日子活了”,应是日子的全部吧,至少不该是日子的半边。

  小时候,我曾斗胆问过大外爷:“您一只眼,日子不好过吧?”

  “你娃说错了。”大外爷说,“我要是两只眼,日子才不好过哩。”

  “那是为啥嘛?”

  “你如果亮清里面的道道,将来就不会遭罪了。”

  可我后来读书跳出农门,由最初当老师、当公务员直至变成文艺工作者,并成为三千里之外渤海之滨天津市的城市居民,仍然没搞明白他说的那个“道道”。不但不明白,而且突然发现,先辈们的生活哲学犹如天书,休想翻动其中任何一页。

  记得我还自作聪明地采取迂回战术,绕着弯子和大外爷聊过他的眼睛。那时的电影里常有负伤的我军战士被老百姓背回家养伤的故事,比如《沂蒙颂》啥的,我就问大外爷:“您当年被打瞎了一只眼睛,腿上还挨了一下子,谁给您治的伤?”

  “你这些娃娃真没球事干了,问这些做啥里嘛?子弹不长眼,打死了,你问谁去?咱这一带,三十甸子、四十里铺、李家台子、铁炉,杨家寺,土匪兵家一过,就死一茬人,你嫌我没死吗?”我立即噤声。

  说到底,只有搞清大外爷瞎眼的来历,才有可能打开大外爷从军经历的缺口。我曾通过电话求助千里之外的母亲。

  母亲自幼聪慧,喜好琴棋书画,文章也是了得,曾有从小学到中学三级跳的学习经历,算是那个年代乡间为数不多的文化人。据母亲讲,她小时候曾不止一次向大外爷讨教瞎眼的来历,大外爷的回应很笼统:“当年在陕西过渭河时,被国军打的。”

  母亲就说:“啥时间的事儿?”

  “我这猪脑子,能记住个啥。”大外爷答。

  不过母亲和大外爷的话倒是打开了我的另一个思路。假如大外爷黄荣真的不是烈士黄荣,且并没参加过抗战,那么国民党打他的可能性必然是成立的。如果是抗战之前挨打,就有两种情况,第一种,大外爷参与了国民党中央军和冯玉祥西北军之间的混战;第二种,大外爷的身份是红军。对后者的判断,连我自己都吓了一大跳,可能吗?

  我问母亲:“大舅是陪伴大外爷最长的人,耳濡目染,是不是会了解更多底细呢?”

  “亏你还读了几天书。你大外爷如果成天用那些事情捣鼓、刺激你大舅,你大舅还能当得了国家干部?”

  一句话,犹如醍醐灌顶,让我天眼洞开。

  11

  追问大外爷瞎眼之谜的,不只是我们。想起一件事,大概是1975年左右的某个冬天吧,当时天水驻军61师的一个侦察连进行长途拉练途径湾子村,按照村委会安排,全连一百多名战士应分散住进村民家中。那时候,我和几个碎(小)舅舅都不到十岁,对亲人解放军充满无穷无尽的幻想。接到生产队长的通知之后,我们激动得一夜不能合眼。晚上我溜下炕去茅坑拉屎,却意外发现三外爷住的堂屋并没熄灯,里面叽叽咕咕地在争论啥,一听,就晓得大外爷、二外爷也在屋子里。我误以为是商量解放军来家里的事,可听到的却是争吵。具体吵啥,我一句也听不清。

  第二天,就听说有五名解放军战士由一位姓杨的班长带领,将被安排在大外爷家。那天的大外爷一家就像迎接久别重逢的亲人,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屋内屋外收拾得齐齐整整,还把一个弃用已久的火炉子收拾了一番,安放在堂屋廊檐下,预备了一堆儿烤火用的煤球,只等解放军的到来。

  那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近亲人解放军叔叔。叔叔们和电影里的一模一样,棉军帽,棉军衣,解放鞋,结实的武装带,个个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本来给战士们安排好住堂屋的,可战士们坚决不同意,愣是主动提出集体住耳房。“大爷,我们是老百姓的队伍,到了老百姓家里,不能占用老百姓的炕。”其实耳房是一间柴房,只有一个多年放弃了的冷炕。几个战士死活不停劝阻,自己动手把耳房收拾得井井有条。搁置久了的土炕不能轻易动火,一动火反而返潮。几个战士愣是怀抱半自动步枪,在冷炕上挤了一夜。

  其实院子已经很干净了,缸里的水也满了。第二天一早战士们仍然坚持扫院的扫院,挑水的挑水,忙得热火朝天。“哩——哒哒哒哩——哒哒哩哩——”。村口突然传来嘹亮的军号声。战士们立即拎起步枪,列队,跑步冲出院子。后来获知,那天部队是在南山上训练一种叫“反穿插”的战术。

  战士们是晚上回来的。吃晚饭的功夫,大外爷已经生好了火炉子,张罗战士们烤火,自己却要出院串门儿。但杨班长留住了他。“黄大爷,咱一起烤火吧。”战士们立即兴致盎然地围了过来。终于,让大外爷尴尬的一幕出现了。

  是杨班长开的腔:“黄大爷,我们听说您年轻的时候打过仗,我们非常想听您眼睛的故事。”

  “你……你说啥哩?我听不懂你的口音。”

  “我的普通话不标准,有老家四川达县口音,我是想听您讲讲,您的眼睛。”

  “这个……咹咹……那个……咹咹……你到底在说啥哩?”

  另一个战士接了话茬:“我们想听您眼睛的故事。”

  这个战士的普通话说得非常标准,像村头洋槐树上高音喇叭里播放的声音,可大外爷还是摇摇头。“咹……咹咹……可我不会讲啊。”

  “您老人家太谦虚了,您给我们讲讲,我们都没有上过战场,您的亲身经历,对我们是最好的革命英雄主义教育。”

  “……你们这些娃娃们不是看不出来,我嘴笨得很。”

  “没事,您讲一点算一点,我们认真听就是了。”

  “咹……那好吧,我给大家讲一讲……咹咹……。”

  但大外爷的目光却扫过战士们的头顶,突然顺手抓起一个煤球,“嗖——”地一声朝墙头抛去。一群夜鸟立即扑棱着翅膀飞到了树梢上。墙头码着秋后收回来的玉米棒子。赶鸟是家常便饭,但我第一次见大外爷用珍贵的煤球赶鸟。墙外是巷道,巷道那边是三外爷家。也不晓得煤球落哪儿了。但随着鸟儿飞尽,三外爷的喊声越墙而来:“哎——大哥哎——,你这阵子忙啥哩?快过来帮一把。”

  “哎——你等着,我就来咧。”大外爷高声应和。

  大外爷起身,拍拍手里的煤灰,一脸的歉意。“你看看,我正要给你们几个娃娃讲眼睛的故事哩,可三弟那里喊我哩,定当有急事哩。”

