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离开陕西华州(今陕西华县)，西行而越陇坂，而至秦州，其间路途可谓漫漫，却几乎没有留下任何诗作，这一事实，与他到秦州后的大量诗歌创作所形成的对比，显然是耐人寻味的，与他后来自秦州至同谷县期间所写的纪行诗，对比更为鲜明。
据此，我们至少可以得出这样的推断：第一，自华州到秦州，是杜甫急匆匆忙碌碌心神不定的奔逃之路，其惶惶恐恐之状，让他无暇写作诗歌，更不会有意识地诗以“纪行”。第二，到了秦州之后，生活确实相对安定，于是他就写作了那些光照后世的秦州诗。第三，他自秦州往同谷县的一组纪行诗，显然是有意识的创作——杜甫甚至会隐隐地为华州至秦州之间没有诗作而感到可惜呢。
果然，从秦州至同谷，杜甫一路上因接踵而至的奇山异水而大为惊喜，得此江山之助，杜甫诗兴勃发，写下了12首纪行诗。
《发秦州》，是这组行役纪行诗的首篇。
这首诗的题下原注为：“乾元二年自秦州赴同谷县纪行”。而杜甫后来的《发同谷县》一诗题下原注是：“乾元二年十二月一日，自陇右赴成都纪行。”显然，杜甫离开秦州的日子，不如他离开同谷的日子(十二月一日)那么准确。对比这两个不同的原注，其间透露出来的信息，对于我们理解杜甫的陇右诗，是有巨大帮助的。杜甫之所以在《发秦州》题下没有注明日月，是因为他根本没有想到自己到了同谷后还得于同一年内再次出行。可是，就在十二月一日，在这一年里最冷最不适合出行的日子，他们一家却不得不再一次启程南行了，而这时的杜甫于总不能在《发同谷县》的题下仍然注为“乾元二年自同谷县赴成都纪行”，那样的话，岂不是给后人们留下了更多的疑惑？于是，杜甫就多写了几个字：“十二月一日”。
也正是因为杜甫的这一个没有想到，杜甫在《发秦州》的题下之注中，就少写了一句十分重要的话：是哪一天离开秦州的。所以，现在我们现在只能大体上判断为：大约是阴历十月初的某一个日子。
但有一点能够确定：他们是在晚上“中宵驱车去”(《发秦州》)的。
对于离开秦州这一实属无奈的选择，杜甫当时的心情十分沉重，且满含着对一家人陪着自己东奔西走忍饥受冻的愧疚。人说一个伟大的男人背后，必站着一个优秀的妻子，其实一个伟大的男人背后，也必站着一个为他辛苦为他受屈的家庭。其中原因，就在于伟大的人往往不是因为自身的完美而伟大，而是因为自身的缺点而伟大。做为一个人，一个男人，一个丈夫，一个父亲，杜甫的缺点在哪里？杜甫《发秦州》诗一开始即说得明白：“我衰更懒拙，生事不自谋。”杜甫这里说到的，是古往今来天下读书人的通病：体弱、懒于巴结、拙于逢迎、不会跑光阴、生活方面需要别人来照顾与操持。他和所有的诗人一样，因为太看重自己的心灵生活，所以也就连累家人和自己一起受苦受累。“无食问乐土，无衣思南州。”衣服单薄而思南州之温暖，那是自然之事，但是腹中饥饿，却不一定是南州就可以解决的，于是他就要向人们“问”：这附近可有什么物产丰富的好地方？这一问，问出的就是栗亭：“汉源十月交，天气凉如秋。草木未黄落，况闻山水幽。栗亭各更佳，下有良田畴。充肠多薯蓣，崖密亦易求。密竹复冬笋，清池可方舟。”
如果真的像杜甫诗里所写的，则栗亭也就是一个世外桃园般的好去处。
接着杜甫写下了动员自己离开秦州的鼓动词：“虽伤旅寓远，庶遂半生游。此邦俯要冲，实恐人事稠。应接非本性，登临未销忧。溪谷无异石，塞田始微收。岂复慰老夫，惘然难久留。”可以想象的是，对于即将开始的风雪同谷之行，杜甫不只要说服自己，而且也要说服家人，于是杜甫以上的考虑，方方面面，十分周到。
他们终于出发了：“日色隐孤戍，乌啼满城头。中宵驱车去，饮马寒塘流。磊落星月高，苍茫云雾浮。大哉乾坤内，吾道长悠悠。”之所以一个诗人的道路是如此风雪漫漫，是因为诗人的生活永远是“在别处”！
《发秦州》题下鹤注云：“秦州西南至成州二百六十五里，同谷其附邑。”“二百六十五公里”，显然是一个十分准确的数字，它却是杜甫一家在这个初冬天气里的一条希望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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