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观察

　　实现蓝图需全面发力

　　□记者　毛海峰　连振祥　西安报道

　　关中-天水经济区今后要努力的大方向已确定下来，但是要完成重整大关中、振兴大西北的重任，还需要一系列具体的措施来保障。本报记者经过深入调研后认为，要让关中-天水经济区真正崛起，大关中的官员、企业、百姓还必须以史为鉴，审时度势，全面发力，才能将中央的意图变成现实。

　　以史为鉴可知得失

　　大关中在数千年的历史上有过好几次兴衰，纵观大关中的发展，其间既有成功的宝贵经验，也有失败的惨痛教训。本报记者梳理了从先秦到现代的大关中发展历史，认为其中至少有三个方面的经验教训非常值得借鉴：

　　一是在大关中的发展史上，中央政府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历史上振兴大关中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在中央政府的组织下进行的。当中央政府重视大关中和大西北并能发挥有效作用时，大关中就能有较大的发展；当中央政府不重视大关中和大西北、不能发挥主导作用时，大关中的发展就会陷入无序的状况。如秦汉、隋唐、民国抗战、新中国“一五”、“三线建设”时期，国家注重大关中的建设，采取了一系列比较切合实际的措施，大关中发展的步子就迈得较大，就获得了较大的成功；魏晋南北朝及五代辽宋夏金时期，中央政府无暇顾及大关中时，大关中的发展就受到影响，甚至出现倒退的情况。

　　二是大关中能否有一支在全国重要的独立的经济力量对于大关中的兴衰有着重要的意义。在大关中兴盛或出现复兴的时候，大关中总有一支在全国占据重要地位的独立的经济力量。如从唐初到开元盛世这一时期，正是大关中关陇军事贵族集团最为显赫的时候。这些大关中的名门望族当时不仅是一支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同时也时重要的经济力量，他们占据了大关中大量的肥沃土地，士族经济非常发达。此后，由于关陇集团被摧毁，大关中在五代辽宋夏金时期经济地位日渐衰微。直到明清时期，当时的中央政府为了巩固边防，在陕西等地实行“食盐开中”、“茶马交易”、“棉布征实”、“布马交易”等一系列的特殊经济政策，为陕西商人的群体性崛起创造了机遇。当时的陕西商人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充分发挥自己在地域和物产上的优势，形成了以大关中的泾阳、三原为中心，以西北、川、黔、蒙、藏为势力范围，输茶于陇青、贩盐于川黔、鬻布于苏湖、销烟于江浙，形成了名震全国的商业资本集团。他们以财雄势宏被尊为“西秦大贾”或“关陕商人”，称雄中国500年，而且还一度名列我国明清时期十大商帮的前列，和晋商、徽商齐名，就连明末清初科学家宋应星也不得不感慨道“商之有本者，大抵属秦、晋与徽郡三方之人”，可见陕西商帮在当时的影响。大关中也因为陕商的崛起在明代和清前期迎来了一段比较快的发展时期。但到清代后期，由于先进的生产方式随着欧风美雨兴起于东部沿海，以及清末陕西战乱频繁，使得陕西商帮成为明清时代全国十大商帮中最先瓦解的商帮。而随着陕西商帮的消失，大关中的经济地位也急剧下降，到民国初年已成为全国最落后的地区之一。

　　三是生态环境尤其是水资源对大关中的兴衰起有着长远的影响。如大关中在周秦汉唐时期是水资源丰富的地方，有“八水绕长安”之说，泾、渭诸河水量较大，大关中农业当时极为发达，能养活很多人，故这些朝代都定都于关中。但到宋代以后，大关中由于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地表水日益减少，最终变成了缺水之地，因而此后的朝代即使有的开国之君想定都关中也变得十分困难，关中已丧失了成为一国之都的自然条件。这对于大关中的长远发展影响极大，给大关中的重新崛起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审时度势可以自醒

　　历史上的得失对于重整大关中有很大的借鉴性，不过对于大关中的官员、企业、百姓来说，光了解历史是不够的，还得明白当前自己所处的现实状况。我国的改革开放最早是从沿海开始的，当时东部部分城市率先开放发展，而国家正式确定关中-天水经济区规划却仅在一年前，这两者之间的差别不仅体现在时间上，更重要的是两者的发展环境根本不同，大关中人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

