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晓龙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这在大地湾遗址与伏羲文化的互证研究中得到深刻诠释，两者通过“考古实证—文献叙事—文化地理”三维框架，构建起理解中华文明特质的双重解码路径。

连续性与伏羲文化的时空互证

大地湾遗址历史跨度从距今8000年至4800年，完整展现了中华文明从原始聚落到早期国家的演进历程。这一无断裂的文化链条，与伏羲传说所反映的文明进程高度契合，为探索伏羲文化的物质载体提供了关键证据。在文化内涵上，大地湾考古发现与伏羲创世传说形成多维度对应：遗址出土的刻画符号系统与伏羲“始作八卦”的记载相互印证；聚落层级分化的考古实证，反映了伏羲“设九部”的社会治理雏形。特别是距今5000年的F901大型建筑所体现的“前堂后室”格局，与《周易》“圣人易之以宫室”的记载形成时空呼应。从河南贾湖遗址的龟甲刻符到甘肃大地湾遗址的彩陶符号，再到《周易》哲学体系，伏羲文化构建了一条绵延不断的发展脉络。这种连续性不仅体现在物质文化层面，而且通过天水伏羲庙的世代祭祀得以活态传承。大地湾遗址作为这一文化传统的重要节点，既见证了中华文明“累进式生长”的内在逻辑，也为理解伏羲文化的深厚历史底蕴提供了关键坐标。

创新性与创世传说的双向驱动

伏羲作为中华民族人文始祖，其画八卦、造书契、结网罟等开创性贡献与大地湾先民的技术创新形成双向驱动，共同诠释了中华文明的创造性特质。在农业领域，大地湾先民驯化黍粟，驯化率达92%，发明骨耜农具，构建储粮窖穴，储量可达5吨，实现从采集到生产的转型，印证伏羲“教民佃渔”传说，碳化标本基因测序更显示粟作驯化与传说时序高度吻合。建筑技术上，F901大型建筑以中轴对称、料礓石混凝土地面和陶制排水系统，体现“象天法地”空间观，成为伏羲“立九部”治理体系的空间具象。符号系统方面，彩陶刻画符号与甲骨文形态关联，为“伏羲画卦”提供物证；鱼纹向人面纹的演变及漩涡纹与星象组合，实现自然崇拜到哲学抽象的升华。这种技术实践与神话叙事的互证，凸显中华文明“因地制宜”的创新基因。

统一性与治理原型的早期实践

大地湾遗址的聚落形态与伏羲治理传说共同揭示了中华文明统一性的早期实践。距今5500年至4900年的四期聚落面积达110万平方米，形成中心聚落—次级聚落—普通村落的三级结构，祭坛T806出土256件祭器、中心储粮量为边缘17倍等考古发现，则通过宗教仪式、资源调控实现文化整合，实证了伏羲“设官分职”的制度雏形。F901大型建筑出土的鼎罐钵固定配伍及彩陶鼓、玉琮礼器组合，反映了“器以藏礼”传统的形成。治理能力上，储粮可达5吨的储粮区H398、年产陶器1200件的陶窑群F405等功能分区以及350米环壕与陶制排水管网等水利工程需每日5000人协作，这一规模体现跨氏族动员能力，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雏形。这种“多元一体”的整合模式，为中华文明统一性提供了史前模板。

包容性与文明互鉴的史前范式

大地湾遗址作为史前文明互鉴的典范，展现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早期形态。在农作物体系上，遗址出土的阳坡山玉料、东部沿海海贝及7500年前的小麦遗存，揭示了陇山东西向的原始贸易网络。艺术风格上，大地湾彩陶纹饰融合了马家窑文化的漩涡纹、中原仰韶文化的鱼纹及本土几何纹，其“垂弧纹”装饰带与中亚安诺文化陶器存在形式呼应，猪龙玉雕则与红山文化形态关联，形成“彩陶互动网络”和“玉器交换体系”，彰显史前艺术“和而不同”的杂交创新。技术传播方面，玉器线切割技术与辽西兴隆洼文化同源，陶窑结构演变受中原裴李岗文化影响，共同勾勒出史前“彩陶之路”的技术传播网络。这种“农作物—艺术—技术”三维互鉴模式，与伏羲“调和八方之风”的传说形成跨时空对话，实证了中华文明在起源阶段即具备开放包容的特质。

和平性与生态智慧的原始基因

大地湾遗址展现了中华文明和平性与生态智慧的原始基因，其长达3000年的文化层中未见城墙等防御设施，形成直径300公里的“土木建筑技术共享圈”，印证了伏羲“造干戈以饰武”的防御性思想，与两河流域征服模式形成鲜明对比。技术驱动的发展模式尤为突出：H398储粮窖穴可储存5吨黍粟满足500人全年需求，F405陶窑群通过分室结构实现年产陶器1200至1500件，黑曜石贸易网络覆盖数百公里，开创了“修文德以来之”的治理传统。生态智慧方面，鹿角日晷的24道刻度融合农时与天象观测，F411地画“鱼—鸟”纹饰构成早期阴阳观念表达，与伏羲“仰观俯察”的宇宙观共同塑造“天人合一”价值内核。这种“技术—制度—生态”三位一体的和平演进逻辑，构建了“和合共生”的文明范式。

大地湾遗址与伏羲文化共同揭示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考古实证与神话叙事的深度互证，不仅还原了先民在黄土高原生态适应中的生存智慧，还将其升华为“天人合一”“和合共生”的文明哲学。

作者单位：平凉市委政策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