  战士们立即起立送行。杨班长说:“黄大爷,没关系,您忙您的,我们学一会儿毛主席著作。”

  这件往事,当年并没引起我特别的注意,但现在似乎形成了某种必然的链条关系。大外爷扔煤球和三外爷的喊话,咋就那么巧呢?是不是事先的暗号呢?加上前晚上三个老人叽叽咕咕的争吵,构成了一个个巨大的疑问。

  战士们在大外爷家总共住了三天。三天里,战士们想方设法请大外爷讲,大外爷始终装聋作哑,说东绕西。欢送战士们那天,我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细节。首先是杨班长和大外爷握手,握完手,杨班长双腿并拢,“咔”地来了个敬礼。这个庄严的礼节显然让大外爷一时没有回过神来,他条件反射似的立即双腿并拢,也举起了右手,可右手刚刚举过耳垂位置,就像抽筋似的轻轻收了回来。其余战士一一敬礼,可大外爷的手再也没有举起来。

  送战士们到了大门口,大外爷突然嚎啕大哭,劝都劝不住。“这几天,我没有照顾好你们几个娃娃……不,几个同……同……同志。”

  “黄大爷,别难过,已经非常好啦。”杨班长说,“我们唯一的遗憾,就是没听到您眼睛的故事。”

  “我没啥讲的,你们要听,就听毛主席的,听雷锋同志的故事。”

  12

  印象中,当年的湾子村被一条马路一分为二,称作前头庄里、后头庄里。马路两边是大片大片的芦苇荡,村西埂子一带的芦苇荡更是一望无垠,一只绵延到闫家台子一带。每年深秋,芦花曼舞,如蝶似雪,非常像京剧电影《沙家浜》里的景致。那时家家户户编席子,三个外爷家的院子里堆满了割来的芦苇和编织好的席子。大外爷编席子时,一只眼睛睁得像灯泡,又圆又大,另一只眼睛……当然也是睁着的。儿时有次在大外爷家用自编的芦苇枪玩打仗,几个邻居小伙伴突然对骂起来,一个骂一个说:“镇反时你爷爷挨了枪子儿,你将来也挨。”

  我就问大外爷:“你认识他爷爷吗?”

  大外爷的独眼顿时放出异样的光,他盯了我许久,才冒出了一句话:“我一只眼睛,看啥都是半边,能认得谁?”

  我暗暗低估一句:“真是个老糊涂,和二外爷、三外爷一样都是老糊涂。”

  “你说啥?你以为我耳朵也瞎了啊?”

  大外爷举起了拳头,可他突然“哈哈哈”地乐了。“今儿个,就不揍你了。”他收起拳头,说,“我这辈子,还真是个糊涂人。”

  他们真的是老糊涂了吗?记得大概是1974年左右,革命现代秦腔在天水城乡如火如荼。母亲每次回娘家,都被村里邀请和大妗子登台演唱一番。母亲常常扮演阿庆嫂、李铁梅,大妗子常常扮演喜儿。戏台下人山人海,欢声雷动。三个外爷只看不说,仿佛三个老戏盲。大概到了1979年前后,联产承包刚刚启动,土地像是解冻了,村民像是松绑了,生产队的大牲口像是解套了,传统秦腔老戏、社火、秧歌也很快解禁,世事变的太快,村里的中老年一时来不及反应,娃娃们感到一切都那么新鲜。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情让我瞠目结舌。某一天,三外爷家里来了一帮城里的客人,客人们大概都在七十岁上下,自称是天水市秦剧界的李映东、赵鸣岐等人。来人一进院子,就给三外爷抱拳道:“黄老师,您可曾记得?解放前咱一起在天水‘鸿盛社’唱念做打,记得您当时有几百个秦腔手抄戏本,腹内还有几百本戏,咱都记着这件事哩。现在,该是您出山的时候了。”

  三外爷仰天长叹:“我的天爷!咱老联手三十年没见面了。”回头嘱咐外婆,“快!给城里来的客人们擀面条,把面柜里的新麦面儿掏出来。”

  “吃饭事小。”客人们掏出一大堆儿粮票,“千万不敢给您家里添麻烦,您赶紧把当年的几百个秦腔手抄本拿出来,咱看看。”

  “‘破四旧’时,全烧了。”

  “……”

  “……别提那些事儿了。”三外爷的口气,像是突然大病一场。

  李映东亲自给三外爷敬茶:“咱这代人再不把老戏挖出来,对不住天水的列祖列宗啊……那,您腹内的几百本戏,还记得不?背出来,咱记录下来。”

  三外爷老泪纵横:“算了算了,背出来,心里疼。”

  “老联手你别担心,世事变了,放开些。”

  “不背不背,还是不用背了。”三外爷说,“背这些东西,世事如若再翻过来,你我都泡汤了。”

  来人几欲落泪:“老联手啊!估摸着世事不会变了,您就背吧。”

  据那天李映东老先生讲,鸿盛社全盛时期,演职人员多达百余人,经常下乡唱会戏,忙时可分三班演出,凡是天水附近的庙会戏,均由鸿盛社包揽。当时的天水及各县会戏极多,约有300多个台口,主要是演春台戏和秋台戏。“老联手你可曾记得,你被抓壮丁前,常在咱鸿盛社客串小生,你从陕西跑回来后,搭班演过花脸。”

  三外爷频频点头。“不堪回首,不堪回首啊!”那口气,像极了一个老学究。

  我第一次见识了三外爷惊人的记忆力。那天,院中摆了茶座。来客有的聆听,有的记录。三外爷的目光时而眺望苍茫的老天,时而投向大地,好像满腹的戏本子都在漂浮的云层和脚下的黄土里。他手里攥着水烟锅,干瘪的嘴唇有节奏地一张一合,那些我闻所未闻的戏本子像莲花似的从嘴里吐出来:《南游记》、《金沙滩》、《天水关》、《杀四门》、《打柴劝弟》、《十五贯》、《烙碗记》、《白玉楼挂画》、《过荆州》、《走麦城》、《三齐王》……

  三外爷起身,列开手眼身法步,第一次吼开了嗓子:

  “出营门无星火又无灯照,

  黑压压望不见道路一条。

  蔫毡帽压英雄虎眉两道,

  身穿着银叶铠外套皂袍。

  我不敢高声哭暗把泪掉,

  伍子胥在马上思念先朝……

  ……

  深沉中有哀婉,刚健中有激昂,悲愤中有凄哀。客人们早已泪眼婆娑。

  三外爷吼的是《伍员逃国》,他是否用这样的唱词和唱法表达自己的内心与情结尚未可知,但伍员(字子胥,春秋末期吴国大夫、军事家)的悲剧人生在天水乡村却是家喻户晓的,说的是当年楚平王无道,重臣伍奢因进忠言而被下狱待斩。平王命伍奢修书召二子进京同受斩刑。长子伍尚遵父命进朝,次子伍员未遵父命,只身逃国,以图报仇……

  吼罢《伍员逃国》,大家请三外爷再吼《走秦州》。三外爷又吼:

  “本为王我打马秦州界面,

  耳听得羲皇城锣鼓喧天。

  飞将巷挂祥云实属罕见,

  汉忠烈纪信祠紫香回环。

  ……啊呀呔!这是臣子们,听了!”

