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水地方的诸旧志,自南朝刘宋(420--479年)郭仲产地方志性质的名著《秦州记》到民国《甘谷县志稿》于1964年问世,共41部。若从南朝宋中叶算起,地记和方志的著述历时1500余年。此其中有宋代开宝(969--976年)、或大中祥符(1008--1021年)、或其他年号的著作《秦州图经》、《秦州志》,若从祥符初年算起,修志至今已经千年；就整个地区的方志数量而言,平均约24年一修志,修志颇盛。天水,在秦武公十年(公元前688年)建立邽县(今天水市区)、冀县(今甘谷县),作为中国历史上建立行政区划最早、时间最长的地区,历史文化积淀丰厚,修志的历史悠久,与自身的存在相媲美,令后人感到荣耀和鼓舞。41部地方志和类方志,南朝宋1部,佚；宋代2部,佚；明代10部佚7部,清代17部佚3部,民国11部佚1部,计留存27部。现以天水地区为范围,作一比较研究,或对修志有所卑益。

　　上下引推众贤至　互为表里相致志

　　天水名志,明志秦安,清志甘谷、秦州人主笔,名县志仅秦安、甘谷2县拥有。究其原因:一是此三地厚重的文风使然。天水自冀人石作蜀,上邽人秦祖、壤驷赤从孔门学成后,尤以石作蜀作为孔门“七十二贤”之一,在陇上传播先进文化,使文教大兴,人文蔚起。其风范遗泽及唐科举至清,秦安、甘谷各出进士23人,秦州(今秦州、麦积区)出进士32人。唐代进士均出自秦安、甘谷,明清两朝首位进士皆出甘谷。胡缵宗以正德戊辰(1508年)科进士,授翰林院检讨,累官至河南巡抚右副都御史,精研文史,才华横溢,于诗辞歌赋、经学、方志等方面都有卓越成就。巩建丰以康熙癸巳(1713年)科联捷进士,从翰林院庶吉士、国史纂修官累官至翰林院侍读学士,曾主持乡试,出任学政,致仕回乡,亲授生徒,被远近学者尊为“关西师表”。王权以道光二十四年(1844)举人,主讲岷县文昌、秦州天水、宁远正兴、文县兴文书院,造就甚多,出任知县,“学问人品,当代罕有,而吏治尤为陕甘第一。”“清光绪间,甘人著述之富,无过心如(王权字心如)者”。任其昌以同治乙丑(1865年)科进士,援户部主事,弃仕归里,入主天水书院山长,又移讲陇南书院,门下受业约千人,中进士中举者达八九十人,是为“陇南文宗”。如此一流的学问人品,深厚的文史修养是他们纂修名志的前提。二是贤达修纂整理刻印。周易说:“拔茅茹,以其汇,征吉。”即在上则引其类,在下则推其类,不仁者远,而众贤至,类相致志。胡缵宗纂成嘉靖《秦安志》,次年,即由知县亢世英主持刊印；纂成嘉靖《秦州志》40年后,由分巡陇右道李国士整理全其志。巩建丰修成乾隆《伏羌县志》,即有伏羌县令续相文倡导并捐俸完成刻版、继任知县万绍焕与其协力完成印刷。姚协赞、余泽春倡修光绪《秦州直隶州新志》,同亢世英、李国士、续相文、万绍焕在修志上类相致志,可谓贤达,因其贤,其倡仪则达,任职时官声很好的王权、任其昌等应邀即来,上引下推其类,前后参加编纂的学者官吏等社会贤达37人。胡、巩、王、任一流的学识水平是亢、李、续、万、姚、余赖以修出名志并能有志整理刻印的内在必要因素,亢、姚、余聘请胡、王、张为主纂,则是他们发挥才能、纂成名志的外在必要条件。有此互为表里合契之际遇境界,方能自1535年至1889年的354年中平均以89年修出一部名志。此后再未有名志出现,志人当仍需努力。

　　挟羲皇故里悠久历史人文之风　负修志存史资政教化传承之责

　　天水修志盛,除道、州、县官重视修志外,更有其重要原因是本邑文人仕宦爱国爱乡,以身为羲皇、女娲、石作蜀、李广、赵充国、庞德、姜维故里,华夏古邽冀第一县人,对本土深厚的人文历史感到光荣自豪!有一种挟伏羲开启文明、女娲衍生黄种人类、石作蜀蔚兴文教,李广辉煌汉史、赵充国创新屯田、庞德义气云霄、姜维忠勇谋国之风继续开来,传承历史,达则兼济天下,不达即以笔弘扬光荣历史,存史资政教化育后人的豪迈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促使他们不让时光流逝、历史无记,官修志主动参与,官不修,自纂私修,形成传统。如民国《甘谷县志稿》的撰稿安履祥,性甘淡泊,不为名利,以个人之力钩沉辑要史籍,群采博访传闻,将自同治《续伏羌县志》后1872至1949年间甘谷县的地方乡土故实史料,以采择精审之笔收集记载下来；编纂贾鸿逵敦厚直朴,在两子病逝,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巨创深痛中,毅然担当起整理编纂一方史志的责任,使前人遗稿得以一方志书行世,他们对历史负责的爱国爱乡的大公无私精神,对本邑史志的良苦用心和劳绩是他人难以比拟的。总之,像安、贾这样的本邑文人,他们的思想作为,是要对得起国家和本土民众,既不愧对悠久的历史和先贤的光荣,又要对后人负起教化之责,承担交待、传承历史的使命。这种责任、使命感与传统,实际上就是爱乡怀国、化育后人的爱国主义思想的具体朴实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