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岭天水题材小说《在日子的半边》，载《解放军文艺》2018年第7期)

　　【编者按】作为天水人，你知道饿殍遍野的民国十八年(1929年)天水大饥荒吗?知道割据天水十四县的“陇南王”孔繁锦吗?知道洪水猛兽般的天水鸦片之灾吗?知道血流成河的民国十九年(1930年)天水屠城吗?知道神秘的“扇子会”吗?知道日本空军三次轰炸天水吗?知道6万天水儿女奔赴抗日前线的故事吗?知道红军三大主力途径天水的故事吗?知道红西路军流落人员在天水的境况吗?知道镇反、剿匪、人民公社、包产到户吗?……作家秦岭的《在日子的半边》一改往日叙事风格，用拉家常式的家族纪实笔法，以秦州城、太京镇、湾子村、耤口一带为地域叙事半径，追寻了自己的外祖父兄弟三人身为乡绅富家子弟在民国时期悲壮、传奇、隐秘的从军经历和解放后扑朔迷离的人生轨迹。小说把与外祖父兄弟三人命运密切相关的秦州战事、秦州匪事、秦州商事以及诸多复杂的人生链条设置在辛亥革命至改革开放百年之间，从生活层面揭示了几代人在历史裹挟下跌宕起伏的命运。这种记录、觅史、追忆“一锅烩”式的写法，与秦岭10多年前描写天水城乡教育、交公粮、分税制、机关生活的《不娶你娶谁》《皇粮钟》《断裂》等小说截然不同，而那些早已淡出天水人记忆的百年往事，如今读来依然振聋发聩，恍如隔世，令人唏嘘。

　　“我试图让记忆让主人公与历史破镜重圆。” 这是秦岭发表在《解放军文艺》创作谈中的话。他在答记者问时说：“当生活本身就是小说时，根本没有虚构的必要。我之所以要把这个纪实文本收进小说集《幻想症》，就是因为生活的所谓真实多半受幻想的支撑，它比虚构更像生活。”

　　现全文转载如下，以飨读者。

　　【作者简介】秦岭，籍甘居津。一级作家，出版的主要作品有《皇粮钟》《幻想症》《眼观六路》《宿命的行走》《不娶你娶谁》《透明的废墟》《借命时代的家乡》等。其中有3部小说集被纳入全国“农家书屋”，3次被纳入全国“好书榜”。有作品被翻译到国外。

在日子的半边

秦岭

（小说中提到的民国时期的秦州城）

（小说中提到的辛亥革命时期的天水泰山庙）

　　1

　　记忆中的大外爷眼睛并没全瞎，只瞎了右眼，却瞎得来路不明，不明就里，像一个被鸡群啄过的空罐儿。农家的空罐儿一般用来装油盛醋，谁能想到里面也曾盛过一颗黑亮的眼珠子呢?这是大外爷给我直观印象中最为扣人心弦的特征。生命在27年前的公元1991年那个索然无味的早晨放弃他时，他有遗言：“够了。”

　　到底是活知足了?还是一辈子就那样了，反正是够了，那就去吧，大外爷。

　　恍惚间我自己步入中年，已是远离天水老家在天津生活的第21个年头，最近突然神经质地习惯了咂品世事的无常和历史的吊诡，过往岁月里一些面目不清的尘封旧事会像经典图书一样控制我老半天，就这样，有位孤舟一样的老人常在我记忆的浪涛中时隐时现，仿佛爬山涉水到了津门，他就是大外爷。我终于忍不住在“表弟妹微信群”中探问：“谁能想得起，大外爷的眼睛，到底咋回事?”回应几乎如出一辙：“那谁晓得哩，隔三代了。”大表妹几天后补了一句：“好像吧，左腿还有个窟窿的。”大表妹是大舅的女儿，大舅是大外爷的继子。我都问到根上了，答案也就是个这，仅仅是个这。

　　据母亲讲，太外婆从光绪27年(1901)到民国10年(1921)之间一口气生了五男两女。如此说来，我应该有五位外爷的：大外爷、二外爷、三外爷、四外爷和五外爷。民国18年(1929)甘陕一带惨遭罕见饥馑，瘟疫盛行，赤地千里，人口剧减，年仅14岁的四外爷不幸成为成千上万死难者中早疫的一员，经常吸食鸦片的大外爷后来在35岁上一命呜呼，大姑外婆远嫁耤口乡的六十里铺后被婆家虐待致死。母亲说：“伯伯姑姑们年纪轻轻走了三个，老人们心痛，很少提及。”这样，幸存于世的二外爷、三外爷、五外爷、二姑外婆成为我称呼层面的大外爷、二外爷、三外爷和姑外婆，其中生于民国4年(1915)的大外爷和二外爷属于双胞胎，姑外婆于民国9年(1930)嫁到毗邻的师家磨。1990年前后，这一茬老人们均遵循普通农民生老病死的人生逻辑静悄悄地离开人世。分明都是历经大风大浪的，却没留下任何波澜壮阔的故事，甚至连一些与命运有关的线索都没留下。大外爷身体的严重伤残分明是颠簸岁月的一种强大暗示，但他一生却少言寡语，与世无争，仿佛伤残只是一种迫不得已的、身不由己的彰显，但这种欲盖弥彰的遮掩又意味着啥呢?欲盖弥彰不是个好听的词汇，我且用上吧。

　　这是我第一次获知外爷们的名字：大外爷黄荣、二外爷黄立中、三外爷黄秀中。而外爷们父母、祖父母的名字，母亲一个也叫不上来，她说：“也是怪了，一刀切似的，大人们就不想让咱晓得。”

　　瞎一眼，伤一腿，听着够瘆得慌吧，但这好像算不得天水市秦州区太京乡湾子村的异类。有关儿时的记忆中，那个年代天水乡下的瞎子、聋子、哑巴、瘸子、傻子似乎比驴还多。当这种属于个体生命的悲哀成为黄土高坡上见怪不怪的常态，一切就显得那么波澜不惊。平日里，三位外爷始终以正宗贫下中农的身份不惊不乍地活着，和经历过镇反、大炼钢铁、“四清”、文革、联产承包的所有农民没有任何两样。但是，当这话题随意抖起，却让我的记忆进入颠簸状态：大外爷弟兄仨竟都是拎过枪打过仗的。他们……杀过人吗?但至少大外爷是被人真刀实枪杀过的，子弹?刺刀?炮弹?不得而知。只不过没被杀死，而已吧。

　　不寒而栗。这迟到的好奇让我怔了好半天。记得某年我从天津返甘探亲，母亲突然悲从中来：“真是想他们老几位了，老是梦见，可是，你大外爷的眼睛咋瞎的，腿咋伤的，老一辈谁也没个交代，只记得他们当兵都是去陕西方向。”

　　陕西就陕西吧，还陕西方向，仿佛晚辈们都不晓得陕西在天水以东似的，再说了，难道弟兄仨都会去陕西吗?往东千里当然是陕西，往西千里还有个河西走廊呢，那地方，出马超的地方，自古就是战场。

　　搞清楚大外爷的从军经历，二外爷、三外爷的类似经历才有可能迎刃而解。我问过母亲：“你判断一下，当年大外爷跟的是哪支队伍”

　　“解放军?国军?土匪?咱都没搞清楚。”母亲的表情陷入追忆，“听说五十年代镇反那阵，工作组调查过，好像是被国民党抓了丁，可你大外爷在家里从没提到过抓丁后的经历,掖掖藏藏的话茬儿，谁敢细问呢?他看起来是只绵羊，可有人问这些事儿，他就变狮子了，挺吓人的。”