  “听了。”来客齐声唤。一条羊肚子手巾轮着擦泪,湿成了锅里的抹布。

  那是我了解天水近代秦腔发展脉络的开始。后来我遍查资料,才知道解放前的天水戏剧表演班社中,秦腔方面比较出名的有陈旺领班的魁盛社,李炳南、赵岁乖、李映东领班的西秦鸿盛社、另外,还有鸿盛社、化民社、醒民社、正风社、育华社、新声社、新秦社、警钟社、新龄社、三盛社、祥盛社等。另据了解,陕西、青海、甘肃、新疆等地的演出班社,挂有西秦腔称谓的班社只有“西秦鸿盛社”,它是西秦腔的原始班社之一,比西安的易俗社居然还要早14年。

  夜幕降临了。一帮人又移师堂屋继续干。当时的天水西路一带尚未通电。一盏悬梁的煤油灯撕破夜空……

  第二天,客人们意犹未尽。三外爷说:“既然各位这么诚心,我把本家二位老哥也搬出来吧。”他的提议立即迎来了一片掌声。三外爷起身去了大外爷二外爷家,但是很快那边传来一片争吵,声音最大的是大外爷:“茅坑里的手巾,你也当会事儿啊!这都是‘四旧’,你是不是疯了?”也不晓得三外爷用了啥招法,吵声一停,大外爷二外爷最终都过来了,而且手里拎着二胡、板胡、干鼓、扬琴、三弦、锁啦等传统乐器。这些家当平日里在啥地方掖着,我不晓得,像变了个戏法似的,“蹭”地冒了出来。

  我终于见识了三个外爷几十年后的第一次同台演出。那年的正月十五湾子村戏台演出《金沙滩》,三外爷扮演花脸杨五郎,大外爷操小鼓,二外爷操三弦。二六板、慢板、带板、垫板、二倒板、滚板……搂、揉、滑、泛、弹、打、敲……观众一时惊呼:“天爷哟!平时咋一点看不出来,原来是梨园世家哩”。

  这算老糊涂吗?三位外爷既通韵律,又谙戏路,还通晓古今,却对各自的从军经历三缄其口指东道西,混同于乡间文盲。据说合作化、生产队时期,村委会多次举荐大外爷当个生产队长、会计啥的,大外爷一口回绝:“我认得字吗?”倒是1980年初土地搞承包时,三外爷出面当了湾子村第三生产队的队长。为此,大外爷还和三外爷吵了一架。一个要当,一个不让。村里人骂大外爷:“一个连自个儿的眼咋瞎都搞不清楚的人,除了会拉个二胡,百屁不懂,见识太浅。”

  现在看来,大外爷只不过是不想让老弟兄们抛头露面。

  13

  三位老人会不会都进过学堂读过书呢?我把这个疑问告诉母亲。母亲说:“咋会呢?字是识得一些,也不晓得咋学的,不见得进过学堂吧。”

  记得大概是老戏开禁不久的一天,我发现大外爷拎个梯子,偷偷攀上堆杂物的顶棚翻腾什么。一会儿下来,怀了多了一摞线装书籍和画册。书籍有《红楼梦》、《粉妆楼》、《秦州志》、《静静的顿河》、《金匮要略》、《黄帝内经》、《金瓶梅》、《山乡巨变》、《透天机》、《伏羲考》啥的。画册至少有五六本,封面都是彩色的,记得其中一本画册的封面是一幅杭州西湖的照片,还有一个封面是一位身材细长的女人,女人手捧鲜花,正在引喉高歌。女人穿的衣服紧绷绷的,很好看。如今回想起来,女人穿的应该是旗袍,就那种传说中太外婆常穿的旗袍,就那种被土匪抢劫一空的旗袍。其实我真正见识旗袍是在1984年,摸进地下录像厅偷看台湾歌星邓丽君。

  那天的大外爷把书籍整理了一番,可面对那一摞画册却犹豫不决,最终,他心一横,把画册塞进了红彤彤的炕洞,顿时浓烟升腾而起。

  一切都在偷偷进行,我也在偷偷窥视。我小时候是个读书狂,对各种图书有了一定的分辨能力,却不敢上前阻止。这么多藏书是否意味着大外爷上过学,我当时并没有判定意识。天水一带的乡村有一奇,万般人等,即便大字不识一个,箱子底下藏有一两部线装古籍图书倒是颇为多见。即便穷得肚皮贴脊梁,即便院墙不过肩头草屋不到一间,家中却多有笔墨纸砚,厅堂必挂足尺条幅字画,院子门楣必悬嵌有“耕读第”、“清平乐”、“树德裕”字样的匾额。很多文盲老汉常有挥毫书写唐诗宋词的习惯,净手捋袖,软纸铺炕,或狂草如风,或正楷如绣。如弓耕垄亩,如坡上鞭牧,如古风浩荡。只写不念,彼此交流只说:“今儿个写了几笔。”写啥了?不闻不问,像是吃了一碗清汤浆水面,其味公知,自得其乐,无须多言。

  从没见过大外爷拎过毛笔。在他眼里,那些书籍该不是一堆砖头吧。

  也就是在那些日子,我发现三个外爷都偷偷捧起了书。

  母亲告诉我,“破四旧”那阵家里烧书不少,光三外爷家的两个土炕里,各种线装书就烧了五天五夜,其中也包括家谱、古代字画啥的。她当时读初中,已经用小楷毛笔创作、誊抄秦腔戏本60多部,在三外爷的威逼下,那些杜鹃泣血之作大多送进了炕洞。为此她偷偷哭了几天几夜。也就是说,三外爷家烧书是最多的,可没想到大外爷那边倒是悄悄留了一手。那天,大外爷把《红楼梦》送给三外爷。三外爷轻轻抚摸着书脊书面,眼泪像屋檐水一样,“哗哗哗”的。

