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

  元龙中学

李建学

　　元龙中学是我的母校。

　　在这所乡镇完全中学，从初一到高三，六年时间，我走过了人生最美好的一段时光。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元龙公社最大的中学还是天水县五中。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从城里下放了一批才华横溢的外地老师，使得五中在音体美等所谓的副课方面很是有些红火。那时候，我经常跟几个七八岁的小伙伴溜进五中的操场看篮球赛，最爱趴在窗户外边听学生演剧唱歌，有一回还在渭河大桥下见过绝无仅有的游泳课。恢复高考后的前几年，大约是1978到1981这几年吧，五中的高考升学率在全县小有名气。我们李家沟就考走了3人，虽然都不是什么正经大学，对一个不足百户人家的“碎庄”而言，是多么轰动的事啊。那时候，只要听说谁家的娃娃“考上学”，成了吃“供应粮”的公家人，跟中状元没有啥差别。人们都会羡慕地说，人家先人坟里脉气旺，把人出下了。而能“考上学”的地方，就是窝在元龙最低处洼地里的这所中学。

　　1981年6月20日，我在老街道最西头的元龙中心小学参加了升初中的考试。李家沟小学最后一届五年级毕业生13人，有8个娃娃到乡里去考初中，只考数学和语文两门，考毕就回家忙着收麦子去了。8月初的一天，我和二弟正在自留地里锄黄豆，有同学老远喊：你考上了，大红榜就贴在街上。我跑到元龙的老街东口，在后来的同学李志清家土坯房屋的正面墙上，看到几张墨迹未干的大红纸。我的名字在中间靠前一点的位置，算是考上了初中。

　　9月1日开学，我分在初一1班。那时候，每个年级也就两个班。大约就在这一年，五中撤销了，更名为元龙中学。

　　那些年，天水县东路伯阳、元龙、吴砦、立远、东岔五个乡镇，也就元龙这么一所完全中学，别的乡里只有初级中学。元龙还出现过3个附中，分别是石门附中、葡萄园附中和元龙附中。石门附中和葡萄园附中时间能长一些，元龙附中也就办在元龙中心小学，大约维持了三四年，就合并到元龙中学了。大约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元龙也就剩下这么一所中学了。

　　当时的校园，面对高高的陇海铁路屈居一隅，是一大片由南向北依次排列的土坯瓦房，从东到西挤在高低不同的三块长条地里。中间的一块，进了镶嵌在一面墙上的砖木校门，首先是三进四合院，后面才是两排宽大的教室。校园的西北角，有一座房屋围起来的院子，是学生宿舍和教工食堂，还有水房。这个院子能大一点，一颗粗壮的椿树下，是一眼水井。井水清凉沙甜，滋润着600多名师生的日日月月。

　　连接各个院落的，是一条不很宽的走廊，走廊穿糖葫芦似的从几排房子中间通过，露天的地方是鹅卵石铺成的图案，穿堂的道上是老方砖。那条走廊，走过了我哼着台湾校园歌曲蹦蹦跳跳的少年。最让人思念的，是走廊两边各个院子飘来的淡淡花香。

　　进了校门，第一进院子是老师的宿舍兼办公室。房子很小，十平米不到的样子。门前长着簇簇花木，大的是精心布种的土花坛，也就在花树下围着一圈砖头。花草主要是玫瑰，牡丹，月季，芍药。小的呢，是老师自己的盆花，有瓦盆，也有废弃的搪瓷脸盆，随心所欲，自然雅致。花开季节，总能收得满院花香，大约是本地玫瑰才特有的味道。

　　第二进院子要小一些，还是老师的宿舍兼办公室。只不过，东边的三间摆着乒乓球台子的厢房，是学校唯一的会议室。西北边的两间大房子，就是天天都要排队的阅览室，而且一三五二四六分不同的班级轮流阅览。在这个院子里，曾经有我梦寐以求多年的读书馆。上小学的时候，特羡慕中学生的借书证。为了看一本从这里借出去的书，我多次帮人干活，甚至偷偷剪下架子车内胎的皮子送给村里的中学生做弹弓。那些年我一直想着，上了中学，就能有书读了。可是，从我进校到毕业，这个读书馆就没有开过一次门，说是停办了。走廊两边，阴湿泛着滑腻苔藓痕迹的地上，照样是玫瑰和牡丹，香气更显淡雅。

