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6-28 12:03:23) 来源:甘谷县文广局 作者:牛 勃 打印本页 |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是20世纪世界历史上发生的最伟大的事件之一。从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率中央红军8万余人自江西瑞金、于都等地出发,被迫开始战略大转移,到1936年10月21日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静宁以北的平丰镇与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胜利会师,在长达两年零十一天的长征中,红军创造了人类历史,特别是战争史上一个又一个的神来之笔和惊险传奇。红军在长征过程中,一、二、四方面军先后五次经过甘谷,前后两年走的是完全相同或大致相同的路线,是有意为之,还是偶然巧合,不论哪一种,都耐人寻味。
一、红军五过甘谷基本情况
第一次。1935年8月,军长程子华、政委吴焕先、副军长徐海东率领红二十五军,为策应中央红军北上,从鄂豫陕等地进入甘肃,打击和牵制国民党守敌胡宗南部。9日晚,红二十五军到达天水,徐海东亲率一营部队一举攻克天水北关。国民党守城部队(胡宗南后防留守部队)报警告急。10日,驻守甘谷、武山一线的国民党王均部第十二师补充团闻讯后,即沿天靖山一线回援天水,驻防清水的国民党于学忠第五十一军一一四师也迅速向天水进发,增援围堵。红二十五军面临两面夹击的危险,遂放弃攻占天水的计划。11日,红二十五军由西十里铺川口撤至天靖山、廖家岘、韩家湾一带,主力翻越凤凰山抵达沿河镇(今新阳镇),北渡渭河进入甘谷渭水峪东,然后分路经五龙、千户、王家咀、甘谷牛蹄湾(今金山乡)东部攻占秦安县城,一小部分沿东梁西下,经关子镇、河沟、田家湾坡到甘谷渡过渭河,上北山进入秦安境内。
第二次。1935年9月26日拂晓,红军陕甘支队副司令员兼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率领红一军先头部队两个团,从武山鸳鸯镇渡过渭河到达甘谷礼辛镇附近。清晨,红一军政委聂荣臻和参谋长左权率领红一军主力3个团北渡渭河,红一师三团经安远镇到达礼辛镇宿营。当天下午,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率领红二军四团攻占陇西四十里铺和通渭榜罗镇。27日,中央红军主力到达榜罗镇。当天下午,该团又向通渭进发,红一军和军直属侦察连、警卫连、工兵连经甘谷苏家湾,于27日到达通渭。同日,红三团从礼辛镇出发到达榜罗镇,其余部队经安远、礼辛一带于当天抵达榜罗镇。
第三次。1936年9月,由军长王树声、政委詹才芳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三十一军第九十三师从通渭县城撤向岷县方向西进,一部分退至秦安境内。25日,该师一部由秦安王铺退入甘谷,经姚家山、马家岘、史家川到达安远镇,与国民党保安大队刘继清带领的200多名保安队员激战,敌军败守西堡子。25日晚,红军撤至张家山一带宿营。26日晨,红军返回安远镇,经赵坡、温家岘、王川到达礼辛镇,攻打中堡子未克,红军一名连长不幸牺牲,当晚红军离开礼辛到通渭毛家河宿营。
第四次。1936年10月4日,为牵制敌军,掩护二方面军通过甘谷、武山北上,实现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会师,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前敌总指挥兼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率部进入甘谷、武山、通渭交界,一部向甘谷西部游击。同日,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先头团重新攻占通渭县城,第九军抵达榜罗镇。5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及直属队到达甘谷、武山边界的榆盘乡和甘谷礼辛、陈庄一带。徐向前等领导同志先后到陈庄等地视察讲话,组织官兵发动群众,筹备粮草,为实现三大主力会师做准备。9日,该师离开礼辛镇和陈庄等地,开往会宁。