  我的判断由此有了急转弯。据《天水市志》载,大概进入辛亥年间,天水城乡的私塾、学堂蓬勃兴起,当时的三个小少爷不可能没进学堂。母亲说:“咋会想到他们会进过学堂呢?我出嫁前在老人身边生活近二十年,没见他们拿过一本书。‘破四旧’那阵烧书,你三外爷说那都是祖上遭的孽,谁读书,谁糊涂。”我后来才晓得,三外爷也曾竭力阻拦母亲上学,母亲就躲在后园子练习琴棋书画,以《新华字典》为师,以柴火棍子为笔,以大地为纸,苦习文化。直到12岁那年,母亲给正在读小学的大舅纠正《三字经》、《古文观止》,并拎出了几尺高的一摞蝇头小楷,三外爷惊呼:“天哪!我咋养了这么一个女子哩。”这才把她破例送进了当时位于三十甸子的花洞寺小学,直接插班三年级第二学期。测试时,语文一百分,算术却是零光蛋,因为她压根儿就没见过加、减、乘、除符号是何物。全班哄堂大笑。结果她不到半年补上了算术,稳拿双百,越级到了五年级,转而跳级蹦到了天水七中读初二。当时大舅和母亲同校,每逢夏收秋播,大舅可以正常上学,母亲却随时被父母强迫回家务农,有时旷课长达一个多月。面对老师的呵斥和同学们的白眼,母亲实在撑不住了,只好给班主任撒了谎:“我是……后妈生的。”惊得班主任一时语塞,半晌回不过神来。最终,母亲还是含泪离开学校,回家照看弟妹,喂猪养鸡,拔草拾粪。为了安慰母亲,三外爷终于同意亲自给母亲教珠算。直到现在,母亲每每拎起算盘,指端如有神助,什么九遍九、二度梅、狮子滚绣球……只见指尖蝴蝶般翻飞,珠子蝌蚪般跳舞,看的我眼花缭乱,如听雨打檐瓦,如沐冬日暖阳。

  文化的积淀决非空穴来风。从三位外爷的名字看,如果按家谱,男子应均属“中”字辈,可大外爷的名字却单字一个“荣”字,其深意无须赘言,可因何独辟蹊径另起炉灶,至今无人解得。我就此求教母亲。她说:“也是怪了,当年乡下给娃取名,哪有一个字的呢?早先你大外爷的名字和你二外爷立中、三外爷秀中一样肯定有‘中’字的,他一定是自己给改了,但早先叫啥,咱就不晓得了。”有意思的是,七个舅舅们的名字以“奎”字为标,以“金、银、玉、满、五、建、世”延排。《康熙字典》云:“‘奎’者,星名也,二十八宿之一。”我母亲和大姨、二姨以“娥”为标,以“秦、翠、贵”延排。《说文解词》云:“‘娥’,帝尧之女,舜妻娥皇字也。”我的天!如果没有从学之道,何来如此命名?

  倒是母亲中学阶段辍学之后,断然易名为“凤琳”。母亲说:“家道清如浆水,早先的名字,又古又贵,咱受不了。”

  在我的再三动员下,母亲去年终于答应翻出了她少女时代创作的秦腔戏本《璇玑图》和《东游记》,我分别推荐给了《天水文学》、《秦州文艺》杂志发表。天水文联主席庞瑞琳女士看到后,执意要见母亲一面。可母亲淡淡地告诉我:“算了,世事就这个世事,人家是文人,咱是乡民,有啥可见的。”

  我突然发现,母亲的这种心态,与三位外爷没啥两样儿。

  现在看来,大外爷当年烧民国画册决非心血来潮。民国画册是那个时代的缺物,当时打击所谓靡靡之音、港台画册的狂风尚未刮来,他是否早有预见呢?在日子里,他的一只独眼到底看到了哪半边?

  可以确定,三位外爷必然是进过学堂的,何方学堂?终成一谜。

  14

  世事如烟,岁月像风一样,大家都急匆匆跟着风走。1989年我师范毕业后到耤口中学任教,便有机会去毗邻的大外爷家走走,有时也会住一晚两晚,某次正在读高等教育自学教材《中国革命史》,大外爷突然问我:“你们这代人不愁吃穿,咋看革命的书?”把书抢过去,用粗糙的大手“哗啦啦”翻了几页,一只眼睛像手电筒似的扫了扫,突然感慨:“我的天爷,这里头,啥都有哇!宁都、河西走廊啥的,关子镇的董邦就是从宁都出来的,也不晓得活着还是死了。”

  大外爷居然晓得董邦?董邦是上川下川的一个传奇人物。

  我问:“您啥意思?您难道晓得那些地方?离咱这好远好远着哩”

  “没啥没啥,我一个瞎子,算是瞎看,你何必当真。”

  大外爷提到的董邦是关子镇人。关子镇距离湾子大约有五六十里地,从郑集寨那里一拐,进沟,过了七十里铺,便到了。我只听说董邦参加过红军,给周恩来当过随从副官啥的。当时董邦已经从天水地委副书记岗位离休,享受正厅级待遇,据说每晚在美丽的耤河岸边溜达呢。那时,我对董邦是否参加过宁都起义没有一点概念,包括宁都那个地方,像空气一样忽略了它的存在。

  不知道大外爷是否看出了我的惊愕。他突然问:“如今皇上是谁?”

  “如今不叫皇上,叫总书记,人家叫江泽民。”

  “我以为还是毛主席哩。”

  我差点笑岔了气。大外爷安静地等我笑完,说:“碎(小)狗娃,还是好好念书吧。”我又一次笑了。如今看来,当时老人家百分之一万是装洋蒜。面对我这个堂堂中学教师肆无忌惮的笑声,他无动于衷。

  那一次,其实应该是我进一步详细窥探大外爷从军经历的最佳机会,可我完全错过了。那时的我二十出头,读历史教材完全是为了应试,死记硬背和我对历史本身的感知、情怀完全是分崩离析的。青春的兴奋点除了渴望伺机谈一场正宗的恋爱,还有港台流行歌曲、北京筹备亚运会、伊拉克战事啥的。大外爷无意流露的信息,我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像空中不经意飘来的一朵云,风一吹,便没了。但他当时稍纵即逝的表情,如今却迟到地发酵着我的判断和联想。值得一提的是,我当时的老同事、高三文科班班主任杨立青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返聘教师,杨家湾人,毕业于黄埔军校成都分校。我俩都在语文教研组。有次我问他:“杨老师,您打过仗吗?”杨老师一锤定音:“没有。”全校师生都以为他是个与战争无关的人,可从他的年龄不难判断,其青年时代必然裹挟在战火硝烟里,可我们谁也没有动脑子追根问底。风风火火的日子里,很多往事,一如尘埃。