　　放学了，老师们就在门前架起柴火炉子做饭（食堂只管烧开水，偶尔也卖店蒸馍，不做饭）。窗台下整整齐齐的码着劈柴，炊烟升起，做饭的人相互打着招呼，简单的交流各自的见闻，偶尔还会唱几句。晚自习前，常常有老师在花前拉手风琴，这时候进来，那条走廊就显得特别的短。

　　第三进院子最大，东西长长的厢房，仍然是老师的宿舍兼办公室，门口一溜摆随季节生息的秋菊和胭脂花。北边是一排大的作为实验室的教室，门口有几级砖铺的台阶，时常用来做召开学生大会的台子。走廊在教室前面到了尽头，绕过这一排教室，分东西两路深入后院。西北角从一棵大槐树下过去，左手就是地势低出这个院子差不多一米的几排教室，都是相通的小院。东北角出去，上了十几层石砌大台阶，才是高出这个院子近三米的操场。沙土操场有八个篮球场大小，当时也就摆着四副篮球架子。操场周围是一圈大约400米的跑道，靠近校门第一进院子七八级台阶的地方，有一棵高大的榆树，树上安着大喇叭。中学六年，每天清早上学，都走在运动员进行曲的节奏里，风雨无阻。

　　我描述的校园是“一大片由南向北依次排列的土坯瓦房，从东到西挤在高低不同的三块长条地里”。中间这一块以走廊为中轴线的房屋是主体，由前前后后六进院子组成。东边的操场最高，操场里手靠在上崖村十几米高土崖下的是一排三间红瓦白墙的新教室，外手靠近铁路的空地，开出一个种着几行杨树的排球场。校园西边那一片最低，跟隔墙的后庄村居民的院子持平，前面靠近铁路的是元龙最古老也最大的戏台院，依次往后才是中学的房舍，有学生宿舍院子和两套作为教室的小院，最后边才是有水井的那个后院。

　　2006年暑假，我带着妻儿回老家，走进翻新过的校园。老校门不见了，前面的三进院子盖起了二层楼房，老房子都拆了，走廊也没有了，当然看不到花，那股幽香的味道再也找不回来了。回来于李家沟寂静的夜里，在灯下写出散文《有暗香盈袖》，第一句就是“十九年后回母校，那股亲情的幽香不见了”。后来，文章刊发在西安的《古都文萃》上。2014年出版第一本散文集《陪母亲说话》的时候，我把这个短文放在第一篇，让它在第一辑引领<记忆深处>的26篇散文，追忆曾经的美好时光。

　　那时候上中学，每学期需要交学费2元钱，上晚自习的学生还有2角钱的电费。另外每人收2角钱的电影费，能看4场电影，大都是八十年代初的一些经典片子，如《骆驼祥子》、《知音》、《少林寺》、《春晖》、《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等。在第三进院子曾经做过实验室的教室窗口，县城北道埠的新华书店每年都要来流动售书。对于没有书店的山区乡村而言，无疑于雪中送炭。只可惜，实在没有几个钱，眼巴巴的瞅几天。别人买了，凑着看几页。整个初中三年，我买的书不过五本，价值3元左右。当时，每年期末还有一点政府助学金，最多5元，考不到前几名的我只能拿到3元。初中的记忆很深刻，有许多的人和事难以忘怀。那些年，我们都是星期天晚自习时把书包背到教室，到下一个星期六下午放学再背回家，平时就放在破旧的书桌里，很少听说丢东西的。那些年，学习不是很紧张，班上有师姓和张姓两位女同学，刻苦努力，成绩一直拔尖，只可惜高考不如愿，都没有走出农村。那些年，课里课外都在传看《辽宁青年》，更多的是连环画和所谓的闲书。有新杂志到手的时刻，就算过年。那些年，男生和女生不怎么来往，即使万不得已说句话，也是慌里慌张脖子脸通红。