（小说中提到的解放天水照片）

　　2

　　一开始，我宁可认为大外爷跟的是土匪。逻辑简单得很，如果跟的是解放军，后来就不可能落魄为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何况还有身负重伤这样的光荣标签，至少也该美滋滋享受离休老干部的待遇了。如果跟的是国军，乖乖!那还了得?瞎眼伤腿必然是解放军的辉煌杰作，他至少逃不过解放后镇压反革命那一关。据载，镇反期间，天水一带恶贯满盈的土匪、为虎作伥的地主、在河西走廊围剿过西路军的马家军流亡士兵、潜伏特务被枪毙了好几茬，光刑场就有天水市的南河坝，关子镇、五十里铺、皂郊沟、吕二沟、峡口门、罗峪沟好几处。这些信息曾是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可我从没听大外爷提起，他该春耕时赶驴，该收割时磨镰，分明是历史的局外人。就我当时的思维和认识疆界，确定大外爷跟定土匪无疑。土匪除了杀人越货，相互争抢地盘也是打打杀杀。当了土匪又被土匪打残成那副模样儿，至少有多种理由可以证明他本质上是不情愿入伙的，而且顺理成章会在组织、乡亲那里赢得同情和怜悯，这是心安理得、四平八稳当一个普通农民的必要前提。

　　关于当年的天水匪事，我遍查资料获知，清末和民国期间天水一带成规模的土匪大概有70多股。辛亥之后，军阀混战，变身为匪反而成为一些农民绝处逢生的唯一出路。当时村村有当土匪的，匪有匪的来路和规矩，平日人模人样，一个暗号传到墙头，即可月夜遁身，变魔变鬼。各村崖畔上的烽火台一旦冒烟，家家户户就扶老携幼、牵猪赶羊往山头的堡子里钻，枪炮弓箭、滚木雷石之下，死人比死头猪还容易。至今天水五县两区一带尚存成千上万个古堡和烽火台，几乎逢村必有堡，逢梁必有烽火台，像一个个仰面朝天申诉奇冤的大嘴巴。据说天水一带修建古堡的历史可追溯到宋元时代乃至更早，现存的古堡多为同治年间防御白彦虎、马化龙，光绪年间“跑白狼”(白朗)的避难所。多年前天水电视台有位叫阎虎林的作家著书《天水古堡》，我为之作序时，对天水的民国匪事有了更多的了解。当年最大的土匪队伍是活跃在如今秦岭、牡丹、杨家寺、红河、华岐、耤口、太京、铁炉诸乡的“扇子会”。关于这支队伍，民间有这样的传言：“夹的竹萝上天哩，坐的簸箕窜沟哩，来无影儿去无踪，飞檐走壁鸟儿身。”史料记载，民国19年(1930)河州军痞马廷贤纠合韩进禄、王占林、马入仓等1万余人由静宁南下攻占天水县城，两小时惨杀无辜3000多人。“扇子会”一怒之下替天行道，直接和马廷贤干了起来，但最终在回军、国民军和地方民团的绞杀和招安中，灰飞烟灭。

　　而“扇子会”当年被天水民团招安后坐镇银坑村时，距湾子村仅有二十里地。据太京乡的老人们讲，当年三十甸子、二十里铺、湾子、北崖村大约有150多人加入了“扇子会”，可见，无论天时地利，大外爷不是没有入伙“扇子会”的可能。

　　前不久和母亲通话中，我再一次听到家族横遭匪劫的往事。外爷的姑姑远嫁如今的耤口乡林家湾。解放前的一个大白天，村口突然一声口哨，顿时鸡飞狗叫。全村的大姑娘立即用锅墨涂了嘴脸，像老鼠一样钻进土窖或柴火堆儿。正在厨房做饭的16岁的小姑子珍玉未及躲藏，便被蜂拥而入的几个土匪挟持出门。姑父出门与土匪求情，被土匪的鬼头刀一刀旋死。据当时躲在核桃树上的村民讲，土匪总共有10多个，个个骑着大骡子，两人拎着土枪，其余诸等手里攥着短刀，土匪满脸涂满油彩，有几个土匪脸上还有鼓鼓的刀疤。大哭大喊的珍玉被一个大胡子土匪掖在骡子背上，两腿乱蹬。骡队绝尘而去。母亲说：“村里，从此没了珍玉。”

　　根据外爷的姑姑出嫁、珍玉遭劫及相关信息推算，那场劫难大致在民国28年(1939)左右。

　　“紫色的刀疤”，会有大外爷的瞎眼和腿伤明显吗?如果大外爷是土匪，他当年也是这么作恶吗?我突然记起，儿时在大外爷家，发现老人们每当提起万恶的旧社会，聊土匪要比聊国民党匪军多一些，这样的话题比忆苦思甜的话题要生动多了。话题多是土匪如何丧失人性，庄稼人如何备受糟蹋等等。大约在七十年代的某一天，几个围坐炕头的老人被几瓶金徽酒搞得大醉，有人便聊起当年的珍玉。大外爷一声长叹，独眼睁得溜圆，瞎眼的半扇眼皮子上下颤抖：“我当时如果在，带一个排灭了那帮狗日的。”众人反而乐了：“老哥，你当年上的是那家山头?能攒一个排的人?”

　　大外爷转而“哈哈哈”地乐了，“我说的是醉话。我连我自个儿都带不了，带一个啥排嘛。”

　　“老哥这牛也敢吹，也不晓得你气长还是气短。”

　　“我是气短，不像你，谁不晓得你当年是齐寿山堡子里的草上飞。”

　　话题扯到这份上，大家突然面面相觑，醉意顿消，集体无意识地哑了口。“今儿天气不错啊!北山上一点云彩都没有，阳坡的麦子该黄了。”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话题，不咸不淡地冒了出来。话题陡转。

　　土匪队伍中是否有排级编制，我当然不晓得，但听说当时很多土匪头儿都号称司令啥的。有了司令，下面的喽啰门搞个军师旅团营连排班也未可知。小时候我爱看小说《林海雪原》，威虎山的那帮悍匪，职务比梁山的一百单八将还要齐全。只是，威虎山的土匪互称弟兄，天水的土匪号称联手。到现在，天水人大凡一起合伙做事的，都会一拍肩膀：“咱老联手了。”那热乎劲儿像一个妈养的。

　　可母亲之后的介绍完全颠覆了我的判断。据母亲的父亲——我三外爷讲，大概从民国元年开始，家中至少四次横遭抢劫，抢劫者打扮怪异，也不知是兵是匪。每次都是晚上来，其中有三次是赶着马车来的，每次都抢走好几车财产。那些家伙动作利索，门口盯梢，院内下手。先把外爷的父母看管起来，把十几个丫鬟、奶妈、长工悉数捆绑得结结实实，然后统一下手。头一次拉走了五六车明清时期的红木家具、唐三彩瓷瓶瓷罐儿、明代茶具。转过年又来一拨，翻箱倒柜抢走了几十根金条、几千枚银元、十几匣子金银首饰和珠宝。第三次大概是民国四年，抢走了衣柜里的金丝紫帽、绸缎夹袄、洋布长袍和几十套湘绣丝质碎花旗袍，第四次大概是民国六年，抢走了几千斤粮食、米面、十几根烟枪和几十公斤烟土……

　　听得我傻了眼。我天!母亲祖上，这是啥样一个家呢?

