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冀的回声
——追寻甘谷2700周年建县历史
一座历史古城,必定有她深厚的底蕴；一段沧桑岁月,必将有她印证的痕迹。2012年,农历壬辰龙年,正是古冀——甘谷建县2700周年。伴着昔日渭河水汹涌不息的记忆,追随亘古朱圉山岿然屹立的遗风,中原历史的咽塞要道——甘谷,作为中国西北角、渭河金腰带的历史文化“重镇”,作为全国“县制”的起源和发祥地,至今彰显着独特的历史意义和文化魅力,其“华夏第一县”之称俨然成为诸多学者、文人追寻探索现代文明和历史文化发展的“索引”。
“县制甘谷”与历史的选择
秦王朝对行政区域和制度的确立,为两千多年中华文明史的繁衍隐隐“框定”了历史格局和发展脉络,而历史上的甘谷,不仅仅是兵家必决的咽喉险塞,也是承启中原政治和历史文化向边缘地带辐射的核心地之一。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武公十年(公元前688年),伐邽、冀戎,初县之。”文献所指的冀,为今甘谷县。当时,秦武公攻打邽、冀等地的戎部,获胜,始置邽县(天水)和冀县(甘谷东南),此为中国首次出现“县”的地方行政区域划分,也是中国首次通过职业官员进行国家管理的开始。
据甘谷地方史研究学者牛勃曾做了关于“朱圉”研究专题后发现:“秦人败于周,疲惫困顿中越陇山至甘谷,得沃壤而休养生息,后蓄力而剑指东方”,甘谷俨然成了历史上大秦帝国奠定‘称霸中原’资本的第一座城堡。秦人不仅将他们的先祖安厝在离甘谷古坡最近的地方,并将‘县’这种先进的地方行政管理制度作为‘占地治民’的尝试在甘谷落地生根。”一则因甘谷依渭河两岸而居,物产丰富,可滋可养；二则有雄山朱圉磅礴千里,岗峦纵横,可攻可守。史载当时秦的势力范围达到关中渭水流域,而形如盆地、广若巨簸的甘谷县作为当时秦聚集势力的“大后方”。种地储粮,有汩汩不息的渭河水可作为供给的源泉；屯兵秣马,巍峨耸峙的朱圉山则可作为天然的屏障；于是,一个帝国的雄起孕育在了苑囿韬养之中。
有学者认为,中国对世界的贡献远不只是“纸和火药”,还有因古代“县制”推行的创造性壮举,给世界历史上“中央集权”制度与“地方自治”制度的出现提供了导引模式和管理技巧方面的贡献。这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中央集权的产物——县,这种地方自治后来的“稳固”恰恰给集权带来了“牵制”,因为大规模的负责管理活动比其他社会活动更具有历史性和时代特色,而在甘谷这块神奇的地域,“县制”的出现让“政治”成为独立于所有社会形态更加稳固的高层“建筑”。
历史上的秦作出了最重要的政治贡献——“县”的发明,秦的壮举在于“县制”的形成,而甘谷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着一个重要的承载角色,因为“县制”奠定了中央政府管理地方的基础,“县制”让秦比以前任何“政府”更具系统性和效力,而甘谷以“县”的政府形态却留存至今,堪比“县制”的文化活体和历史标志当之无愧。也许当时的“县制”与现代意义的本质完全不同,它只可作为一种研究政治的“文化符号”,惟一值得肯定的是设立“县”行政区域,在后来的历史中,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并一直影响至现在,因此“县制”的历史意义远非政治意义。
古冀县即承担了行政区域管理沿袭两千多年历史的重任,又赋予了原始地方自治与中央集权管理的双重命运。自有了“冀县”,古代宗族的政治特权在一定意义上被取消,甘谷县作为中国历史上将世袭采邑转变为统治者任命官吏管理的第一块辖行政区域,也意味着维持封建王朝的血缘纽带(宗法制)的阶梯在中国历史上的瓦解。不得不说,“县制”在甘谷县的设置并推行是一种朴素民主的大前进、大飞跃,甘谷县被称“华夏第一县”中的第一,不只是一个历史时间的概念,而是一个历史空间的开拓,更是一个历史纪元的开始。
“富饶甘谷”与大秦的图腾
华夏第一次“大一统”始于秦,秦第一次走向中原得益于“县制”。
