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世界杯申办,也是未来几年国际足联的重要工作,您曾表示中国应该加入到申办行列?
B:中国当然要加入到申办之中,毫无疑问。事实上,在奥运会开始前,在此前更早时间,我们和中国足协以及更高的中国体育官员都有过沟通,关于中国申办未来世界杯的可能性。在中国官员中有一种说法,那就是如果中国国家队实力太差,申办世界杯也没有意义。我不认同这样的观点,要知道,提升一个国家队的竞争力,成为世界杯主办国绝对会是有利的促进。
就像正在进行的奥运会,中国在许多以前不强的项目上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是奥运会东道国,备战时间更充裕,作为东道主的主动性也更强,所以中国统治了这届奥运会。我看赛程后期,也许美国在田径项目上能取得更多金牌,但是现在谁都明白,至少在金牌榜上,中国的统治地位是不可动摇的。
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一块足球铜牌,对于中国体育迷而言,会比其他项目的一块金牌还要特殊。再看看奥运足球的举办形式,这和其他奥运项目都不同,奥运足球在多个不同城市举办,广义上来讲,这能在更大范围内传播奥林匹克精神。足球世界杯的地域影响力,和在一个城市举办的奥运会也有所不同。或许在北京这样一个大都市,有足够的球场承载所有奥运足球赛事,但其他运动项目必然会受到足球赛事的影响。
T:2018主办权竞争激烈,是否中国申办2022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B:今年12月4日的国际足联执委会上,我们就要投票表决,让2018世界杯和2022世界杯的申办同时进行。因为对于世界杯的申办,各大洲有那么多国家充满着浓厚的热望,倘若我们绕着地球从西向东数一数,你可以看到墨西哥、美国、西班牙、英国、比利时和荷兰、葡萄牙、俄罗斯、卡塔尔、中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等等,都对世界杯主办权充满向往。如果只拿出一届世界杯的主办权让这么多国家竞争,势必要先期淘汰许多国家。
其次从各大洲轮流主办的角度看,由于2014归于巴西,那么2018必然要离开美洲,那就变成了究竟是欧洲还是亚洲的问题。拿出两届主办权出来让大家竞争,我的观点是欧洲一届亚洲一届,至于具体如何执行,还有待国际足联执委会的决策。
再从商业的角度去看,我想你应该能够理解,两届世界杯的主办权,各自形成一个商业包裹,留给主办国的筹办时间相当充足,未来运营的商业计划也会更加完备,不论是电视转播权、商业赞助、授权产品还是其他类别,主办方都会有更大的经营空间。所以我希望这一整套世界杯申办设想,能够得到国际足联执委会的认同,那么在2011年春天,我们就能决定两届世界杯的未来主办国家。
在2018和2022之间做出选择,这是中国需要平衡的问题。我想两届世界杯主办权竞争都会很激烈,中国必须做好自己的准备。
4.本土化就是全球化
T:关于俱乐部足球层面,实施“6+5”的方案。这个提案虽然在国际足联大会上通过,但与欧盟法律冲突,你是否认为这一提案最终可以实现?提出这一提案的动机是什么?
B:欧盟现在的法律,当然是坚持劳工在欧盟国家之间的自由流动,不允许人为地设置障碍。不过我们正在通过各种渠道和欧盟进行沟通,其中包括了法律渠道。法律是可以修改补充的,甚至在一些特殊事例里,法律是应该能够得到改变的。
在政治层面上,我们正努力和各国政治家进行探讨,寻找解决方案,例如法国政府。法国就是“6+5”方案的支持者,从现在到年底,法国会是欧盟轮席执行主席,他们会竭力配合我们推进这项提案。
这项提案,保护的不仅仅是上场踢球的6个本土球员,更是对各国从事足球训练的青少年球员的一种激励,对本土化人才的一种保护。要是一个俱乐部的一队中,没有一个本地或者成长起来的球员,球迷支持度会下降。久而久之,将影响到整个国家足球的发展。
除非像一些英格兰、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大俱乐部,他们有超级球星,能踢出美妙足球,所以同样能吸引人,但这只是少数。“6+5”就是要让本土本国的青少年球员获得更好的上进机会,从而保障本土俱乐部、本国国家队的长远利益。像英格兰,英超火爆,可是英格兰代表队却无法获得欧洲杯决赛圈资格。在西班牙,状况就完全不同,每个西甲俱乐部的一队,都有本土或本国球员,人数还不少。
当然,“6+5”提案也是一个长远规划——就像中国足球所需要的长远发展规划,我们并不指望“6+5”在明天就实行,通过努力,在2012年将其变为现实。
T:为了足球长远的发展,因此必须强调本土性,这也是你反对英超“39轮联赛”的原因?
B:天哪,“39轮联赛”。听着,这些俱乐部在不断地批评国际足联和欧足联,包括前几天在北京搞活动的一些德国俱乐部。他们认为国际足联老有各种赛事,迫使他们放行球员回国参赛。他们认为国际足联对球员不公,让球员承负了太多的比赛任务,没有时间休假,身心受到很大打击。
俱乐部考虑的是什么?很简单,金钱。豪门俱乐部想的,只是如何变得更富有。很抱歉,这不是国际足联的足球哲学,尤其不是国际足联主席的足球哲学。我考虑的是什么?是全世界足球的发展。
33年前,我进入国际足联,担任的就是国际足球发展官员。我很自豪地说,到今天,我仍然是国际足球发展官员。我的足球哲学从来没有变过,那就是足球的发展必须对所有人都敞开大门。我们需要球星和豪门俱乐部,来帮助我们推广足球,可是他们不能利用足球来谋取其它不应当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