　　据记者调查，这两者间的不同主要体现在6个方面：一是产品市场的环境不同。东部率先发展时，国内还处于短缺经济的状态，很多产品只要生产出来了就不愁销路，江浙两省的很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当时很容易从市场上赚到第一桶金，并凭借着市场先走一步的优势牢牢地把握着市场经营的主动性。而大关中是在东部率先发展后的20多年才确定了国家级的发展规划，此时产品市场早已从短缺状态转为供大于求的局面，大关中的企业要从残酷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二是两者的金融环境不同。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的金融体制还没有经过根本性的变革，金融机构在贷款方面还比较宽松，东部企业在率先发展中比较容易获得贷款，客观上给东部企业提供了原始积累的启动资金。而进入本世纪 后 ， 国 内 金 融 机 构 已 发 生 了 翻 天 覆 地 的 变化，经营以利润为核心的理念已渗入到每家银行，大关中新兴的企业要获得银行贷款是难上加难。据陕西省中小企业局介绍，近年来陕西省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在最困难的时候全省竟有75%的中小企业购买固定资产的资金都得自筹，得不到银行一分钱的支持，这严重打击了大关中经济的发展。

　　三是两者的环保环境不同。上世纪，对于环保问题国家还没有足够重视，东部沿海地区牺牲环境发展高污染、高耗能产业还能被国家和社会容忍。而进入本世纪后，环保问题已成为全球高度关注的话题之一，大关中要走东部最初牺牲环境来发展的老路子已越来越不可能，这使得大关中不仅要放弃发展一批“五小”企业，而且还得给已有的一批高污染企业兴建昂贵的环保设施，这大大增加了大关中发展的成本。

　　四是两者的人力资本环境不同。由于东部率先发展起来，使得包括大关中在内的全国的大量人才和青壮劳动力都前往东部寻找机会，当时东部不仅可以用全国的人才和技工，而且价格还相当便宜。但是现在大关中要发展，一是优秀的人才难找，二是人力资源的成本已大大提高，这对于大关中的企业发展极为不利。

　　五是两者技术学习的环境不同。东部刚发展时，国内知识产权的观念还很淡薄，所以经常可以看到东部企业盗用国内外其他企业的先进技术而不受到任何惩罚。而当东部逐渐积累、掌握先进技术后，知识产权保护的观念已逐渐为国人接受，大关中的企业现在如果要学习先进技术就必须比当时东部企业付出高得多的成本。

　　六是两者国家政策的扶持力度不同。东部率先发展时国内开放的地区不多，国家相对来说可以集中更多的资源给东部“吃小灶”，东部开放地区实际上就比大关中多享受了10多年的优惠发展政策。而等关中-天水经济区规划出来的时候，国内开放发展的地区已有好多，国家单独给大关中的“好处”就非常少。其实，这种情况早在近10年的西部大开发中就体现出来了。

　　十年前西部大开发战略开始实施时，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旨在促进西部经济发展的优惠政策。然而记者调研发现，这些优惠政策在国家其他区域发展政策的稀释下早已被弱化。比如，中央在2003年做出了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战略决策，并在此后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这其中有一部分针对老工业基地转型升级的优惠政策其实比西部更加优惠和实惠。而中央财力的分散不仅造成西部投入减少，而且加大了西部民众的心理压力。陕西省发改委西部开发处处长朱立社说，2004年7月1日国家在东北启动了增值税转型试点，东北地区从中受益颇丰，2007年7月1日开始国家又将试点扩大到中部六省的26个老工业城市、12000多户企业。而西部地区直到2009年初才得以享受到这一政策，而此时增值税转型已在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推开，“优惠政策”变成了普惠政策，西部也就难以在同其他地区竞争上得到实惠。作为西部重要的地区之一，大关中从国家政策倾斜中得到的利益其实非常少，远不能跟东部率先发展时相比。

　　更让大关中人憋屈的是，东部一些先发展起的地区现在还凭借着自身的财力优势，在招商引资时实行政府补贴、补偿等办法与大关中一比高低，争资金、争市场，致使大关中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实际上比不上东部一些地区，这让来大关中投资的客商不满。

　　对比以上6个方面的情况可以说，关中-天水经济区今后的发展其实要远比东部率先发展时艰难得多。大关中人应清清楚楚地明白自己的处境，这样才有可能制定出切合实际的重整大关中的有效措施。

　　全面发力方可成功

　　重整大关中是一件十分艰辛的事情，本报记者调研发现，要完成这一重要的历史任务，需要中央政府、地方力量、自然环境等多方面因素形成“天时、地利、人和”的有利局面。

　　具体而言，中央政府必须在大关中的建设中发挥关键性的作用。我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央政府掌握着重要的经济支配力量，在国内所有区域经济的发展中，国家和代表国家利益的央企一直起着很关键的作用，大关中当然也不例外。

