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岭、朱军对话农村饮水安全
——水是举头三尺的神明
《中国作家》2013年第3期长篇纪实文学《在水一方》,百花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一版)

图为秦岭与朱军对话现场

时 间:2012年11月8日上午
地 点:中国·北京
主 题:水是举头三尺的神明
对 话 人:朱军(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中国节水大使) 秦岭(作家)
对话内容:
秦岭:在这个包罗万象的新媒体时代,铺天盖地的新事物、新信息让人应接不暇,而今天与你郑重其事地坐在这里,却是因为水,具体说是因为节约用水这样一个看似了无新意的陈旧话题。这样的语境逆差容易使人想到文学,就像我即将收尾的长篇纪实文学《在水一方》,让纪实在文学中徜徉。三个月前在西安,我刚刚和《白鹿原》的作者陈忠实先生就农村饮水安全问题进行了对话,这次是和你,而我们三人恰恰都来自西部缺水地区。陈忠实老先生曾有帮农民打井的经历,而你是中国节水大使。冥冥之中,这样的对话似乎不像是巧合。
朱军:命运的轨迹在于,一切都按照理由的发生而发生,于是形成各种规律。因此,所有的偶然当中,往往蕴含着必然。全国有那么多的作家,而《在水一方》这样一部与历史有关、与现实有关、与时代有关的书,却在期待着你秦岭来完成,说明你关于水的所有记忆和思考,无论是悲怆还是欢欣,早就与水构成了一种互动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相互吸引的而不是排斥的,是默契的而不是模糊的,最终,让你有了这次有担当意味的书写。我认为,在心灵上和水构不成关系的作家,水的话题必然是遥远的。你在《在水一方》这部书里安排了以节水为主题的内容,我很欣赏你这一点。节约用水本该是我们生活中的常态,当饮水安全解决之后,节约用水就更是第一要务。当节水用水成为我们今天对话的主题,那么,一切的理由,都是因为我们西部人对水的真切感受。
秦岭:不久前北京遭遇了雪灾,寒意已经在不经意间包裹了我们,但在你的屋子里,我们随时、随处都能感受到散热片、暖气管道带给这个季节的温暖,这得益于供热设施里源源不断的、涓涓流淌的热水,当然,还有一种温度,得益于这清香可口的茶。品茶,根本上是在喝水。此刻,我们在对话中呼吸,空气中的水分也在不断输送到我们体内。我们实际上身处“水”中,但人们似乎习惯了承认气场,而没有人会说我们周围有一个水场。
朱军:这就是人类对水的认识问题,人类习惯了藐视所有司空见惯和习以为常的事物,岂不知水是生命之源,人体的68%是水。在我看来,水是一种奇特而又神圣的资源,它是那么的清澈,那么的富有灵性,那么的体现着精神的光泽,人类对水,应该有最起码的真诚。倡导节约用水,体现了人类对水最基本的真诚。我的老家兰州和你的老家天水之间有个定西地区,你在天水长大,对定西一定不陌生。“定西苦甲天下”是有名的,定西之苦,根源在于干旱缺水,这在甘肃乃至全国很有代表性。定西人对水的认识,必然多了多重的视角和情感。有个显而易见的道理是:人只要有足够的脂肪,半个月也不会饿死,但是没有水绝对不行,不到一个星期就会渴死。如果人们习惯了在生与死的天平上思考水与我们的关系,才能给水以基本的尊严。只要承认水给了我们生命,水比人更需要尊严。

秦岭在陕北考察饮水安全
秦岭:据我世俗的判断,节约用水这句话在这个时代,有两种既然相反的分量:重,或者轻。所谓重,源自概念层面的理解,主要还是节约用水的异乎寻常的重要意义,一如我们对“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理解,不节约用水,人类最终会像搁浅的鱼一样干死在龟裂的大堤上;所谓轻,是因为现实中人们对水的浪费在某些地区、某些领域几乎成为常态,节约用水仅仅停留在标语、书面和口头,变成了一个缺乏实质意义的干巴巴的词语。在我看来,节水只有摆脱形式,逼近内容,方显得这个词语的分量。从这个意义上讲,节水大使这样的身份,是圣洁而又神圣的,它不仅与责任、使命、良知有关,更有一种情怀和境界深在其中,特别是在我国这样一个极度缺水的国家,历史、现实和未来给节水大使的身份赋予了更多的人文元素和色彩。你作为我国节水大使,对自己的大使身份有什么样的理解。