　　我这才晓得，母亲祖上乃富足殷实之家，拥有良田百顷，垂花门庭院十数间。我儿时的记忆中，属于第三生产队的外爷们三人只剩门对门两个独院，大外爷二外爷居主院，三外爷分家后居巷道对面的小院。大外爷的院落不大，但北房却是雕廊画柱，飞檐高翘，被杂乱的柴火、农具和蛛网遮掩的十六扇对开门窗，镂空如绣，做工考究，雕有狮子绣球、喜鹊踏梅、才子夜读诸等，懂行的人打眼一瞧那陈旧的漆皮和斑驳的肌理，便知是晚清时期大户人家的做派。1976年，老屋一拆而尽，换成了土木结构的普通瓦房。当时，我把村里的一个传言带给大外爷：“大外爷，有人说这周围几家院子早先都是您家的。”大外爷居然火了：“别听那屁话，咱住茅草房也是该当的。这都是咱托共产党的福，土改时给咱分的。”我当时就傻傻地想，大外爷一家解放前一定是受苦人，如果不是苦到极点，咋能分到只有在电影里才能看到的大地主家模样儿的房子。

　　大外爷的逻辑是，祖上的房产与自己无关，最终是政府分给了自己一部分。

　　我问母亲：“我早先咋就没听说过这些呢?”

　　“你算个啥?我也是在你三外爷去世前，才给我说了一点点。”

　　“咋不早给你说呢?”

　　“亏你还是见过世面的人。很多事情，晚说比早说要好。”

　　“那……三外爷是1990年去世的，既然那时告诉了你，你当时应该马上可以告诉我啊。”

　　“有用吗?连我都是穷日子过来的，小时候一件衣服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一条裤子，几年下来，裤边儿能过膝盖。当我听说爷爷当年穿着长袍马褂，奶奶穿着真丝秀袍，我啥也不问。你说说，当年敢问吗?”

　　这个反问有意思，啥叫有用或无用?1990年那阵我已经在耤口中学当了一年教师，其后进城到当时的秦州区政府办公室当了秘书，于1996年调天津工作，尽管步履匆匆，但完全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追寻大外爷的过往，可我没有，不但我没有，我的一大帮表弟妹们都没有。把生活中有用的话题遴选一万遍，恐怕也不会落到大外爷头上，这一定也是大外爷他们所期望的。最大的有用，全然是为了让我们忘却吧，尽管，如今的一切探究都迟到得有些不尽情理。

　　关于大外爷是土匪的结论，如今看来我完全是自欺欺人、自打嘴巴了。那样的家境，三个外爷咋会有上山入伙当土匪的可能呢?“说了不怕你笑话，我们这第三代人一直以为，三个外爷有可能当过土匪呢，特别是大外爷。”我说。

　　“早先，我们第二代人也是这么认为的。”

　　母亲的口气平平淡淡，像天上不经意间飘过的一丝云彩，这样的云彩里有什么秘密，我不晓得，既然是云彩，瞬间也会化为乌有的。

（秦岭小说中提到的当年孔繁锦宅邸九间楼）

　　3

　　如此看来，大外爷当年必然走的是兵道。既然是兵道，就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主动从军，另一种是真的被抓了壮丁。我认为被抓壮丁的可能性不是太大，按当时富甲一方的家境，几十个银元塞给保长甲长，完全可以避免抓丁之苦。据说当时天水不少富家子弟在西安、北京、南京求学期间就投笔从戎，有不少还在日本士官军官学校毕业，回国后在国军中当了将军、校官啥的。比如生于天水市麦积区潘集寨的房地产大姥潘石屹在著文中曾描述过这样一段经历：他小时候因家庭成分过高，加上未曾一见的爷爷、大伯曾在国民党队伍里当过兵，全家被下放到偏远的清水县，备受伙伴们欺负。而父亲潘诗麟对父亲、哥哥的从军经历只字不提，直到前些年功成名就的潘石屹某次探访河南中条山，才意外获知爷爷潘尔燊、大伯潘钟麟的情况。资料记载：“潘尔燊(?—1941)字乐伯，天水人，黄埔军校第6期毕业生。1940年在晋南防守张(店)茅(津渡)大道时任80军165师495团团长。次年5月8日495团参加了中条山战役……团长潘尔燊战死殉国。”忘了哪位哲人说过：“记载的历史，往往可疑。”事实上，潘尔燊、潘钟麟父子尽管同时上了战场，战死的是儿子潘钟麟而非潘尔燊，后者战后返乡，逝于1956年。而有关死难者潘钟麟的文字，不见一撇一捺。

　　大外爷是否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呢?这样的设问让我有些无可适从。从时间逻辑上推理，大外爷如果参加过抗战，至少应在1945年之前从军。我尝试查找了天水方面有关抗战的资料，结果大吃一惊，在阵亡将士的名单里，赫然冒出了一个名字：黄荣。

　　这位在山西省闻喜县抗日前线战死的天水人，生前在国军某部12师35团9连服役。我立即向天水党史研究方面的朋友老孙咨询，得到的答复是：“非常遗憾，很多抗战殉国的天水籍烈士，当年的家庭和地址根本无法调查到。”求史觅踪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我没好轻易提供普通农民大外爷黄荣的信息，恐有攀附烈士英名之嫌。但黄荣这个名字像一个特定的符号，成为我探寻大外爷从军经历的重要突破口之一。假如大外爷黄荣果真就是那个壮烈殉国的黄荣，那其中的故事一定更为复杂了。假如此黄荣并非彼黄荣呢?天水不过弹丸之地，会有这种巧合?

　　我进一步查阅资料获知，抗战八年，今天水市辖诸县为抗日前线补给兵员总数至少在6.5万人以上，其中武山县共征兵1.2万名，征马41匹。清水县从民国26年(1937)到民国35年(1946)，共征兵9251名(其中用骡马568匹代替兵额1136名)。甘谷县民国31年(1942年)至民国35年(1946年)，共征兵6617名，征马192匹。天水作为抗战的大后方，这么多天水子弟“呼啦啦”从军抗日，有点不可思议。老孙告诉我：“你想想，打小日本的天水娃有6.5万啊!死了的肯定比活着的多，可就是无法……”

　　大外爷会是6.5万天水抗日子弟兵中的一员吗?当时天水人口并不多，作为一名军人，难道大外爷会在这个概率之外?换句话，其中到底有多少个黄荣?

　　突然想起一件事，大概1985年左右，我偶然读复刊不久的《天水日报》，惊讶地发现天水居然有过三次被日本飞机轰炸的经历。狗日的，大后方也来啊。询问了几位熟知的城里老人，只有其中一位沉思了半晌，才说：“好像有过这事，但那时经常有仗打，经常有炮声，飞机那玩意儿我当然没有亲眼见过，听说那家伙‘搜’地一下来了，‘搜’地一下又去了，谁看见谁就没了，还听说那玩意儿投弹像驴拉屎球子似的，谁晓得是炸弹还是炮弹哩。城里人都往乡里跑，乱成了一窝鸡，能找到大(父亲)妈儿女就不错了。”

　　我就故意引诱大外爷：“你晓得天水被日本人轰炸的事吗?”

　　“当然晓得，那时日本狗把天水城炸蔫儿了。”

　　“那，咋炸的，你晓得吗?”