　　我上中学的几年，元龙中学有四十多名老师，其中有五六个民办教师，还有一名烧水敲钟的临时校工。民办教师家里都有责任田，忙不过来时就叫几个大一点的学生上山帮忙播种收割。学校除了门口铁路边上的一块能种菜的试验田，在五六里之外白家庄的渭河滩上，还有十几亩沙地。初中三年，我们时常往地里送粪，也翻地种麦子。那时候，劳动课最热闹。每年一次进南山为学校砍柴，是我们的节日。成群结队的学生进山，男同学帮女同学，大同学帮小同学。因为十一二岁就跟着大人进山砍柴，早就是钻山的老手了，对这件能表现的事十分向往，巴不得一年多搞几回。到我上了初三，条件好了一些，学校能分到足够的煤，就把这项活动取消了。劳动课好玩，最难的就是要给住校的同学借工具。家里没有多余的，每到劳动的日子，这件事让人头疼。几十年后跟邻居小坐，人家还说起我挨家挨户给学校借铁锨的事哩。
初中的时候，元龙中学的外地老师已经不多了。初二时的物理老师黄建国，讲课四川话风趣易懂。教高中的语文老师张宏祥，曾经辅导过好几个能在《中学生》杂志和《语文报》上发表作文的学生。只可惜，我上高中的时候，他就调到城里去了。那时候，年轻的老师主要是天水师专和渭南师范分来的毕业生，比高三的学生大不了几岁，都是好小伙，就是不安心在每天只有一趟慢车停靠的元龙工作。等我到了必须成家的年龄，才明白了其中的道理。

　　1984年9月，通过中考，我就在元龙中学上了高一。那时候，天水县已经变成了天水市北道区。我们的中学也就成了北道区元龙中学。所在的元龙，早就由公社改回乡了。高中每个年级还是2个班，我在高一1班。高二开学时分文理科，喜爱文史的我毫不犹豫地进了文科班，变成了高二2班。我们班上仅有26名同学，老师十分短缺，6门课有2门开不起来。1987年春夏，在高三最后一学期，我们的《历史》和《数学》课竟然没有老师来上。五月中旬全班赶到北道埠去参加高考预选，只通过了我和两位女同学3个人。她们都是王家沟的，只有一人当年考入天水师专。我与另一个同学被迫进城，插班再读一年。第二年才连滚带爬的考出来，离开元龙。从此，就成了一个外乡人。

　　九十年代中后期，元龙中学慢慢发展起来，有了教学楼，学生看着也能齐整些，再也没有下雨天光脚丫子来回跑的娃娃了。可是，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多年扎实推进，加上打工潮的冲击，乡里的学生越来越少，许多的村办小学撤并了。大约10年前，元龙的高中也撤消了。

　　也就是说，进入新世纪不久，元龙中学仅仅是一所初级中学了。也就在这个时期，北道区改成了麦积区，元龙乡也升格成为元龙镇，经济慢慢发展了，教育也有一些变化，高中却没有了。现在，我三弟的儿子就在里边读初中。去年，在北京讨生活已有20年的二弟，为了女儿将来的高考，也把孩子转回来上学。侄女成绩不错，在全年级6个班能进入前五名，也算是给我们争了光。

　　元龙中学周围大大小小十几个村庄，李家沟在学校东边的山坡上，大约三四里的路程。就在这条路上，在这所乡村中学，我的父亲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读过两年初中。从我开始，弟兄五人还有一个妹妹，三人高中毕业，三人初中毕业。虽然都没有读出多么值得说道的学业，就是这所中学，承载了我们兄妹最好的年华，使我们懂得了一些做人的道理，敬仰天道酬勤，不管在家务农还是在外打工，都成了能够凭自己的双手成家立业的人。

　　这几年，外地漂泊的元龙中学学生，在QQ上建了一个校友群，经常能看到一些有关母校的信息，总能勾起对往事的回忆。细想起来，离开元龙中学差不多已有28年。曾经顽皮的中学生，眼看着就成了老汉，岁月真的无情啊。

　　前两天在校友群上收到元龙中学现在的图片，看到翻天覆地的变化，往事如在昨天。

　　我不知道，元龙中学这所长期在最底层乡村坚守的农家子弟学校，在教育市场激烈竞争的激流中，经历过多少磨难。更不知道，在如火如荼的城镇化进程中，她还能否拥有明天？

　　在他乡，我只能默默地为元龙中学祈福。祝愿这块最能体现乡村文化的阵地，祝愿这所关系到众多农家子弟命运的学校，能够健康平安，走到永远。

2015年1月24日晨于家中。

　　李建学，1968年11月生于甘肃天水，1995年开始发表作品，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甘肃省文学院荣誉作家；中国石油作家协会理事。已出版小说集《那些年的桃花》、《守诚家的》、《满地一丈红》、《石油上的人》四部，散文集《陪母亲说话》一部，其中《那些年的桃花》获第三届“中华铁人文学奖”提名奖（2009.6），现供职于长庆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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