朱军:在我们的国家,在我们的身边,我们常常会遭遇不愿看到的现象,特别是生活在城市里的居民,国家财政承担着城市居民供水的绝大部分财力,但是,有多少城市居民在打开水龙头的那一瞬间,想到自己使用的每一滴水,以及每一滴水的被使用,到底对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日子、我们的存在意味着什么?对水龙头的轻轻一开,和轻轻的一关,潜意识里是否有节水的念头闪过?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我还可以给你举个例子,具体说是一种令人痛心的现象。想到大学,我们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知识、修养、品格、熔炉这些美好的字眼儿,但是走进当下的一些校园,走进大学生的宿舍、卫生间、盥洗室,我们会发现,浪费水的现象触目惊心。空无一人的厕所里,经常有水龙头“长流水”的情况。在教育人、培养人、塑造人的地方尚且如此,足见国民的节水意识里,有多大的空白点。老百姓把我推举为中国节水大使,我觉得既荣幸又惶恐。所谓荣幸,就是能够用自己所谓的一点点的影响力,为节约用水做一点点力所能及的事情;所谓惶恐,就是我们的能力实在很小很小,总是感到,有负老百姓对我们的厚望、鼓励和期待。秦岭你是搞文学的,文学其实是关于人的写作,你一定理解我这种感受。
秦岭:作为享誉全国的、有一定知名度的公众人物,你既是全国老百姓心目中喜爱的节目主持人,同时还是全国青联常委、中央直属机关青联委员、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从你创作的长篇文化随笔《我的零点时刻》里,我看到了你丰富的阅历、坦诚的情怀和开阔的视野。从拥有甘肃的观众到拥有全国的观众,你认知事物的角度和方法一定在不断更新,中国农村饮水安全这样的大课题,你一定有自己的认知和感受。
朱军:从甘肃电视台到中央电视台,固然丰富了我的阅历,但是对水的认识,应该说早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就深深扎下根了,而到央视以后的对中国农村饮水情况更为开阔的观察,更加唤醒了我儿时饮水情景的记忆。那些记忆是那么的清晰,那么的逼真,从一定意义上充实了我的情怀。3年前我被当选节水大使以后,有一次回兰州,我三哥跟我调侃:“你得感谢我,你这角色是我挑水挑出来的。”大家笑过之后,我感到了内心最柔然的地方有一种隐隐的负疚和羞愧。我家姊妹7人中,姐妹3个,弟兄4个,我排行老四。弟兄们基本都是大高个儿,三哥个头儿相对矮一些儿,只有一米七六。我6岁那阵,国家倡导“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备战备荒为人民”,我们全家被疏散到毗邻兰州的榆中县三角城的农村,那时候喝的是涝坝里的水。涝坝当然是露天的,牛、马、驴、羊都喝那里的水,牲畜的屎尿有时候也会流进涝坝里。在那里,液体的东西,除了食用油,最珍贵的就算水了。从涝坝里挑来的水,得放入白矾,搅动后,沉淀老半天才能饮用,就这,也只能用水桶上面的水,下面的水照样不能饮用,因为桶底儿的稠泥里有红虫子。七八岁那阵,我们又回到了兰州,仍然要凭水票到1公里外的水站抬水。秦岭你是天水人,对兰州一定是了解的,兰州人十分讲究干净,习惯把家里拾掇地一尘不染、窗明几净,这就需要大量的水。那时候,大哥二哥工作在外,抬水的活就落到了我和三哥的身上,三哥只比我大一岁半,个头也比我高许多。小哥俩一个在前,一个在后。中间一根杠子,一只水桶。把水抬回家,中途至少也歇两次。每抬一趟水,累得我俩两腿发软,一回家就浑身没劲儿。中途摔了跤,水洒了,只好回头重新抬水。为了避免中途摔跤,三哥每次都把本应该挂在杠子中间的水桶往自己那头搂,这样,重心就转移到三哥那头了,我就轻松许多。时间长了,三哥干脆说:“算了,你太轻省了,还落了个抬水的名声,干脆就别抬了,还是我一个人挑水吧。”于是,由抬水到挑水,重担落到了三哥一个人身上。从那以后,我摆脱了抬水、挑水的重负,天长日久,我的个头反而窜到了三哥之上,当哥哥的反而比弟弟矮了半截儿。按理说,这是我与水的一个很小很小的小故事,像是一个小小的幽默。这些年,在全国各地,耳闻目睹的关于找水、抬水、背水的故事很多很多,随便拎出其中的一段故事,都要比我小时候抬水的记忆精彩得多,动人得多。但是我认为,一个人关于水的所有记忆,不在于蕴蓄着多少悬念,多少传奇,关键在于是否触动了内心,感受到了疼痛。一个喝水的人,内心有无这种疼痛,对待农村饮水安全这样的大课题,感受一定是不一样的。