第五次。1936年10月9日,由军长陈伯钧、政委王震率领的红二方面军右纵队(即红六军),从礼县固城出发,翻越瘦驴岭进入甘谷,经黄家庄、上下店子、尉家庄、东堡等地,于当晚到达磐安镇,渡过渭河后在杨家庄、谢家坪一带宿营。10日,原地休整一天。11日,经武山何家局、甘谷彭家硬洼到达礼辛陈庄一带宿营。12日到13日,经王家窑、杨家湾、水畔、阳山等地,先后进入通渭常河镇。
总指挥贺龙(兼红二军军长)、政委任弼时(兼红二军政委)率领红二军左纵队,经过礼县进入甘谷后兵分两路到达磐安镇。当夜抢渡渭河到杨家庄一带宿营。10日,经谢家坪、王家山庄、冯山到达礼辛。左纵队左路军经武山、草川、中坝到柏家山后兵分两路,一路经祁家山、文家寺到洛门镇,当晚抢渡渭河后宿营。11日,经咀头前往礼辛镇;一路经温泉、毛家河到达甘谷磐安,过渭河后宿营,11日上北山到达礼辛镇。左纵队右路军经过甘谷上下店子,准备经西三十铺北进,行至杨家坪、魏家坪、滴水坪交界处时,遭国民党王富德骑兵团某连阻击,激战三小时,击毙敌连长,红军返回下店子宿营。10日经羌甘峪进入武山,沿左纵队路线追赶主力部队。
红二方面军从甘谷古坡分两路经洛门和磐安在礼辛会合,在进军礼辛途中遭国民党飞机6次轰炸,伤亡50多人。红军从礼辛出发后继续北上,于10月22日到达会宁,实现了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
二、 红军五过甘谷原因
1、红军五过甘谷是由甘谷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决定的。甘谷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甘谷为秦人的发祥地和祖居地,是中华县制肇始之地,有“华夏第一县”之称,《系年》第三章:“飞廉东逃于商盍,成公伐商盍,杀飞廉,西迁商奄之民之邾,以御奴之戎,是秦先人。”“邾”,就是今甘谷县。《史记﹒秦本纪》载:“十年,伐邽冀戎,初县之。”甘谷为佛法东渐的必经之地,大像山石窟除有一尊凿于北魏,泥妆于盛唐,高23.3米的释迦牟尼大佛像外,还完好地保存了佛教传入中国时最早的禅窟式样。汉唐丝绸之路南线在甘谷形成两条分支,一条为南线,一条为北线,1936年9月25、26日,由军长王树声、政委詹才芳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三十一军第九十三师一部从秦安县进入甘谷,所走的路基本上就是丝绸之路南路在甘谷的北线。甘谷又为唐蕃古道必经之地。安史之乱爆发后,吐蕃乘唐力量鞭长莫及之际,占领甘谷近百年,至宋,金、西夏以甘谷为界和大宋对峙,甘谷成为吐蕃、金、西夏、大宋多种军事力量的角逐重点和拉锯地带。杨家将杨文广抗击西夏的许多战事就发生在甘谷。东汉时期,甘谷为州、郡、县各级政权的治所所在地,是中国西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中心,三国时期马超反西凉的战事就发生在甘谷。甘谷,也成为羌人东扩的屏障和跳板。元、明、清三朝甘谷多战事。1949年西北野战军西进,王震将军的部队就是从甘谷经过并建立地方政权的。深厚的历史背景决定了甘谷是一个多元文化交汇的地方,也是自古兵家必争之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长期的战事使当地群众对军事行动的表现不但不敏感,而且漠视,习以为常,听之任之,这种文化背景和文化心理,对红军在甘谷的行动除能心理接受外,还能网开一面。
2、红军五过甘谷是由甘谷独特的位置决定的。甘谷位于甘肃省东南部,东邻天水、秦安县,西接武山县,南接礼县、北靠通渭,面积1572平方公里。甘谷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一方面强化着她的重要性,同时也形成一种相对封闭、隔离和割裂的乱象。中央军、地方军阀和保安团队多种军事力量的明争暗斗尔虞我诈,使军事力量主要集中于县城,导致周边,特别是县城交界地带军事力量的薄弱甚至真空。渭河从甘谷横穿而过,落后的交通条件将甘谷一分两半,除渭河川道区外,甘谷五分之四面积为山地,其中渭南为秦岭山系,山高林密;渭北为陇山余脉,黄土深厚,植被稀疏。红军五过甘谷的行动主要集中于“三点两线”,三点为甘谷、天水、秦安三县交界东南点,甘谷、礼县、武山三县交界西南点,甘谷、武山、通渭三县交界西北点;两线为从礼县入甘谷,进古坡,过渭河,到礼辛,出甘谷入通渭的南北线(纵线),从秦安入甘谷,进金山,过安远、大石,到礼辛,出甘谷入通渭的东西线(横线),“三点两线”亦可视为“三点一丁字”。