　　“这个我咋晓得?我一个乡里人，离天水城三十多里，只是听说过。”

　　我又尝试问过一些乡村老人，老人们更是一头雾水。“日本飞机?咋会到天水来哩，它来干啥?”那一茬老人有那一茬老人的可爱，比如热炕上把《三国演义》讲得风生水起，头头是道，却不晓得六出祁山、失街亭、斩马谡、射杀张郃、诸葛军垒的故事就发生在脚后跟下的天水。记得有次路过一个场院，恰逢两个拎着扇子的老人顶牛：“晓得不?智收姜维，是在咱天水收的。”“你这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哩，咱这是天水，人家那叫天水关。”“那你说天水关在哪里?”“当然在外蒙古。”我当时没敢笑出声。笑人不如笑自己，作为初中生的我好歹也算半个小知识分子，可我才晓得女人生娃是需要男人的，大骡子再漂亮是没有爱情的。

　　一路问下来，大外爷是唯一对日本飞机轰炸天水报以肯定态度的人。

　　史料是这么记载的，民国26年(1937年)冬，日本飞机首次空袭天水。民国30年(1941)7月9日，9架日本飞机侵入天水上空，滥施轰炸,造成多人死伤。8月5日，数十架(一说27架，一说36架)日机再次侵犯天水，在玉泉观附近遭到国民军驻勤兵的机枪射击后，日机随后扑向市区，于西关、后寨一带投掷炸弹数十枚，紧接着又低空扫射，小南门外河滩六七十名赶驮畜运缴田赋粮的农民，多数中弹身亡。那次空袭，炸毁房屋数百间，炸死61人，伤65人(一说伤亡400余人)。

　　我把这段资料讲给大外爷听，他沉吟半晌，说：“别提这些事好不好。”

　　显然，他内心对日本人的恶行存有纠结，至少说明他对抗日的岁月不是不晓得。据说当年日机轰炸天水后，上川下川、南北两山的农民都赶来看稀奇。当时的大外爷是否在异地抗战呢?比如华北，比如中原，比如……

（小说中提到的秦州区太京镇一带）

　　4

　　一个人是否有家国情怀，家世的底色不可或缺，我完全有必要更深入探究一下母亲祖上的家世。据母亲讲，刚解放不久，家中一贫如洗，她作为光荣的贫农女儿每天都在唱“解放区的天是蓝蓝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呀个嗨嗨一个呀嗨”。但让她纠结的是，每当和小伙伴们起了争执，没少遭同伴数落，而用来数落的最强大的火力，居然是这么一句话：“你家是乡绅。”

　　在当时，这个定义是个了不得的贬义词，足可与地富反坏右同日而语，这极大地伤了母亲的自尊，于是求解于父亲。父亲沉默了足有一袋烟功夫，这才开了腔：“以后有人说咱家是乡绅，你就赶紧躲，这点，咱是理亏的。”

　　母亲却理直气壮地质问：“咱家世代贫农，咋会是万恶的乡绅呢?”

　　父亲这才悄悄透露一些祖上的大致背景。据早先家谱记载，黄家祖上在山西为吏，本非甘肃土著，大约在明崇祯年代，李自成横扫天下，张献忠四川放火，吴三桂入关作乱，普天下的老百姓东躲西藏。黄家屡遭奸佞诬陷，几经劫难，祖产顿失，祖上兄弟几人一路颠沛流离到了甘肃，流落到了如今的湾子村扎了根。经过几代打拼，家业重振雄风，生意兴隆，太祖父还考上了秀才。到了民国8年(1919)年，安徽人孔繁锦被袁世凯任命为秦州(天水原名之一)镇守使，兼任陕西边防督办、援川总司令等职，改陇南到为渭川道，辖天水、秦安、伏羌、武山、通渭、礼县、徽县、两当、西和、成县、武都、西固、文县、清水14县。孔繁锦大兴实业，倡导教育，并打通了毗邻诸县的大车道，同时强迫诸县乡绅广种鸦片。黄家紧紧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生意拓展到皮毛、丝绸、火柴、食盐、烟土、鞋帽、纺织等领域，并在银坑、郑集寨、马跑泉、关子镇、杨家寺、平南等重镇设连锁店、烟馆多处，在天水市西关修建客栈一所，同时拥有4人轿子两乘、长工、丫鬟、奶妈20多人，大骡子30多匹，马车6辆。后来惨遭兵匪抢劫，加上父母、大哥长期吸食鸦片，家业日渐透支，大量变卖良田，遣散长工佣人，双亲相继谢世前，家道彻底败落……

　　不久前我看中央电视台《客从何处来》节目，始知那个给天水带来福与祸的孔繁锦，居然是如今台湾著名导演钮承泽的太外公。

　　三外爷告诉我母亲：“常言道：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家道早早败落倒是大好事，假如土改划成分，不是地主就是富农，那就是天大的麻烦。这事，晓得的人不多了，你千万不要给人提起。”

　　三外爷这样的感慨，大外爷从来没有过，他的人生疑似与经历无关。

　　前不久和母亲通话，母亲苦笑一声：“万万没想到，你外爷们和姑外婆都是喝着奶妈的奶水长大的。”母亲当年获知这个秘密之后，每天如坐针毡，当爹爹(伯伯)们和姑姑的身份和少爷、小姐联系起来，吓得她再也不敢到小伙伴那里去。有次看到邻居家墙上贴着一张话剧《白毛女》的剧照，她正眼不敢瞧，其中地主婆的形象，容易让她想到未曾一见的奶奶们。

　　可我提及大外爷当兵的大致时间段，母亲追忆半晌，却告诉我：“应该是一九四几年后期吧，具体哪年，还真不好估摸。”

　　“后期?难道是抗战以后的兵?”

　　“算是吧，从你几个外爷身上，一点都看不出有打过日本人的意思。”如果母亲提供的时间是真的，烈士黄荣和大外爷黄荣简直风马牛不相及。

　　母亲生于1947年，她对一九四几年后期绝对没有任何记忆。她判断的所有依据全部来自对大外爷身世蛛丝马迹的归纳。但在我看来，母亲的判断显然并不靠谱，从大外爷的年龄推算，疑点就明显了。首先，一九四几年的大外爷应该至少三十好几，但他却没有生儿育女，他离家应该是订婚或新婚不久。当时天水一带男女成婚普遍很早，十四五岁是婚嫁的黄金期，那么成家应该是在1930年前后。再次，一九四几年后期是解放战争时期，当时蒋介石的三青团组织在天水势力不薄，中共地下党也十分活跃，同时也是国民党的大后方之一，大外爷参加的无论是国军还是解放军，他即便跑回来，都应该按逃兵论处，绝对躲不过地方上各派势力的天罗地网。还有，1939年珍玉遭劫时，妄想“带一个排灭了那帮狗日的”的大外爷显然早已从军在外。

　　也就是说，母亲判断的依据如果出自大外爷之口，那么，一定是大外爷苦费心思施放的烟幕弹，故意引开晚辈们的注意力。

　　母亲提供的另一信息引起了我的注意。当年，被烟土榨干了血水的爷爷奶奶病死在炕上居然连一片棺板都不好找，当时家里只剩下14岁的父亲孤身一人。为了安葬父母，他大雪天脚穿草鞋，一个人跪四方拜八邻，东家借板，西家借钉，结果啥也没借来。邻家当面数落父亲：“你大(父亲)你妈活着时，风光得很，出门有人抬轿，进门有人脱鞋，那日子过得一闪一闪的，把咱的眼珠子能闪花，如今死成这样子，活该!”父亲跪倒在地，泣不成声，最后用破芦席把父母裹了，送进了坟墓。