  关注宁都和天水的关系,是我近年采风活动中的一个意外。这几年随中国作家采风团多次前往江西赣南,在宁都起义纪念馆的陈列室,意外发现诸多与甘肃有关的大量信息。民国20年(1931年)12月,国民革命军第26路军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黄中岳等将领趁总指挥孙连仲和二十七师师长高树勋不在部队之机,发动全军一个军直、两个师直、六个旅直、十一个整团共17000余人携带两万多件武器,全部参加了起义,被编入红五军团。另据甘肃党史研究室《史海揽胜》载:“原国民党第26路军17000余名官兵集体参加红军,其中包括甘肃籍5000余名官兵。”也就是说,宁都起义将士中,甘肃籍占了近三分之一。长征时,红五军团的老班底已经损失了三分之二,但仍有1000多名甘肃籍红军指战员随军参加长征,后来成了西路军的一部分,最终全军覆没,也就是说,跟随西路军的甘肃籍将士大多战死在了家乡的土地上。

  多年来,甘肃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河西走廊一战,双方为啥打得那么猛咧?都因为甘肃人生得硬,甘肃人打甘肃人,那真格是硬碰硬。”意思还是那个意思:西路军中有不少甘肃子弟,而对手马步芳本身就是甘肃临夏人,马家军的班底,十有七八都是甘肃尕娃。有这么一个段子,高台血战中,刺刀拼上了,双发拉开架势,红军战士大吼:“你个坏怂,啊达(什么地方)的?”马家军士兵回应:“老子额(我)是武威自达(这里)的,你狗日的阿达(什么地方)的?”“额(我)是天水的,红军是正义之师,你还不投降?”“投降个你妈的球,你要馍要的额(我)门上了,还嘴硬。”双方刺刀同时出手,几个回合难解难分,后来都把刺刀同时插进了对方的心脏。一个天水娃倒下了,一个武威娃倒下了。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战死家乡的甘肃籍将士远远不止这些。天水曾经是红军三大主力唯一同时经过的地方,沿途“扩红”又带走了数千名甘肃子弟。《天水大事记》载:“民国24年(1935年)8月5日红二十五军由两当进入天水。9月25日中央红军(陕甘支队)由漳县新寺镇进入武山。民国25年(1936年)8月23日红四方面军31军从漳县新寺镇进入武山。9月14日红二方面军第六军团途经天水。10月5日红二方面军第六军团抵达天水娘娘坝,遭国民党军伏击,16师师长张辉牺牲。10月9日红二方面军分两路,从武山温泉一带北进。”那数千名天水子弟,如今又在哪里?

  有意思的是,1955年中央军委给开国将士们授衔时,为数不多的8位甘肃籍将军中有7位属于宁都起义人员,其中包括天水籍少将徐国珍,他们均属侥幸未编入西路军的幸存者。换个说法,假如他们当时编入西路军,甘肃籍将军的名号会剃光头吗?

  我注意到了26路军老班底更早的大致背景:1928年8月冯玉祥所部孙连仲调任甘肃省主席并负责甘肃、青海、宁夏军务时,收编了天水驻军孔繁锦部,几年间陆陆续续又招收了不少兰州、天水、定西、武威、张掖、临夏、陇南一带的农村青年充军。

  那么,大外爷会和红军有关系吗?从大外爷从军的时间上判断,他直接加入红军的可能性几乎没有。那么,他有没有加入国民党西北军之后又倒戈加入红军的可能呢?现在看来,他如果一开始加入国军,只有可能是冯玉祥下属孙连仲的26路军,也就是后来的宁都起义部队,这样的判断反而把我自己逼进了死胡同。

  突然想起,有一次我把喝剩的半碗水很随意地泼掉。大外爷瞪了我一眼:“你娃如果见过张掖,就晓得啥叫水了,在那里,水,就是命。”

  “张掖是谁?哪儿的。”按照大外爷的表述方式,我误以为张掖是个人名。

  “你这种娃白念书了,张掖不是人,是个地名,在河西走廊。”

  我恍然大悟。张掖距离天水三千里之遥,没去过,但听说过的。“我天!您老人家咋晓得张掖?”

  “哦哦哦,我不晓得我不晓得,听说的。”

  宁都起义、河西走廊、张掖、董邦……大外爷,当这样的大事件、地域、相关人物链接起来,能证明大外爷曾经有过红军身份的可能吗?我不免噤若寒蝉。

  15

  柳暗花明又一村。我第一次开始思考大外爷和红军的关系。

  2016年是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当时《文艺报》主编梁鸿鹰先生建议我以纪实文学的形式写一写长征故事,我考虑到半个多世纪以来有关红军长征的故事已经很多,用新的理念选择新的切入点并非易事。正在抓耳挠腮之际,在天水挂职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的《小说选刊》副主编李晓东给我打来电话:“秦岭兄,我没到天水之前,对天水并不了解,这些日子下基层调研,才大吃一惊,这一带到处都是80年前红军长征的信息,红四方面军16师师长张辉就牺牲在秦州区的娘娘坝乡,可惜这里关山阻隔,也很少有人用文学形式表现这些弥足珍贵的素材。你作为生活在天津的天水籍作家,有这个责任回眸故乡,认真思考一下。”

  这是我系统研究天水前辈们和红军之间千丝万缕关系的开始。

  而那些遥远的零碎记忆也扑面而来。常听说早先——应是解放后及至文革期间吧,时不时从某村揪出了潜藏的西路军流落人员,有湖北籍的、四川籍的、陕西籍的、甘肃籍的,其下场可想而知,不斗死也得骂死。历史背景我就无须赘言了,当时五六千被打散、被浮后逃脱的红军战士流落到了三千里陇原,人人头上扣着“机会主义”“逃跑主义”“退却主义”的帽子,鄂豫皖、云贵川根据地早已荡然无存,延安正在搞甄别,你敢去哪里?可不得首选天水。陇上有名言云:“金张掖,银武威,金银不换是天水。”天水,至少是有饭吃的。许多男女战士为了不暴露乡音,改名换姓,装聋作哑,男的当上门女婿,女的嫁给光棍。有的女战士被买来买去,越嫁越偏远。据说有的男战士担心夜里说梦话,自割舌头,这才成了正宗哑巴,以至于1984年上面给西路军战士落实政策,仍有许多人不敢暴露身份。那时正好赶上农村联产承包,分到土地的农民血脉贲张,家家户户都在做万元户的美梦,给西路军落实政策的资讯既不像发家致富那样新鲜,也不像当二道贩子那样时尚,根本入不了人们茶余饭后的美谈,有点像吃剩了放久了的洋芋饭,既占锅又占碗,倒了就成了。

  这些记忆,自然而然成为我创作红军题材短篇小说《寻找》、《幻想症》的重要素材。记得当时把《寻找》投寄给《解放军文艺》杂志后,责编文清丽在微信中告诉我:“笔法独到,首次揭示了战争与普通农民之间的另一种关系,人性开掘有纵深感,我忍不住流泪了,我马上提交主编过目。”由于我并不清楚主编的态度,恰好老家的《飞天》杂志催稿甚急,索性给了《飞天》的编辑赵剑云,她如获至宝,当天接到赵剑云的电话:“经研究,我们决定临时撤下业已安排的头题小说,火速安排《寻找》与读者见面。”当我把这个消息反馈给文清丽,她大吃一惊:“我们正在讨论你这个稿子呢,我们之所以讨论,是因为你表现的主题、方法不一样,提供了一种认识层面的价值,这个小说非常适合我刊,可你却……罚你给我们再写一个。”于是又有了《幻想症》。