图为作家秦岭在陕西志丹县采访
秦岭:喝上安全的饮用水,是中国农村老百姓祖祖辈辈的盼望。近十年来,从人饮解困到饮水安全,繁杂庞大的中国农村饮工作走过了一段很不平凡的路,特别是2005年以来实施的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使中国偏远地区的大部分饮水不安全的问题得到有效解决或正在解决之中。作为一个备受饮水安全困扰的国家,遍及960万平方公里的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无异于一次关于饮用水的革命,你怎么看这项惠及民生的旷世工程。
朱军:我俩在对话之前,通过你对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的介绍,我还是深有感触的。在这么短短几年里,国家解决了广大贫困地区那么多的饮水安全问题,实属不易。一方面,体现了国家解决农村饮水安全的决心和力度,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农民对饮水安全的渴望和期盼。我认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无论是出发点还是落脚点,都体现在“民生”这两个字上,你这本书的题目叫《在水一方》,也突显了“民生”两个字。怎样在饮水安全的大背景下真实地反映广大农民的生活、状态、渴望、纠结与奋争,我认为是一次难度写作,写好、写透、写扎实很不容易,因为民生不光体现在物质和财富层面,他更多地体现在农民的心理状态和人性领域。
秦岭:我这次从全国范围的考察,应该说心情很复杂,有喜悦,有亢奋;有焦虑,有反思。一个较为普遍的问题是水资源的严重污染,许多老百姓面对这个问题,对我叫苦连天。在我去过的一些贫困地区,地方政府为了脱贫致富,不惜牺牲环境和环保,大肆开发非环保型工业项目,造成当地农民饮用水的污染,对老百姓的身心健康造成很大的危害。其结果是政绩有了,地方财政上去了,但是老百姓的生活环境和健康状况却大打了折扣。这样的地区,连饮水安全都岌岌可危,遑论节约用水,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和问题。
朱军:关于这个话题,应该说争论有些日子了。根本上看,是我们各级政府对地方官员的政绩、对地方经济发展的考核机制、评价体系有问题。我可以给你举另外一个例子,湖南省的古丈县是宋祖英的老家,那里山清水秀,风景优美,乡风纯朴。在古丈,有一次我和几个朋友聊天,听到一个故事,很让我感慨。古丈县矾储藏量很大,如果玩命开采,必然富甲一方。致富心切的老百姓早就想开发矾矿了,但那里的政府始终坚持没有开发,并给老百姓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开发矾矿会造成环境的严重污染,而解决矾污染的技术是个很大的难题。面对这把双刃剑,地方政府选择了维护老百姓的环境和健康。即便如此,有些老百姓仍然想不通,轮番找到有关部门阐述理由:“湘西有矾矿的不止古丈,人家邻县能开发,我们古丈为啥就不能开发?”对此质疑,地方政府直面应对,仍然不厌其烦地做思想工作,据说至今也没有开口子。我很欣赏古丈县地方政府的态度,我同样理解他们头顶有多么的压力、酸楚与无奈。从这个意义上看,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要落到实处是多么的艰难,而这样的呼唤又是多么的现实,多么的重要。