　　不难推算，当时应是民国24年(1935)左右，也就是说，至少在1935年之前，大外爷和二外爷早已离开了家，那位死于毒品的事实上的大外爷也肯定飘荡在外，否则不可能由三外爷一个人安葬父母。如此看来，大外爷从军，比抗战还要早。

　　我的分析让母亲也大吃一惊：“天啊!是这个理。”母亲回想了一会儿，说，“当年我大(父亲)穷得连个婚都结不起，直到二十五六岁，后庄的外爷才把刚刚十五岁的我妈许配给了我大(父亲)，那应该是1945年的事儿了。听我大(父亲)说过，结婚时连个帮衬人都不好找，说明两个爹爹(伯伯)当兵的时间放到一九四几年后期真是完全错了。”

　　生我外婆的父母——我的太外公、太外婆我倒是记得的。记忆中他们在后庄有三间考究却破败的立柱式土木结构的西瓦房。后来才晓得本该是五间的，解放前夕贫困潦倒，齐刷刷拆了右边一间卖了木料，而左边一间土改时主动连房带院子切给了别人。我刚刚获知，太外公是富农家庭，民国早期是方圆几十里闻名的大商户，主营蜂蜜，拥有房屋几十间，大庭院几进几出。太外婆也生了七个儿女，多死于民国18年(1929)的大饥荒瘟疫，只剩兄妹二人。民国24年(1935年)几经兵匪洗劫，家道日衰。按照“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礼数，太外公威逼儿子学堂苦读，女儿山上放羊。据说早先家道殷实时，太外公和外爷家在营生上多有相帮。后来三外爷成为全村最著名的穷光蛋，但太外公家境倒能过得去。太外公把唯一的女儿——曾经的富家小姐下嫁给当时孤身一人的三外爷，现在看来真是不可思议，那的确是把悬崖上摇摇欲坠的三外爷拉了一把。老一辈人骨子里的那种君子之心，报恩之情，积善之德，搁到物质社会的当下，分量几何?何止磅秤可以称得。

　　那个年代妇女的地位低得可怜，可怜到连个名字都懒得取。外婆名字简单：两个字：女女。

　　可以确定的是，大外爷和二外爷一定是在家境盈实期间主动从戎，只有三外爷才是被抓的丁。谚语云：“少爷当兵，彰显门庭;壮丁当兵，冰锅冷窖”。大外爷二外爷当兵后是否蹭过官道，尚不得而知。作为亲生女儿，母亲对三外爷被抓丁的情况倒是晓得一鳞半爪。关于三外爷被抓丁的经历，母亲曾从外婆那里获知过一些信息。比如，据外婆讲，我母亲尚在一岁半那阵的一个夜晚，土黄狗猛叫，国民党抓丁，三外爷星夜逃脱，外婆作为人质被抓进了当时位于银坑的镇公所整整拘了三天。当时外婆怀里抱着母亲。外婆衣衫褴褛，眼勤手勤，给镇公所的公差烧水做饭、端茶送水，人家看着实在可怜，才被放了回来。可是三外爷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最终还是被抓丁去了陕西。从时间上推算，三外爷被抓丁应该是1949年，那阵天水都要快解放了，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不缺枪弹，缺人，缺炮灰。

　　前后一比较，大外爷从军的时间段，似乎更接近于我的判断。

　　5

　　完全有必要回顾一下天水抗战之前的一系列战事，这涉及大外爷从军的脉络。天水南控巴蜀，北达大漠，西通西域，东进关中，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历史上，自春秋战国开始，每逢朝代更替，这里便是各路人马争抢的主战场。大外爷的少年时代，冯玉祥部、“西北五马”部以及北洋军的散兵游勇正在天水上演“走马灯”，裹挟不少青壮年充了军。在连天的炮火中，据说那时家家户户一夜之间说不准某个人没了，某个家没了，某个村没了。有讨饭的一进村，只见狗，不见人。

　　《天水大事记》中有这样的记载：“民国15年(1926)8月，国民军张维玺部进兵逼逐孔繁锦。民国17年(1928)8月，张家川马顺等率饥民1000多人起义，转战天水、陇东一带，次年正月被国民军刘兆祥旅镇压。12月18日，马仲英部3万余人由通渭进入武山，攻破武山县城，县长张燕吉自杀。12月22日马仲英部绕道伏羌(今甘谷)，攻破秦安县城，杀掠惨重，县长王纯仁被杀。12月24日马仲英部由秦安南下天水。民国19年(1930)1月10日国民军高去骄师从礼县强征新兵2000余名，夜宿武山滩歌镇万花寺，次日遭马廷贤部突袭，国民军溃散，滞留寺内的2000名新兵全部被杀。1月22日至26日马廷贤部留驻武山县，渭河南北两川民房全部被抢占，群众避逃深山。马部日间搜山，夜间放火，烧杀淫掠。5月6日马廷贤纠合韩进禄、王占林、马入仓等1万余人由静宁南下攻占天水县城，两小时惨杀无辜3000多人。6月27日天水县牡丹、杨家寺民众组织“扇子会”，反抗马廷贤的暴行，马派军镇压，并将所杀者的首级展示在电灯局门口。民国19年(1930)，马廷贤部屠城礼县，杀7000多人……”

　　“秦州城，洪福重，连夜来了个吉司令。”这是天水至今流传的一句老话。

　　是西北军吉鸿昌的部队受命奔袭天水，打跑了马廷贤。

　　假如那个时期大外爷跟了队伍，至少涉五之其一：即西北军冯玉祥属下的张维玺部、刘兆祥部、吉鸿昌部，或者西北回军马仲英部、马廷贤部。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国军中风头正健的天水籍将领也不少，譬如后来成为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的邓宝珊，当时已经是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行署主任兼新一军军长，同样成为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的王治岐，当时已经是119军军长，另有中将师长胡文斗，当时已经兼任长沙警备司令。他们带走的天水子弟数以千计，但大外爷显然不在此列，因为除了胡文斗因暗中偏护井冈山的红军被蒋介石发现后暗杀外，身为“华北剿总副司令”的邓宝珊协助傅作义起义，王治岐对老上级胡宗南倒戈一击成了共产党的功臣，所部将士解放后都是共产党的香饽饽。

　　可大外爷一生的命运像苦菜花，没带一丝香气，他显然与后者不沾边儿。

　　大外爷也没有趟马仲英、马廷贤部浑水的可能，如果真趟了，即便活着回来也会离死期不远，绝对不会寿终正寝。有个传言，我想未必是假，据说兵强马壮的马廷贤部队血洗天水14县的时候，也招了不少天水青壮年，马廷贤被吉鸿昌赶到临夏后，来了个窝内大清洗，凡是汉人，大多处死，吓得不少汉族士兵幸存者四散奔逃，但是，逃回家的照样躲不过被复仇诛杀的命运。对跟过马廷贤的人，除了父母兄妹不杀你，有人杀你。国军有言：“凡是参加过马廷贤队伍的，格杀勿论”。土匪也立下规矩：凡有从马廷贤队伍逃回来的，全家下油锅。村里的老百姓也同仇敌忾，你要回来?好，三天两头给你家院子里扔砒霜，死猪死鸡算便宜的，死人，不也是小菜一碟?