  《寻找》发表于《飞天》2016年第8期,《幻想症》发表于《解放军文艺》2016年第12期。两篇小说一经发表,即广为转载,前者被中国小说学会纳入2016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后者纳入《小说月报》年度小说精品集,被文坛誉为“战争题材的新面孔”、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的新收获”。两篇小说在编辑、专家、读者那里引起的关注,让我下意识地把“寻找”的视角直接瞄准了大外爷。

  也曾忧虑,对大外爷这样的“寻找”和“幻想”,算不算幻想症呢?果然,有位颇具地位的历史专家直言不讳地告诉我:“秦岭老弟,看了你那两篇小说,你可不能这么编啊!”那口气分明饱含怒其不争哀其不幸的成分,分明在语重心长地挽救一位不慎失足的文学青年。

  我注视着专家苍老的容颜,笑了:“那么,您认为我是在编历史呢?还是编小说。”

  “反正,很多人和我一样是不会相信的,我们这一代人,都是历史的过来人。我重申,我们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要多。”

  我郑重其事地告诉老人家:“我,也宁可不信。”

  其实我想告诉他,我不是生活中的幻想症患者,我只是在日子里寻找,可我意识到这样的解释并不适合于这样的所谓专家。这样的人不仅不习惯于寻找,也可能一生都不会患上幻想症。

  还用编吗?大概是1980年前后吧,大外爷家来了个衣衫褴褛的庄稼汉,70岁左右的样子。二目呆滞,脸色蜡黄,左手柱着拐棍,右手……没有右手。满头的白发像冬日的蒿草一样披在肩头。下嘴皮耷拉着,像是无力回收。粘稠的涎水从枯瘦的下巴尖垂吊而下,像一根挣扎的蚯蚓。大外爷怒斥:“你狗日的老哥咋又来了,说好的你缺啥我给你悄悄送去,你这是想让咱老联手送死吗?”说着钻进地窖,摸出两个洋芋和西红柿。“拿上,快走。快!”

  既是“狗日的”,又是“老联手”,大外爷对来人的态度显然是复杂的。从此那个缺手的老人再也没来过,后来听说铁炉公社有个缺手的老光棍死了,大外爷亲自去了一趟,人们从死者的地柜里发现了一套破旧的灰布衣裤,有人认为非常像电影里的红军服,可大外爷催得紧:“赶紧烧了,这啥颜色嘛,咱不认得。烧!”

  这件事我只是听过,并未亲眼一见。在那个年代也不可能引起我的注意,现在回想,缺手光棍会是西路军流落人员吗?而大外爷是不是他的战友呢?一切迹象比较明显地暗示着大外爷的身份:返乡的西路军人员。当然,迹象归迹象,暗示归暗示,是否可以下这个结论,我仍然没有这个胆。

  前几天,我给工作在如今铁炉乡的一个朋友打了个电话:“老兄是否听说过,大概在1980年前后,铁炉一带有一个缺手光棍,临死前,人们从他的炕柜里发现了一套灰色的服装,疑似红军服装。”

  “我土生土长的铁炉人,咋没听说过呢?”

  “你是否能打听到他的有关情况?”

  “你让我打听一位三十多年前的光棍?老哥该不是考验我大海里捞一根针的水平吧。”

  本乡人都无法查找,这该如何是好?前些天翻阅天水党史资料,却意外发现这样一个人:王树亚。这位天水甘谷县人与铁炉的缺手光棍是否有经历层面的某种关联,我无法考证,但值得注意的是,王树亚和大外爷同属地方乡绅之后,那么,大外爷的经历是否与王树亚有异曲同工之处呢?这是个颇有意思的话题。显然,王树亚的命运成为我思考大外爷、缺手光棍的又一侧影。据载,1991年《甘肃日报》刊登了一篇署名郝成铭的文章专题纪念王树亚,一石激起千层浪,王树亚的亲属这才搞清了亲人的下落。资料是这样表述的:王树亚(1907-1933),出生于天水市甘谷县新兴镇大王村的一个乡绅之家,少年时在家乡读书。1928年从国民军军官学校毕业后,到驻河南洛阳的董振堂第13师工作,历任排长、连长等职。1931年12月参加了宁都起义,被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团13军。1932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任13军38师营长,不久任师长。2月下旬率部在黄陂以东攻击敌59师,激战二日,歼敌两个主力团,俘敌师长陈时骥。28日在指挥部队冲锋时,不幸胸部中弹,壮烈牺牲。

  这使我又一次想起了潘石屹的大伯,想起了让我江郎才尽的烈士黄荣。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反围剿时,中央红军曾先后俘虏两位国军高级将领,一位是第一次反围剿时俘虏的敌18师师长张辉瓒,另一位便是第四次反围剿时俘虏的敌59师师长陈时骥。对于前者,毛泽东曾作词《渔家傲》云:“雾满龙岗千障暗,齐声唤,前面捉了张辉瓒”。

  也就是说,王树亚早在58年前就牺牲,亲人得到消息才是1991年的事儿,而王树亚最终被确认为革命烈士,历经整整62年。据讲,在这之前,王树亚这个名字是亲人们的禁忌,村里的老人们大多遗忘了王树亚其人。一位甘谷的朋友告诉我:“那个年代,都巴不得王树亚本人连同他的名字烟消云散最好。”我相信这样的逻辑。烟消了,云散了,可不好嘛!假如烟也在云也在,是不是会成为大外爷其二呢?当然,这样的比较并非我不懂得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人家王树亚,可是堂堂红军师长。

  我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王树亚死在当时的苏区,可谓轰轰烈烈,尽管赢得的光环和荣誉实在是太迟太迟了,毕竟可以含笑九泉。假如当初并未战死,一路长征直奔河西走廊呢?我天!我的思维绕来绕去,总离不开河西走廊。

  天水有老话:“人好区分,影子难辨。”烈士王树亚、潘钟麟、黄荣各是各,可他们在日子中留下的长长投影里,会分离出大外爷的影子吗?

  16

  听到一个故事,大概是2010年吧,那是我在天津工作的第14个年头,某次返甘,听说有个“空巢”哑巴老人快要咽气,从天南海北打工的子女匆匆赶来,老人咽气前居然开口说话了,一口湖北方言,大意是:“只想打听一下,马步芳,还活着吗?”石破天惊!此话怎讲?亲人们一头雾水。“马步芳是哪个村子的?听名字好像是个女人吧。”人之将死,却念念不忘一个毫不相干的女人。子女们面面相觑,竟来不及大放悲声。有懂历史的人提醒:“老人是不是当年的西路军流落人员呢?”