秦岭:在水利部给我提供的一份宣传资料中,我看到了你在节水感言中说过的一句话:“你想成为现代社会高尚的、文明的人吗?让我们一起努力,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从保护每一滴水,节约每一滴水开始。”既然是节水大使,必然也是节约用水的实践者,公众人物的节水意识、节水理念、节水方式必然对忠实你的观众有着一定的示范、引导、带动作用,你如何理解这种作用。或者说,你对这种作用有什么样的想法。
朱军:说实话,我们的所谓那一点点的影响力,是十分有限的,我们能做的,其实就是尽我们的所能,在一些合适的场合,进行呼吁,呼吁人们首先要尊重水、爱惜水,在这个前提下,力争做到节约用水。我平时和朋友们聊天时,常提到这么一句话:“举头三尺有神明。”我们一定得相信,给了我们生命的水,它本身就是举头三尺的神明,污染它、破坏它、浪费它、糟蹋它,归根到底是轻贱我们自己,糟蹋我们自己。我们对话之前,你谈到了在云贵高原考察时的所见所闻,那些所见所闻,难道是仅仅是天灾吗?云南本来是不缺水的,这些年为什么会干旱到那种程度呢?其实,最干旱的时候,我正好去昆明、瑞丽那边转了一圈。我有个朋友在昆明机场工作,他当时接待我时,大发感慨:“大旱给我们造成的灾难,实在是太惨了,我们能怪老天爷吗?不全是,面对大自然,我们都干了些什么。老天爷这是看不过去了,收拾一下我们,让我们清醒。”我之所以引用这句话,之所以举这样一个例子,我是想说明,我们无论探讨什么样的节水意识、节水理念、节水方式,最重要的一点,我们的内心,必须要对水有敬畏,像对待天地一样敬畏,对待神明一样敬畏。只要有了这样一份敬畏之心,我们宣传节约用水才会有精神基础,才会人性化,科学化。
秦岭:“水是举头三尺的神明”,我很认同你这句话。中国老百姓其实是非常敬畏神明的,潜意识里普遍有被神明庇佑的祈念,但想到神明,多数人往往下意识或无意识地奔向神龛、庙宇,唯独不会想到神明无时无刻不在如影随形。从我在全国各地考察的情况看,有些地方节约用水工作做得非常扎实,而有些地方的节约用水完全流于形式,甚至同一个乡、同一个村的节水情况也很不平衡,特别是在一些经济发达、生活条件不错的乡村,居然把节约用水视作“小家子气”、“农民意识”。浪费水居然成为一种慷慨,成为一种大方,这显然是对水这种神明的亵渎。当然,这样的现象在城市同样是存在的。作为节水大使,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和意见。
朱军:在我看来,节约用水事关整个社会,它涉及我们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仅凭有关的职能部门和单位,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这个社会不缺制度,更不缺少关于节约用水的各种制度,关键是如何执行这些制度,当制度的执行力屡屡缺失,多漂亮的制度都是一纸空文。因此,我认为燃眉之急是立法,通过法律来规范、约束人们的用水行为。在法律的利剑之下,打击水污染、水浪费就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只有法律的强大力量,才能促使人们在节约用水的问题上,逐渐成为自知、自觉和自愿。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我认为治标关键在于治本。节水意识的前提是公民意识,节水意识是标,而公民意识是本。公民意识的内涵十分丰富,当我们每一个人有了强烈的公民意识,就会对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十分明确,就会有了情怀和境界,就会时刻清醒自身的存在与周围环境、与整个社会的关系,就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希望在你的《在水一方》里,我们能读到这样的呼吁,或者反思。
秦岭:在中国当节水大使,可以说任重道远。我能想象到你为中国节水事业所付出的代价和努力。我采访过的许多农民,其实都是你的忠实观众,我代表他们向你表示感谢。
朱军:咱老乡之间不用客气,我期待着《在水一方》的诞生。到那时候,咱继续聊关于水的话题,还可以聊聊我们的家乡。聊起来,遥远的家乡就很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