　　如此说来，大外爷加入西北军冯玉祥所部某一支部队的可能性最大。冯玉祥是抗日的，那么，资料中显示的烈士黄荣假如真的是大外爷，他一定是当兵多年后，又赶上了抗日。

　　可是具体咋去的，都发生了些啥，我的智慧有点江郎才尽。

　　6

　　关于三位外爷返回天水的情况，母亲提供了这样的信息。大概是刚刚解放那阵：三位外爷先后出现了村口，而大外爷回来的最晚。

　　当年据三外爷自己讲，他在陕西潼关扔了枪，钻进一片糜子地里，趴了整整三天，追击的子弹把糜子穗儿打了一身，后来没人追了，这才走了几个月，一路寻吃讨要回到天水。谁追的，谁射击的，三外爷一口咬定：狗日的国民党。

　　我小时候通过看连环画、看电影，已经晓得解放战争是咋回事了。曾问过三外爷：“您当的是国民党的兵，国民党咋会打你哩?是不是您没看清楚，是解放军打的呢?”

　　“你再问这个事情，我抽你两嘴巴。”三外爷当场火了。

　　而二外爷咋走的陕西，他只字不提，只听他念叨穿上军装也不晓得哪一派的，更不晓得谁打谁。如今看来，这是一句十足的瞎话，可当时我是信了的，都是目不识丁的文盲老百姓，没见过啥世面，谁会认得哪路队伍的军装呢?全村有几个人能搞亮清这些事儿哩。我自作聪明地拿自己做了个比较，我当时都小学五年级的学生了，也搞不清楚这其中的道道。比如看电影吧，那时候村民们尽管分不清红军游击队、赤卫队，但晓得这部分人都是好人;分不清啥叫国军、白军、黑狗子、白匪、民团、还乡团、保安团，但晓得这部分必然都是坏人。好人一般长得眉清目秀，相貌堂堂，一脸正气。男的说话声如洪钟，女的唱歌脆如百灵;坏人长得不是歪鼻子就是老鼠眼，嘴里不是镶着大金牙便是腮帮子翘着一撮毛，而且男的说话一般都是公鸭嗓子，女的发音都嗲声嗲气。但碰着有些电影我们绝对傻眼，比如看电影版的革命现代京剧《沙家浜》，剧情倒是不复杂，可人物好坏看十遍也闹不亮清。既然国民党和皇军都是坏人，可在《智斗》那场戏里，大肥猪一样的国民党胡传魁却这样唱“遇皇军追得我晕头转向，多亏了阿庆嫂她叫我水缸里面把身藏……”。坏人咋会追坏人哩，好人咋会救坏人哩，救下坏人的阿庆嫂可是正儿八经的好人啊!

　　我不敢问二外爷，就去问大外爷：“胡传魁被皇军追杀，那胡传魁是好人还是坏人。”

　　大外爷一口回绝：“我不懂得个这。”

　　还有一次，记得也是在湾子村戏台前看露天电影，事前听说是个打仗的片子，吊足了村民的胃口。开演了，先是毛委员领着农民在井冈山地区闹革命，农民们有的戴着头帕，有的穿着坎肩，有的背着斗笠，有的挽着胳膊袖和裤腿儿，大都穿着草鞋拎着大刀长矛。反正咋看咋亲，看得村民们热血沸腾，看着看着就到了井冈山会师那段，村民突然就屏息静气了，满场子除了放屁的声音，便是轻轻的干咳。你猜咋着?村民好不容易盼到朱德同志上场了，可朱德同志带来的队伍却是全副武装：大盖帽儿、宽皮带、小肩章、黑皮靴。我的苍天!这不和国民党的队伍一模一样吗?

　　“这个片子，是放错了吗?是正式片子吗?是我们党拍的片子吗?”村主任对放映员的厉声质问，如划破夜空的闪电。

　　放映员赶紧举着话筒大声解释：“乡亲们，电影没放错，是正式片子，是我们党拍的。”

　　村民群情激愤：“不可能，好人咋穿了坏人的服装。”

　　“那是因为朱德同志他们刚刚参加完八一南昌起义，服装还没换过来。”

　　“啥叫起义?”

　　“起义就是坏人的队伍里，有些人想变成好人，然后回头打坏人。”

　　“啊?照你的意思，朱德同志一开始就不是好人?”

　　放映员赶紧辩解：“不是的不是的，朱德同志本来是好人，只是在坏人的队伍里办事。”

　　“给坏人办事?你这不更加败坏朱德的名声吗?乡亲们，打这个狗日的。”

　　石头瓦块就朝放映员掷过来的了。吓得放映员抱起了头。一旁的助理放映员赶紧抢过话筒解释：“乡亲们，别打了别打了。正确的情况是这样的，朱德同志祖祖辈辈都是红军战士，他带领的队伍个个都是红军战士，为了冲破敌人的封锁线去井冈山会师，于是化妆成了国民党的队伍，然后迈着整齐的步伐雄赳赳气昂昂跨上了井冈山。一路上，脑子进水的国民党反动派误以为朱德同志的队伍和他们一样都是坏人，于是放松了警惕，让朱德同志的队伍上了井冈山。好人们上井冈山以后，就把衣服又换过来了，把国民党反动派的服装统统烧了，狠狠地扔进了人民公社的屎茅坑，然后大家一起打坏人。”

　　“这就对了。”村民对这样的解释表示满意，雷鸣般的掌声顿时响起来

　　但现场有几个读过《中国历史》的中学生站出来，对助理放映员提出了强烈抗议：“你完全讲错了，朱德同志早先本来就是国民党队伍里的官儿。”

　　“打。这几个狗日的娃娃把书读到茅坑里了。”

　　村民们又开始追打几个中学生。中学生尽管寡不敌众，但年轻人上蹿下跳，声东击西，战斗力还是可以的。院子里一时瓦片横飞，鬼哭狼嚎。电影只好匆匆停机。

　　事后我问过助理放映员：“到底你说的对?还是中学生大哥说得对。”

　　助理拍了拍我的肩膀，说：“有时候，只有假话才能解决农民问题，你长大就明白了。”

　　这啥狗屁逻辑嘛，我立即转身，忿忿然离场。当晚我就想请教二外爷和大外爷，想了想，我又把疑问吞进了肚子里。电影里都是一帮当兵的人，可二外爷和大外爷从来不谈电影里的事儿。我担心再次碰壁。

　　倒让我想起又一件事来，有关二外爷的。大约在1978年吧，村里民兵训练打靶，酒后的二外爷老远一瞧，冷不丁冒了一句：“个个都怂样儿，上战场还没把人打死哩，自个儿就挨枪子儿了。”见他主动提起了战场，我就斗胆问：“二外爷，难道……您上过战场?”二外爷紧张地提醒我：“千万别乱说，我当年要不是几个银元，就回不来了。”我问：“啥叫银元。”二外爷说：“这两个字，千万不能给外人讲。”我只好夹紧了嘴。现在回想，二外爷给我打了个很低级的马虎眼儿。他不过是绕着湾子想证明，腐败的国民党收了他的银元才放了他，根本上想竭力证明，他当年是个出淤泥而不染的人。

　　这样的证明真也好假也罢，反正我当时就信了的。民办老师在课堂上教育我们：“小娃娃，永远要听大人的话。”现在看来，对二外爷当时的装傻，我丝毫都没有看得出来。

　　而这样的问题，却是万万不敢问大外爷的。

　　7

　　据说，村里像二外爷、三外爷这样离家五六年或十几年回来的，至少有十几位。按常理，亲人团聚必然皆大欢喜，但回来一个亲人远不如回来一头失踪半天的猪引人入胜。有一人是解放前回来的，因被村民确认在马廷贤那里当过兵，不久全家睡梦里死在了炕上，一定是被人下了毒。其余都是解放后回来的，这些人中有两人镇反时被枪毙，后来人们才晓得其中一人在平南镇那边当过土匪，杀过人，奸过十几个大姑娘，另一人当兵后跟的是国民党薛岳的队伍，在贵州砍过红军战士的头。其余的人和三个外爷一样，大言不出小言不喘，规矩得像猫咪。

　　大外爷的一只瞎眼最引人注目，却活得四平八稳。记得当年耤河水经常泛滥，下游的川口、靳家崖、王家磨、天水郡一带经常被淹。村里组织修拦河坝，他又是扛石头又是打夯，别人歇工他不歇，肩膀上磨出血溜子都不下火线，咋看都像个坚定的无产阶级劳动者，常被生产队评为优秀社员。他这种苦行僧一样的表现，是否归结为一种赎罪心态呢?