纵线通过地带基本为甘谷、武山、通渭三县交界区,横线通过地带为甘谷、通渭两县交界区。“三点两线”基本上处于中央军兵力不及,地方军和保安团队为保存各自实力相互推诿而形成的军事力量空虚地带。甘谷渭南山高林密,便于隐蔽行军,防止敌机轰炸。渭河天堑在给红军,特别是给贺龙、任弼时率领的红二方面军左纵队造成一定牺牲的同时,也迟滞了敌军尾随追击的速度,因秋收结束完全裸露的渭北山区,因无法防空,造成了红军官兵50多人伤亡。红军巧妙地利用甘谷独特的地理位置,很好地贯彻了利用矛盾,抓住薄弱环节,避实击虚,夹缝中求生存的战略战术,从而保证了红军长征的顺利进行和高速行军。红军在甘谷的行军速度,基本上在每天35公里左右,且多是崎岖难行的山间小道。
3、红军五过甘谷是由甘谷一定的经济基础决定的。红军长征到甘谷,除第一次,由程子华、吴焕先、徐海东率领的红二十五军是8月上旬外,其余4次均为9月下旬和10月上旬。甘谷的9月底10月初,天气已经寒冷,而红军到甘谷时,大多为单衣草鞋,且破烂不堪,急需补充给养。红军长征经过的安远镇、磐安镇、礼辛镇,从明朝开始就是陇上著名集镇,集市贸易发达,周边地区亦为重要产粮区,这为红军解决必要的给养提供了一定方便。红军五过甘谷,在甘谷一些地方,特别是安远、礼辛等地发生过一定规模的军事行动,其目的就是从当地大地主处解决给养问题。1936年9月,红四方面军三十一军第九十三师一部安远镇激战、礼辛镇中堡子激战,其意图正是如此。“红军在咀头、马家岘没收了地主的6匹骡马。”“攻打中堡子,打死地主武装头目5名,没收了恶霸地主毛石如、陈少溪的粮款。”“红军在大街小巷张贴标语,揭露国民党卖国反共罪行,宣传共产党抗日救国主张和红军纪律。据守各堡的群众和自卫武装,自动放下武器,大开堡门迎接红军,安置伤员,送饭送水,筹粮捐款慰劳红军。”(《甘谷史话》)1936年10月5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及直属部队到达甘谷礼辛后,驻留5天,徐向前等领导同志深入礼辛镇周边村庄,发动群众,筹办给养,为实现三大主力会师做准备。所以,红军在甘谷行军路线的选择,除避实击虚外,还有一点,就是有意经过这些商贸发达的集镇所在地,置办粮草,筹集给养。全国解放后,在沿途群众家中,还发现过一些红军留下的借条和收条。当然,从这些人口相对稠密的地方经过,对于宣传红军的抗日主张,扩大红军的影响,同样意义重大。
4、红军五过甘谷和当地群众对革命的同情有关。哈达铺会议后,红军到陕北去,与陕北刘志丹部队会合的战略意图已相当明确。1935年9月26日拂晓,红军陕甘支队副司令员兼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率领的红一军先头部队两个团到达甘谷礼辛一带,清晨,红一军政委聂荣臻、参谋长左权率领的红一军3个主力团北渡渭河,红一军三团经安远到达礼辛。这次红军在甘谷虽然只待了两天两夜,停留时间较短,但却使偏居西北的甘谷第一次知道了红军的存在,沿途群众亲眼目睹了这支部队严明的纪律和他们北上抗日的政治主张,在沿途群众,特别是年轻人心中播下了革命的种子。所以,第二年,1936年9月25日,红四方面军三十一军第九十一师一部横穿甘谷、通渭交界时,目标就是礼辛镇;1936年10月4日,红四方面军为掩护红二方面军北上时走的是和前一年9月26日红一军林彪、聂荣臻、左权完全相同的路;1936年10月9、10日红二方面军右纵队、左纵队也走的是和前年红一军完全相同的路。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政委任弼时到达渭河边时,这条黄河最大的支流,也是红军长征途中经过的最后一条大河上游山洪暴发,河水暴涨。贺龙元帅在《回忆红二方面军》一文中写道:“我们10月4日向北走时,情况很紧急,我们过河也很仓促。”“过渭河,狼狈极了,遭敌侧击,渭河上游下暴雨,我们徒涉,水越来越大,冲了点人去……”“张国焘违背中央军委指示,二方面军几乎全军覆没,这是长征中最危险的一次。”时天已渐黑,看到这支穿戴破烂不堪,纪律严明,急于过河的部队,当地群众主动送来绳子,一根一根接起来,由会游泳的群众将绳索系到北岸,让红军以绳为缆渡过河去。这个行动绝非偶然,除了当地群众本性善良外,还与上年红军经过时留下的影响密不可分。这种良好的群众基础,是红军1935、1936年五过甘谷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距此渡口不足一公里处,就是国民党中央陆军第一师师长胡宗南和他的师部所在地。