战国时期,天下大争、分裂而治的局面历经几百年,不同的国家观念、政治体系、文化背景导致了地区之间极大的差异。伴随着政治、经济、文化巨大的隔阂和裂缝,华夏民族从面临分裂的危机转而走向了融合。秦统一了华夏,而在甘谷设“县”虽然没有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但在决策上充当了极其关键的“一擘”。
西周时,被周王朝完全赶出中原的秦部族一支偏缩于冀(今甘谷县东南一带),与戎人为伍,因部族历经战事,无力图起,秦表面依附当地的部族,在生活习惯、部族习俗等方面向戎狄靠拢,甚至杂居、通婚,短时期形成远离“华夏政治圈”的趋势,但秦人在长期的混居状态中依然保持了华夏族群意识,秦人并没有完全化入戎狄,在冀(今甘谷)一带通过休养生息。一方面秦人吸纳了戎狄“与马为伍,骁勇善战”的精神,另一方面与冀地戎狄一道生发出强大的部族生命力和凝聚力,并逐渐恢复了秦的元气,后来成为吸收了戎狄剽悍特质强大的、崭新的秦部族。
经过渭河水韬养,朱圉山磨砺的新秦部族与华夏其他部族有着很大的区别:他们像戎狄一样远离了华夏文化主流,虽然身上沾濡着“落后”、“荒蛮”的生活习惯和部族习俗,但是却始终关注着中原地区的政治动向,绝不自外于华夏文明。正是秦部族表现出来的这种整体的积极倾向,使秦人始终保持了华夏族群的基因,这也是秦人能够在中原地区出现政治变动时积极参与其中的重要因素,而这正是历史上的甘谷给予秦的图腾最大的、最关键的“贡献”。
在秦的图腾起初,起关键作用的人物当数秦非子。非子善养马,周孝王曾派他管理汧河、渭河之间的马匹,今甘谷县境内的朱圉是当时非子养马的重要牧地。
“朱圉”二字频繁出现于《尚书》、《汉书》、《禹贡》、《水经注》、《太平寰宇记》、《明一统志》等诸多历史文献,清代著名学者胡渭《禹贡锥指》中记载“在今伏羌县南三十里,山色带赤”。其“朱”为赤色,“圉”为马场,由此可见,朱圉养马的历史十分悠久,据《甘谷县志》载:“县南景墩梁,曾为非子牧马之地”。朱圉山矗立于甘谷县西南角,左右延生,首尾相延数千里,其山脉北过艾家川,南至古坡头,西尽天马山,东含天门山,高大巍然的朱圉山脉有景墩梁(亦称九墩梁,今尚有九墩牧场),貌似险恶生威,岗峦交错纵横叠嶂,飞鸟难越,虫豸难掩,实却峰岭相间四通八达,水草肥美,万花锦簇,于是,朱圉山成了秦非子养马的首选理想之地。
秦非子将朱圉一带作为秦部族发展积蓄实力的基地囤资,并将所驯养的马匹和积攒的物资源源不断输送到前方阵地。非子因此有功于周孝王,孝王赐他秦地(今甘谷县东南一带)作为封邑,非子便开始在秦地建立城邑,自此,秦正式成为周的附庸国,秦非子成为秦第一位国君。
秦非子借助于平日的军事和政治积淀,为建立秦国将来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朱圉山”和“渭河水”成就了他走向中原的“第一步”。嬴姓后代以秦亭(清水)为根据地,以冀(甘谷)为紧握政权“重柄”的核心地,不断向四周拓展领土,秦非子立国,在秦部族发展史上有着极其重要和深远的意义,标志着自夏王朝以来一千多年远离中原文明核心区域的秦人得到了王室的认可,再一次有了自己的领地。
“历史甘谷”与县制的渊源
秦武公元年(公元前697年),羽翼渐丰的秦攻彭戏氏,直抵华山之脚,将秦国的边界向东推移。时年仅十五岁的武公虽然关心的不是攻伐冀地的戎部族,但在两年之后秦武公诛杀弗忌、威累、三父在内的庶长,扫除秦发展道途上的最大障碍,意味着废除他“亲政”的开始,而此举成了建“县制”,废“宗法”的前奏。
经过长期的策划和准备,秦武公十年(公元前688年),武公派军队攻打邽、冀之戎,彻底征服了给自己带来政治缓息又伴随制约的“友邻”戎部族,同时他做出一个极其重要的决定——在冀地(甘谷)设立“县制”,自此,甘谷成为了秦推行“县制”的第一块根据地,甘谷县也成了建县最早、保存“县制”至今的地方行政单位。与其说历史赋予古冀——甘谷一种特定的称谓“县”,不如说古冀在当时是最理想的“县制”孕育和诞生地。因当时古冀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历史自然而然把古冀作为集权变革初期的“尝试地”。