　　那么，啥才叫罪?有个传言，说是抗战那阵某村有个男娃在秦州城炳新火柴厂当伙计，三个月和家里没联系，父亲以为亲生娃在给名震陇南的大老板哈锐的雄鸡牌火柴忙乎销路哩，后来接到一页纸，是男娃参加国军后在山东台儿庄前线阵亡的通知书，解放后，父亲赶紧把那一页纸烧了，纸灰倒进了屎茅坑。假如，那个男娃是日本鬼子刺刀和炮火下的幸存者，最终返回故乡，会不会成为第二个大外爷?也许我想远了，那就往近处想，假如资料中的那个黄荣果真是大外爷，那么，黄荣之死会是大外爷安然无恙的护身符吗?我这样的判断，连我自己都不明白，到底是远了，还是近了。

　　有个基本的事实是，那一年，村口冒出了一个蓬头垢面的人，他就是少了一只眼睛的大外爷，而苦苦等了他多年的结发妻子早已抑郁而终，只剩黄土一堆儿。大外爷大哭一场，悲泪单流，誓不再娶。1950年代初，有好心人强迫他娶了耤口乡史家沟村的一个寡妇，寡妇进门时还带着一儿一女两个娃儿。大外爷却始终不愿同房，一院两室，长期分居，寡妇只好领着娃儿回了史家沟。据母亲讲，那个寡妇，她该叫伯母的女人心够善了，两个娃儿够乖了。临出黄家门时，女人最后一次求大外爷：“我走了，死活就那样了。两个娃儿，给你留下。”

　　“我一个瞎人，啥都不要了。”

　　“……”

　　那个早晨，女人烙了两个杂面馍，一个留给大外爷，另一个塞进了褡兜儿，手拖一双儿女离开了村子。朝西，翻过埂子，母子三人这才嚎啕大哭。身后，远远的，一直有个瘦小的女娃跟着的，她就是我母亲。女人发现了母亲，给母亲掰了半个馍，说：“吃吧”。母亲说：“我不是为馍。”女人推了母亲一把：“好娃!那就别跟着了，快回去吧。他一个瞎眼，磕磕绊绊的，你娃留意着。”

　　后来，为了确保烟火不灭，三外爷严格按照宗规祖训，执意把大儿子——我的大舅金奎过继给大外爷。大外爷坚持不从。三外爷吼：“大哥!将来得有个埋你的人吧。埋咱大(父亲)咱妈的味道你没尝过，你以为，将来还有人用芦苇席子卷你吗?”

　　大外爷这才长叹一声：“好吧，金奎，好歹算咱黄家门里的人。”据说当时有驻队干部软软地批评过大外爷：“咹，你放走了好端端一双异姓儿女，却要了自己的亲侄子，够封建啊!”大舅长大后娶了同村后庄一位郭姓人家的女儿为妻，她就是我的大妗子(舅母)郭桂兰。

　　前几天和母亲的通话中，倒是大外爷的那个结发妻引起了我的注意。大外爷第一次结婚时应该处于家境衰落期，但并没有完全垮掉。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大外爷娶的是白草滩村大户人家的闺女，算得上门当户对。湾子村和白草滩相距不到二十里，中间隔着两大镇子：四十里铺和郑集寨。作为那个时代的少爷和小姐，正月里到大镇子看秦腔、观社火，至少是碰过面的。但无论如何，按照当时的宗法规矩和苛刻礼教，两人的结合除了媒妁之言，断没有自由恋爱的可能。但是，从一个毅然决然远走天涯、一个家中抑郁而死的悲壮结局来看，至少有两种可能性可以做一分析。

　　第一种情况：大外爷从军是妻子坚决支持的，新婚不久就去了远方。妻子在家中苦苦等待十多年，最终撒手人寰。

　　第二种情况：大外爷并不爱这个妻子，婚礼的结束变成逃婚的开始，备受打击的妻子受宗规之缚，不能改嫁，激愤而亡。

　　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大外爷返乡后发誓不再娶，娶了不同房，这样的态度在乡民圈子里实属罕见。前几年我读国共两党著名知识分子、高级将领的传略，惊异地发现一个非常普遍的事实，在他们最初的幼年、少年时代，大多或订过婚，或结过婚，或有过童养媳，最终为了信念和目标仗剑天涯，留在老家的结发之妻多未改嫁，也多忧郁、劳累而离开人世。

　　也就是说，大外爷从离乡到返乡，大半辈子再也没沾过女人。

　　记得有次大外爷和村民骂架，对方直言相讥：“你还想尿多高?你以为你和没瞎时一样啊。日子是圆的，两只眼睛才能把日子看全哩，可你，只不过才看到日子的半边。”

　　“你两只眼睛能看全日子，那能把我看全吗?”

　　“你有啥可看的?你以为你是个全人?”

　　“那是你眼睛瞎了，两只都瞎了。”

（小说中提到的天水古堡）

（小说中提到的天水古堡）

　　8

　　突然想起儿时的一段记忆，有次大外爷像往常一样收了自留地里的韭菜和蒜苗，要去上川里的郑集寨赶集，我便提出要跟去玩。可大外爷却说：“不要跟我，韭菜蒜苗不好卖，摊子前一圪蹴一个晌午哩，你跟几个碎(小)舅舅去，他们去集镇拾粪，窜来窜去，好玩着呢。”我就缠着几个舅舅去了。一到郑集寨，舅舅们就背着背篓，手拎笊篱，使劲儿往骡马群、猪市里钻。一见有骡子翘尾巴，就赶紧把笊篱探过去。临近中午时分，集也该散了，正要结伴返回湾子，却意外发现大外爷从白草滩方向而来。从湾子村到郑集寨，算是从下川里到上川里，真正的一马平川，道路像一条笔直顺溜的麻杆儿，不偏不倚，也就是说，你要从下川里来上川里赶集，与白草滩毫不相干，更何况白草滩村位于郑集寨的斜对面，中间还隔着一条耤河。两个村子之间一无桥二无舟，来往人畜冬季踩冰，夏季趟水，非常不便。可大外爷偏偏从白草滩那边过来了，背着背篓，赤着湿脚，右手拎着一双破布鞋。

　　我和舅舅们几乎异口同声：“去白草滩干啥哩?”

　　大外爷似乎刚刚回过神来：“你们几个娃娃没长眼吗?没看我背着背篓吗?去那边拾粪。”

　　大外爷分明是撒了谎的，集镇又不在白草滩，半天也不走一头骡子，拾啥粪?“你背篓都是空的，拾啥粪了?”

　　大外爷的火气就上来了：“瞧你一帮坏怂样儿，啥本事没学下，学会小的质问老的了。啥都别瞎问，和我一起回家!”