1935年8月29日,徐向前指挥红四军和红三十军发起包座战役,歼敌五千余人,彻底打开了红军北进通道。9月17日,红军陕甘支队突破天险腊子口,中央红军主力及中共中央机关胜利进入甘南,至此,胡宗南苦心经营的川甘交通咽喉松潘大道形同废墟,已对红军不起任何作用。9月26日,红军渡过渭河到达甘谷礼辛。眼看红军脱身而去,胡宗南不得不蜗居甘谷磐安镇三十铺一破庙中,一住四个多月。尽管此间他一方面加强地方保安团队建设,一方面丑化共产党和红军。但他怎么也不会想到,正是他曾“谆谆教诲”的当地群众,反倒成为红军渡渭河时最好的帮手。
三、红军长征五过甘谷战略意义
1、策应中央红军主力北上。红军长征不是简单的仓皇转移或迂回北进,而是一次积极有序的军事行动,一、二、四方面军之间,红二十五军,红二、六军团之间互相掩护,相互策应,进攻和防御配合进行,巧妙调动敌军,使敌人的力量不断分散,首尾不能接济,不断形成薄弱环节和军事力量空白地带,从而使得红军在敌人的围追堵截面前有机可乘,有空可钻。1935年8月,红二十五军从鄂豫陕等地出发进入甘肃,除了打击国民党军队外,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吸引和牵制国民党守敌胡宗南部,有意分散敌军力量,从而减轻对中央红军主力的压力,使之迅速北上。红二十五军在陇南和天水的军事行动,佯攻、袭扰,使敌人疲于奔命,事先准备严密的布防彻底打乱,而不断的驰援又造成国民党军队之间的互相抱怨和猜疑,加剧了相互之间的矛盾,被动自保,从而不但扩大了红军的活动空间,而且减轻了红军的压力。这种相互配合,相互策应,贯穿于红军长征的整个过程。红二十五军沿着三国时诸葛亮出川北伐的线路,并且彰显军事意图,给敌人造成了红二十五军准备越陇山进逼关中的假象,这些,无疑给敌人造成了更大的恐慌。
2、实施落脚陕北战略。红军被迫离开中央苏区,开始战略大转移,除北上抗日这个大的战略意图始终不变外,对于落脚何处,实际并不明晰,这在红四方面军中表现尤为突出,红四方面军两过雪山草山,南下不成被迫折返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1935年9月12日俄界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研究了革命的落脚地,做出了经甘肃东北、陕北,设法打通与国际的联系,在靠近中苏边界地区建立根据地,以便于得到共产国际援助的决定(这已是党中央开始长征后第七次选择落脚点了)。”(《延安岁月》)9月22日,在迭部县哈达铺知道在陕北有刘志丹领导的陕北根据地后,中共中央才最后解决了多次更改的红军落脚问题,这就是到陕北去,和刘志丹的部队会合,巩固和扩大陕北根据地。对于被强大的敌军压迫不得不一直西行的红军来说,突破天险腊子口北上,从甘谷、武山等地县域交界处奋力北上,就成为离陕北最近,也是相对好走的一条线路。所以,除红二十五军外,其余四次红军经过甘谷,其目的只有一个,这就是到陕北去,巩固和扩大陕北根据地。
3、迎接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会宁。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红二、四方面军还在长征路上,红四方面军甚至还在南下和北上之间徘徊。除第一、第二次外,红军后三次经过甘谷,就是为了迎接三军大会师。胜利在望,红军官兵情绪高涨。1936年10月4日,红四方面军根据中央军委指示,为牵制敌人,掩护红二方面军通过甘谷、武山北上,实现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会师。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率部进入甘谷、武山通渭交界,10月10日,红二、六军团领导贺龙、任弼时、陈伯钧、王震率部进入甘谷,渡过渭河继续北上。10月22日在会宁实现三军大会师。红军到甘谷时,会师的战略意图已经确定,各项准备工作紧锣密鼓。红军后三次经过甘谷时,很多方面已较第一、二次有很大不同。会师地和落脚点目标明确,更大的革命高潮已经形成。甘谷是这个高潮的酝酿者,更是这个高潮的见证者。(牛勃,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甘肃省戏剧家协会会员,天水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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