  “这不瞎扯蛋嘛!老人分明是被鬼附体了。”

  于是请了阴阳法师驱鬼超度。香蜡高照,锣鼓敲响。阴阳法师手执皮鞭,一边对着亡人的遗体拼命抽打,一边高声呵斥:“何方妖孽快快滚,休得折腾阳世人。”这个死后被鞭尸的“空巢”老人,后来成为我的小说《幻想症》中主人公的原型,只是我把主人公变成了女人。在我有限的耳闻目睹里,装聋作哑的女人远比男人要多得多。我后来曾问过老人的后人:“你真的认为老人被鬼附了体?”

  “说老人被鬼搞了,横竖能说得过去,这样咱会体面一些。咱都靠打工过日子,穷日子过惯了,假如老父亲真的是红军,咱给子孙没法交代。”

  而那时,大外爷已经离开人间足有20年。我有限的判断是:假如大外爷最初真的是在孙连仲部当兵,必然是宁都起义中5000多名甘肃籍将士中的一员,那么他一辈子给后人们提供的所有信息都是调虎离山、声东击西、欲盖弥彰的谎言。如果是这样,他负伤的经历可以用这样的排除法:假如他的眼和腿是在宁都时被红军打的,一定是在宁都起义之前,而重伤之躯是不可能几千里路上从江西摸回甘肃的;假如是被国军打的,一定是宁都起义之后,但按照红军撤出苏区长征前的做法,重伤员大都留在了苏区游击队和老百姓家里,能活着跑回老家的可能性更小。有关资料记载,当时红军主力刚刚撤离苏区,国军就卷土重来,对红军留守人员和游击队大肆搜捕,搜出一个杀一个,搜出两个杀一双。留在苏区坚持斗争的瞿秋白、何叔衡、毛泽潭就是当时被杀的。在那样的环境中,大外爷的重伤之躯加上满口的天水方言,人家要找你,比炕席上找蛤蟆还容易。

  也就是说,大外爷不仅参加了长征,而且直到1936年甘肃会宁会师时身体还完好无损。如果是这样,大外爷是否是烈士黄荣,反而更加扑朔迷离。也许真的是同名同姓,也许……我且打住吧。假如是呢?

  如此推断下来,他有可能是在河西走廊和马家军交战时负的伤,那么他的身份就有两种结论,要不就是西路军打散人员,要不就是西路军被俘逃脱人员。战斗最惨烈的张掖地处河西走廊西端,他用七八年时间在祁连山一带埋名隐姓养好伤再寻吃讨要返回天水,还是有可能的。

  当然,这也只能是可能。可能之外就是不可能,那不可能该怎么讲?

  一旦这种可能成为事实,顺藤摸瓜,二外爷、三外爷从军的谜面和谜底就能一次撩起神秘的面纱。如今大舅因病已不能言,我只好把这样的疑问通过电话告诉大妗子。可大妗子说:“千万别问了,都老旧的事儿了。只记得当初你大外爷常和我大(父亲)聊这聊那,叽叽咕咕的,咱不晓得都聊些啥。”这是大妗子无意中提到早在1982年谢世的父亲。出于基本的礼貌,我下意识地补充了一句:“您家我爷,1938年花园口决堤流落到天水,一辈子也够苦的。”

  大妗子却说:“忘了告诉你们这些晚辈,其实咱都搞错了。我大(父亲)快要走的那些年才告诉咱,他老家不是河南的,是湖北竹溪县的,他还有个老乡,一起逃难流落天水,落户郑集寨,那个湖北老乡,后来听说跟子女定居兰州了,也不晓得活着没。”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我屏息静气地试问:“湖北那可是鱼米之乡,当年,那边的人难道愿意来这黄土高坡安家落户?”

  “咱咋晓得上辈人的想法哩,问了也懒得说。”

  “那,老人家来天水的时间,一定不是花园口决堤那个时间了。”

  “那咱就不晓得了。”

  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当年华北、华东、中原、江南一带尚未沦陷之前,很少有人流落到天水来的。可我大妗子的父亲,却在不该来的时候,来了。

  “那……作为您的亲生父亲,他一辈子号称河南人,临去世那些年才告诉您是湖北竹溪人。这件事,您咋想?”

  “还能咋想?你大舅如今重病在家,需要我照顾,你大表妹、二表妹、表弟生了一帮娃儿,都需要我操心,成天满前忙后,累到这份上,还有时间想那些事情?你这娃,过日子得朝前看,咋光往后看?”

  不由想起当年大妗子的父亲给我们讲花园口故事的河南调:“当年啊!日本人占领河南……蒋介石这个坏怂啊…………”

  也罢!这无头无尾的话题该打住了。

  17

  去年配合长影剧组赴甘拍电影时,意外发现一件有关红军将士在天水的资料,其中有一长串红军战士的名单,不少属于流落天水诸县的红军战士。据介绍,这些文字是有关方面近些年抢救性采访、挖掘、整理出来,大多资料并不完整。天水的一位文史专家告诉我:“大家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也只是发现了九牛一毛。当年的红军流落人员当然不敢返回自己的故乡,一般都会流落异乡僻壤,可是这么多年来,我们没有接到外地党史部门发来有关天水红军流落人员的任何信息。那么,天水籍的红军流落人员,都去哪里了呢?”

  他问我,我问谁?当然,他不完全是问我,也不完全是自问。

  “秦先生你发现了没有,就现有的这些凤毛麟角,咱也只掌握了他们日子的半边。”

  半边?我脑子里“嗡”地一声,突然想起大外爷当年的一次骂架。

  不妨将部分流落人员小传摘要如下:

  廖佳慧(女)(1916一1945):原籍湖北襄阳,1933年参加红军,曾任红四方面军直属总队宣传队队长。西路军在梨园口失利后不幸被捕。1941年,兰州监狱奉命将廖佳慧解往南京,途经天水时廖跳车逃跑,流落在清水、张家川等地,先后被清水县王家河村一户苏姓人家和张家川闫家乡草川梁村一位丁姓老妈妈收留,丁妈妈去世后她又流落到乱石沟村染病身亡。

  周振祥(女)(1912一):原籍四川通江。1933年2月参加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名字系团长王媛泉所取。部队进入岷县红崖险道时,周振祥因长途跋涉本已肿胀的双脚被酸刺穿透而掉队,被在当地开旅馆的张家川农民何成禄收留。1936年10月,何成禄带着周振祥来到张家川上渠村,强迫周振祥与侄儿何守福成了亲,经常受何守福打骂。1958年何守福上门当了别人家的女婿,周振祥只好与儿子、儿媳相依为命。1980年,有关部门从王嫒泉、何福祥等老干部的采访调查中,才证实周振祥是失散的红军战士。