　　关中-天水经济区去年设立以来，陕西省一直在争取中央的大力支持，主要通过三个方面进行。一是争取中央的大项目，二是争取中央金融机构的融资，三是争取区别于其他地区的优惠发展政策。近一年来，陕西省已取得了一些中央的支持成果，如在争取中央金融机构的融资方面，农业银行允诺从2009年至2012年内为陕西省提供800亿元贷款，工商银行允诺未来三年内给陕西省提供1500亿元的信贷，北京银行允诺三年内给陕西500亿元贷款。这些钱对于发展大关中是十分有利的。

　　不过在大关中人最关心的争取区别于其他地区的优惠发展政策方面，进展却并不大。对此，兰州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高新才、陕西省决策咨询委员会咨询委员曾昭宁、兰州大学经济学院区域经济学教授聂华林等西北知名经济学家建议，国家需尽快为关中-天水经济区出台区别于东部沿海地区的特殊的优惠政策，不然大关中很难在区域经济发展中脱颖而出。曾昭宁强调，国家尤其是要给关中-天水经济区出台新的财税优惠政策，不能再重复和强调过去的老政策，更不能出现东部地区凭借自身优势导致优惠政策“倒挂”强过大关中的情况，不然国家发展大关中的战略意图很有可能会落空。

　　为早日重新崛起，大关中在尽量争取中央支持的同时，还得重视培育自己独立的经济力量，尤其是要复兴明清时期陕西商帮的精神和力量。

　　新中国建国以来，关中-天水经济区的经济主要是通过国家布局形成的，经济的“嵌入性”强，“内生性”先天不足。改革开放后，受保守思想观念的束缚，私营经济也没有很好地发展起来，没有在全国形成有影响的经济力量。而与此同时，以浙江为代表的东部民营企业却异军突起，富起来的这些商人开始在全国甚至全球进行资本布局，如温州商人号称三分之一的财富在温州，三分之一的财富在全国其它地方，另外三分之一在国外。现在以浙商为代表的东部商人在国内已形成了一股独立的极有影响力的经济力量。反观陕西，却越来越沦落为廉价的劳动力输出地，成为东部商人们的商品销售地。事实上，近年来陕西两位数的G D P增长，不少是东部商人的资本主导产生的，最大的利润当然也不会落在陕西人在头上。因而，这些年来陕西人均实际收入与东部沿海相比，绝对值的差距是越来越大，一省的实际财富也越来越落后于东部省份。

　　要转变这种不利的局面，大关中就必须得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力量，就当前来说，须复兴陕商，这对于大关中人来说是比发掘兵马俑还重要百倍的事。大关中人要学习历史上陕西商帮的精神，包括抓住机遇，乘势而起的时代精神；不畏艰险，闯荡天涯的开拓精神；不辞劳苦，奋志经营的创业精神；诚实经营，恪守贾道的诚信精神。大关中人要从昔日陕商的辉煌业绩中，重拾祖先“骏马快刀英雄胆，干肉水囊老羊皮”的筚路蓝缕的创业精神，再造一个在全国有影响力的陕西商帮。这样，大关中人才会有一支真正属于自己的经济力量，才有可能掌握自己的经济命运。

　　此外，有可能影响大关中发展的另一股力量是自然环境的力量，尤其是陕西关中的水资源对今后大关中的重新崛起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关中地区集中了陕西省62.7%的人口、80%的工业，而水资源仅占全省水资源总量的20.87%。关中现在人均水资源仅为396.87立方米，是全国的20.6%，全省的33.3%，低于国际上公认的470立方米/人的绝对缺水线，属于严重缺水地区。据统计，2009年关中水资源供需缺口高达11.4亿立方米以上。而根据国家的规划，大关中今后在人口和经济上都会有一个突飞猛进的发展，人口得从2007年的2842万人增加到2020年的3100万人，地区生产总值得从2007年的3765亿元增到加2020年的16400亿元，其间肯定需要更多的生活、生产用水，这与关中贫乏的水资源是相矛盾的。中央和陕西地方政府应对这个问题给予高度的重视，不然自然环境的力量极有可能给大关中的发展带来致命一击。

　　尽管如此，记者对于大关中的开发建设前景还是极有信心的。现在中央已明确提出要进一步推进下一个10年的西部大开发，关中-天水是其中已确定的重点。同时，陕西商人中的一部分先知先觉者现也已蓦然猛醒，奋起直追。从省内到省外、国内到国外，近年来陕西人不断举行各种论坛和研讨会，反思陕商落后的原因。各地陕商领袖也开始纷纷发起成立陕西商会，现已在上海、天津、湖北、重庆、北京、广西等省份设立自己的商会组织。对于关中的缺水问题，地方政府也开始在研究、采取应对的措施。记者相信，只要众人一条心，各种力量真正一起使力，大关中的重新崛起最终必将会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