“县”在建立之初是有别于贵族封邑的一种新的行政建制的尝试。邦、冀被纳入“县”的编制,标志着远古这两个“戎邦”的彻底灭亡和新的政治纪元和文化纪元的开始。
邽在今天水市区,冀在今甘谷县境,实际上都位于秦国起源和巩固的祖居之地,处于嬴秦控制的陇右地域之中；邽、冀之戎是秦原来相伴、相随,唇亡齿寒却又冲突不断的“友邦”。在秦国都城东迁以后,特别是秦文公的去世,给秦的内政管理带来了混乱,加之掌控陇右的力量有所削弱,原来比较安分的戎部族趁机活跃动荡,同秦部族利益发生冲突,危胁到了秦国后方腹地的安全,于是,邽、冀之戎也逐渐成为秦武公最大的后患,于是武公挥师跆陇,灭邦、冀二地之戎,可以说,推行“县”的行政建制,是秦武公一生功业中最为后世称道的伟举。
当时的“县”的本义只指辽阔且地处偏远的一块领土。所以我们称秦武公“初县”邦、冀为制度上的创设,是因为他建立的“县”是指管辖内的一种政治实体的划分和被征服部族表示臣服的统治结构,将邦、冀、直接纳入到国家直接管理的行政体制,采用了“县”的地域级层名称,创立了一种全新的地方政权形式,那么,可以说秦武公是最先认识到设县对于强化国家权力意义的“第一人”,也是果断地确立“县”这种管理地方新形式的“鼻祖”,在我国政治制度史上书写了光辉的一页。
“县”在甘谷作为行政建制的出现,意味着国家体制的趋于完善,意味着君权的强化,也反映了其创建者的政治远见和改革精神,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文化意义。武公置县后,把那些新征服的地区直接纳入国家行政管理体系,派官莅政,不再将其分给贵族做采邑,名义上只是借用县这个字,实际上是新设立了一种行政建制,这与周天子和东方诸侯的分封制迥然不同,是武公的创举。再后来,其他诸侯国也纷纷设县,不能不说是效仿了秦国。直到今天,县还是咱们国家行政区划中的基本单位,武公之法,也算是上善之策了。 “县”字初为树上倒立悬挂人头之象(倒立的“首”),也有震慑吓唬之嫌,另该字所含“远悬”古义,引申为地处偏远,不能直接掌控。用此字来表示地域区划的一个层级,使用“县”字最早文献《逸周书·作雒》记载:“制郊甸,方六百里,因西土为方千里,分以百县。县有四郡,郡有四鄙；大县立城方王城三之一,小县立域方王城九之一。”虽然,看似这里的县和后来的县意义相似,而事实上这只是规划国域的一种分区方案,并非实施国家权力的行政建制。因为“县”指一片广阔的区域,区域内以一个小于都城、规格有限定的域邑为中心,但却不设置政权机构。由此说,起初的“县制”并非真正的行政管理区域的肇始,而是对直属王室土地的“几何”划分。随着历史的演变,“县”作为行政区域管理的“一级”应该是后来的事。
冀(形声。字从北,从“田共”(yì),“田共”亦声。“北”指“北方”、“中原之北”。“田共”意为“共有的田地”。“北”与“田共”联合起来表示“中原之北的由农民和牧民共同拥有和经营的田地”。本义:(古代)中国北方的由(夏族)农民和(少数民族)牧民共同拥有的田地。农业和牧业混合生产的田地。又一传说夏族与华族并列,后合称华夏族,华族指世居中原以东部落民族的称呼,而夏族则指世居中原以西部落民族的称呼,这些都是一种文明划分的方式。秦武公攻邽、冀戎人,征服了邽、冀以后,建立了邽县和冀县。秦建立郡县制是诸侯割据的中国建立中央集权制的开始。
“县制”的根源在甘谷,但名称历来也有所变化,秦至西汉时仍为冀县,东汉明帝时为汉阳郡,北魏武帝时称当亭县,北周为冀城县,唐高祖武德三年改为伏羌县,宋太祖建隆三年又称为伏羌寨,后伏羌城,元世祖至元十三年以伏羌城升为伏羌县；明清两代沿用伏羌县,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1月1日,伏羌县改为甘谷县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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