  李彦寿(1918—):李彦寿,原名万米西,原籍甘肃徽县伏家镇,1935年7月参加红军。1937年1月初,李彦寿所在的红四方面第5军的先头部队在高台与马步芳军激战7昼夜后失利。1937年初部队向新疆转移的过程中,遭敌军围追堵截,李彦寿在激战中被打散,1939年流落到张家川县,被刘堡乡丰营村人李彦海收留,帮其牧羊,改万姓为李姓,取名李彦寿。

  苏正财(1920一):原名康多才,原籍四川绵阳。1935年参加红军,同年夏天,部队在宁夏固原县黑城附近遭遇胡宗南部队第1师的阻击,苏正财所在的连队被敌人打散。此后,他先后在固原县黄家老庄为别人放羊,在平凉街头打过短工。1936年9月来到张家川,在刘家村当了上门女婿,改康姓为苏姓,取名苏正财。

  冯维奇(1920一1997):原籍四川(确址不详)。1933年参加红军,1936年8月随红四方面军第31军91师长征途经武山,因病留落在鸳鸯镇鸳鸯村。

  周仁政(1922一1993):(籍贯不详)。1934年参加红军。1936年8月随红四方面第31军91师途经武山,因病流落在高楼乡玉林村。

  赵元华(女)(19I7一1993):原籍四川(确址不详)。1933年参加红军,1936年8月随红二方面军左路纵队途经武山,因病流落在原龙泉乡李堡村。

  吴秀英(女)(19l0—1993):(籍贯不详)。1933年参加红军,1936年随红二方面军左路纵队途经武山,因病流落在原郭槐乡郭台村。

  鲍进修(1912——1995年):原藉贵州(确址不详)。1936年8月随红二方面第31军91师途经武山,因病流落在桦林乡韩山村。

  马东花(女)(1895——1994):原藉四川(确址不详)。1933年参加红军,1933年随红四方面第31军91师途经武山,因病流落在高楼乡玉林村。

  陈二女(女)(1924—2001):原籍四川龙江。1933年参加红军,1936年8月随红二方面军左路纵队途经武山,流落在鸳鸯镇包坪村。

  陈化吉(1923—2002):原籍四川云山。1934年参加红军,1936年8月随红四方面第31军91师途经武山,因病流落在马力镇暖水村。

  韦世明(1922一):原籍贵州(确址不详),1935年参加红军,1936年8月随红四方面第31军91师途经武山,因病流落在武山,后定居在洛门镇康庄村。

  汪富生(1923—):原藉贵州(确址不详),1935年参加红军,1936年10月随红二方面军左路纵队途经武山,因病流落在武山,现定居于洛门镇观儿村。

  李文华(女)(1917—):原藉四川南江,1933年参加红军,1936年10月随红二方面军左路纵队途经武山,因病流落在洛门镇李堡村。

  王春梅(女)(1923一):原籍四川(确址不详),1935年参加红军,1936年10月随红二方面军左路纵队途经武山,因病流落在甘谷县磐安镇,后定居在武山县温泉乡小兰村,孤身一人。

  徐正丙(女)(1918—1990):原籍四川宣汉。1935年1月参加红军。1936年随西路军征战河西走廊,因病掉队,流落青海湟中县。1937年1月至1939年4月在秦安县兴国镇北大村给地主长工,同年4月与原郑川乡(现兴国镇)何川村安德禄结婚,从事农业生产。

  罗树铭(女)(1901一1991):原籍四川达县。1935年2月参加红四方面军,曾任连长,因负伤流落天水。1939年与秦安县西兰乡王湾村王士雄在海源结婚,同年年底返秦安王湾村定居,从事农业生产。

  ……

  不是我非得罗列这样一番文字,而是每个文字分明在挑战着我的历史观和认知水平,它们像是对我发出种种诘问:你是完全相信了我?还是半信半疑;你是把我当资料?还是当史料。或者,你是不是把我当你大外爷了?

  如果放到十几年、二十几年前,我一定毫不怀疑这种名单的史料价值以及作为人物小传的真实性、严肃性,但如今的我不免疑窦重重。我至少有这么几种疑惑:一、从记载的情况看,多数红军战士似乎都是“因病”、“打散”而流落天水的,似乎无涉“退却”、“被浮”、“逃脱”这些字眼,事实上,一个满嘴外地口音的红军战士“因病”躲藏在人生地不熟的天水,很难逃得过地方保甲制度的天罗地网和民团的搜捕;二、记载中只有极个别红军战士的身份与西路军有涉,多数战士似乎与西路军无关,那么就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他们的身份真的无关西路军,另一种是他们有意回避1936年冬到1937年春那个敏感的时间段;三、更多的战士并未给采访者提供自己的籍贯,这也不符合常理。个别人因年老体衰对故乡失忆是有可能的,但多数人对自己所在的县、乡、村集体失忆,就有些讲不通。可是,这样一堆文字,已经算是弥足珍贵的资讯了,而且是以党史文献的形式存在的。退一步看,我宁可相信因病、打散、失忆全部是真实的,可它也只是“九牛”中的“一毛”。姑且认了“一毛”吧,可“九牛”又在哪里?

  大外爷理所当然在这九牛一毛里,我们曾经和他同吃一锅饭,同饮一壶水,那又当如何?这些小传里不可能有我外大爷,他人生和命运的模糊性几乎构不成任何可以梳理的史料,这让我反而对这堆资料中的所有主角儿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算幸运吧,好像不完全是;他们算可悲吧,似乎也不应这样讲;他们算谜底吧,可至少一半以上的谜面仍然扑朔迷离。这些文字的背后让我隐隐觉得是有一束光的,那是大外爷的一只眼睛发出的孤独、遥远而陌生的光芒。昨天,远在异乡的小妹得知我在追寻有关外爷们的往事,给我发来一个微信链接,竟是一组原国民党军某部致函山西省某县县长的逃兵名单。名单显然是从网上下载的,本与大外爷无涉,但我明白小妹的意思,她在主题先行地给我提供了一个概念:逃兵。

  当然,我必须为小妹点赞。尽管是妄言,她至少在关注。

  此刻,我不晓得我和大外爷分别在日子的哪半边。也许我所有的判断纯属天方夜谭,也许历史本该就是纸上谈兵,那就一风吹走吧,这话有些缺乏人道和温度,可关于大外爷的很多事情,真的像是一风吹走了。岁月没有裁判,我像站在日子里左顾右盼的泳者,无论从哪边跳下去,都不知是否能从这头游到那头。

  而那头到底是哪头,你还让我咋说?

2017年12月28日于天津观海庐

2018年2月6日改定于天津观海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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