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学习《江泽民文选》，领会“三个代表”的深刻内涵时，不由使我想起家乡的一位村党支部书记。
　　我们村位于武山县城东南大山深处，村名叫刘家湾，村党支部书记名叫刘兴业。那是“大跃进”的1958年，全县实现了公社化，村村办起了大食堂。土改以后刚刚翻身的农民被迫实行军事化管理下的“大炼钢铁”，浮夸风和瞎指挥之风盛行，加上自然灾害，群众生活非常困难。
　　记得在1959年，蝗虫侵袭了夏田，秋作物刚刚长起，一场冰雹铺天盖地，把整个秋庄稼和蔬菜都砸成了绿泥，这场冰雹在六七月的气温下三天没有化尽，全村面临着粮食绝产，就是这位党支部书记带领全村的党员和社员及时抢种晚秋作物，挽回了一点损失，但是到了年底，食堂还是断顿。国家也拨来了救济粮可每人每天只供应四两面，有时还是红薯干。
　　到了1960年开春，食堂已无粮起火，村里已有人饿死，水肿病人越来越多，人们只好用榆树皮、草根和野菜充饥。就是这位党支部书记几天几夜没有合眼，他走访东家看望西家，组织党支部召开紧急会议，通过研究做出三条应急措施：一是全体党员带领社员开展生产自救，允许社员开垦闲滩烂地，自种自收；二是把部分土地分给社员，种菜度荒，全村的油菜地也分给社员，挖根充饥；三是部分劳力组织外出搞副业救急。他亲自带着副业队到县城附近的庙峪河口清淤挣钱。一年下来，他看到分到户的土地种的粮食和蔬菜长势良好，于是又开会决定，队里只留公粮地，饲料地、储备粮地、五保户和无劳力户的口粮地，由集体耕种，剩余土地全部分给社员作为口粮地，分户耕种。这在当时无疑是“挖社会主义墙脚”，一顶“左倾”帽子会把你打翻在地。刘书记悄悄告诉社员们：这样的分地决定上级没有政策，出问题由我一人承担，和全村干部、社员没有关系。通过一年的试种，集体和个人种的土地收成都非常好，亩产平均三百斤左右，我们村成了全县第一个渡过困难的生产队，也是全县第一个把全年公粮交清的生产队。大概是因为公粮交得好，还是中央纠左的形势发生了变化，我们村不但没有被追究，反而得到了县委、县政府的物资奖励。这些物资奖励都由刘书记主持，根据各户劳力和所挣工分全部奖励给社员，最后只剩两块香皂。他在社员大会上宣布：“把这两块香皂奖给我们村的两个学生，因为他们在最困难的时候坚持上学读书，他们才是我们全村未来的希望。”我就是这两个学生中的一个。当我领到这块香皂时，激动得热泪盈眶，这块香皂在我家放了好久好久……。
　　到了“文革”期间，刘兴业因为带头“走资本主义道路”被抓起来批斗，管治劳动不让出村，并开除了党籍。在批斗期间，他妻子因不堪忍受得病而去世。那时我已参军并入了党，休假时我去看望这位党支部书记，他家的南屋、西屋都已拆除，做了“经济退赔”，只剩下北屋和厨房，家里只有八十多岁的老母亲用他度日。当时我问他：“你做的一切现在后悔吗？”他说：“我受了批斗换来的是全村人没有饿死，这是一本万利的事，我后悔什么！我很高兴，因为我是共产党员。”接着又问他：“你不是开除党籍了吗？”他说：“只要我心里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毛主席，不管什么时候我都是一名共产党员！”
　　时光已过将近半个世纪，这位党支部书记已不在人世，但是他代表我们的党领导全村人民克服重重困难、闯过灾荒难关的事迹却永远留在后人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