　　谁愿意和你一起呢，走路像蜗牛似的，我们几步就和大外爷拉开了距离。

　　大外爷突然从后边喊了一声：“给我站住!”

　　分明是有事了的。“你们这帮瓜(傻)娃，晓得我为啥非得去白草滩拾粪吗?”

　　“咱咋晓得哩。”

　　“你们也不想一想，我如果在集镇上拾粪，还有你们几个瓜(傻)娃的事儿。骡马的屁股眼儿，就单等给你们几个瓜(傻)娃拉屎?”

　　话丑里端。我们都亮清这个理儿了。大外爷这是舍近求远给咱腾场子哩，就觉得实在是冤枉了老人家。平时大外爷赶集，背着蔬菜去，再背着大粪回来，背篓来回少有空的。我们回家后，大外爷日过三竿才回来，背篓里装满了沿路捡拾的柴火。

　　对于这段小小的记忆，在我记忆的长河里几乎连一丝涟漪都算不上，甚至差点都被岁月湮没了，可如今却引发了我太多的联想。现在看来，他去白草滩绝对不是为了拾粪，那里是他结发妻子的故乡。按理说，大外爷的岳父母应该早就离开了人世，是不是还有妻子的其他亲人呢?比如妻弟、妻妹啥的。还有，他背篓里的蒜苗韭菜是不是真的在集镇上卖了?是不是有送到白草滩的可能。

　　这只是我如今的猜测和联想。有一点，在母亲那里是肯定的，比如大外爷一辈子很少去史家沟，那里是他第二个妻子的故乡。史家沟和郑集寨同道，要比去白草滩方便多了，但大外爷肯定没去过。

　　电话里，母亲感慨：“唉，当年，史家沟那个女人，我的伯母，真是可怜下了。谁也搞不亮清你大外爷咋想的。自己宁可过一辈子，也不愿意要人家。”据母亲讲，大约在1966年，她以公社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员的身份在新阳镇、社棠、甘泉、凤凰、石佛一带演出《三世仇》、《红灯记》时，怀里一直揣着亲手制作的一幅窗花和一双绣花鞋垫，渴望有朝一日能送到伯母手中。终于某次去铁炉一带演出，她隔空绕道步行去了史家沟。一进破败的院门，老远看见伯母圪蹴在厨房烧火。几年没见，伯母已老得不成样子。伯母还没哭呢，母亲却哭了，身子软得倚不住门框，久久的，就那么倚着，也不晓得该说啥。

　　值得一提的是，大舅过继给大外爷并娶妻之后，大妗子的父亲，也就是大舅的岳父并非同村土著，甚至连天水人都不是，人人都晓得他是1938年河南花园口决堤时逃难流落到湾子村的。记忆中，他的一口河南话我一句都听不懂。他是个手艺非凡的石匠，经常沿着曲里拐弯的埝渠，给董家磨、师家磨、川口、四十里铺、五十里铺、郑集寨一带的磨坊打凿、修理石磨，有时还要推着独轮车穿过天水市，去九十里外的社棠、元龙、新阳镇、石佛一带修磨。既然是一个毫无根基的逃难人，就没人怀疑过他的身份。据史料记载，抗战时期华北、中原一带沦陷之后，光沦陷区有名有姓的知识分子、资本家、地主和穷苦人就有七八万涌进了天水。当年蒋介石在白崇禧、蒋纬国的陪同下飞临天水时，还为李广墓手书了“汉将军李广之墓”的碑名。天水继国民党中央军校西北军官训练班成立之后，还成立了国民党中央陆军骑兵军官教育班、国民党中央陆军骑兵学校，设立了军事委员会天水行营(主任陶潜，另一行营在桂林)，修建了天水军用机场，创立了国立五中等知名学校。一度封闭的天水城短短几年成为一个资讯达三江、亲脉通四海的所在。当年流落天水一带河南人最多，都是可怜人，谁会怀疑谁哩? 据说镇反那阵，很多外地人一旦提到老家与花园口的关系，百分之百过关。花园口嘛，蒋介石炸的。

　　一直有个传言。当年甘泉镇有个自称孤儿的中年人，一开始号称来自花园口的流民，口音也是地道的河南腔，不久和村民吵架，一激动骂出了“日你妈”、“亏你家先人”、“狼吃你家娃”这样的天水话，被骂方举报，上边来人一调查，我的乖乖!原来是个国民党潜伏特务，系清水县人，在西安受过训，炕柜里还掖着反动传单。“叭。”就毙球子了。

　　偶尔在大外爷家见到大妗子的父亲。大外爷就说：“这帮碎(小)球娃想听故事，简直是憋急了，你就给讲讲花园口吧。”

　　于是，大妗子的父亲就用河南话讲起来：“当年啊!日本人占领河南，眼看着就要过黄河打到陕西潼关了。蒋介石这个坏怂啊，不顾咱老百姓的死活，就把花园口黄河大堤给炸了，那个黄河水啊那个大啊!把日本人没挡住，却把咱给淹了，那个老百姓啊!几十万上百万死的太惨了。我全家啊，就剩下个我了，我啊!就跑到天水了……”

　　河南话，不好懂，大外爷就翻译成天水话。

　　9

　　大外爷两次婚姻，均没留下嫡子嫡女，三外爷这边却人丁兴旺。解放后上边鼓励多生快生，外婆继16岁时生了我母亲之后，平均两年生一个，共生了七男三女，顺理成章被评为“英雄母亲”。而第七个儿子世奎——我七舅比我小三岁。年幼时我们不懂得辈分，自然而然认为年龄大者为尊，我不情愿把世奎叫七舅，世奎也心甘情愿喊我哥哥。某次七舅终于醒过盹儿来，拒不喊我哥，我便拳脚相加一顿穷追猛打，边打边训斥：“我比你大，你居然不喊我哥哥，天底下真是没有王法了。”六舅、五舅也坚决支持我的观点。这在这时，大外爷突然现身，独目视我，朝我一声怒吼：“你小子颠倒世事，看我不一枪蹦了你。”

　　我故意反唇相讥：“你见过真枪吗?”

　　“你说啥?”

　　“你见过真枪吗?”

　　大外爷居然顿时软了下来，底气顿时消了不少：“真枪……我当然没见过，可是，没吃过猪肉，难道就没见过猪跑吗?”那表情，那态度，像是突然变成了一个老娃娃。

　　现在回想，枪，一定是大外爷的心不甘，或者，一个纠结。

　　还真是有关于枪的记忆。大概是1977年前后，三外爷的邻居黄海球家拆旧房盖新房——现在看来黄海球家的院子早先应该是从三外爷家分出去的。帮工们拆房脊时，却从紧密排列的椽子之间发现了一支锈迹斑斑的长枪和几发子弹，经大外爷提议，长枪塞进土炕烧了，子弹拆掉后也塞进了炕洞。据说大外爷拆子弹的手法灵活得就像女人绣花，三两下的事儿。现在看来，枪弹这些家伙按规矩必须要上报的。是一大帮农民真的不懂得的政策呢?还是大外爷装聋卖傻。据说当时大外爷撂过这样的话：“是假枪假子弹，不如一根柴火棍儿和花生米儿。早年土匪邪性，祖上掖那玩意儿，辟邪用的。”人们全信了，当然也包括我。

　　“柴火棍子的事儿，碎(小)娃们不要瞎传了。”面对一帮围观的碎(小)娃儿，大人们千叮咛万嘱咐。

　　如今，我怎得相信?——枪，我的天爷。一定是真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