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大佛(上方为169窟)。本版图片摄影：本报记者郁婕

明代观音

西秦壁画

唐代佛龛

炳灵寺古代交通示意图。

　　距永靖县西北35公里的小积石山，千峰竞秀，万壑争奇，滚滚黄河自西一路奔腾而来，在这里突然转折，水流湍急，巨浪翻腾，炳灵寺石窟就开凿在纵贯两山之间的大寺沟西岸的悬崖峭壁上。

　　1951年10月，陇上学人、时任西北人民图书馆馆长的冯国瑞先生利用到临夏参加土改工作的机会，跋山涉水，亲临考察，并在查阅了大量文献档案资料后，旁征博引，撰写了《炳灵寺石窟勘察记》一文，先后登载于《甘肃日报》《光明日报》上，引起了新中国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拉开了勘察保护这座千年石窟寺的序幕。

　　1961年3月，炳灵寺石窟入列国务院“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

　　1963年4月，甘肃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在炳灵寺发现中国佛教石窟寺迄今最早的纪年题记。

　　2007年，炳灵寺石窟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单位。

　　169窟内建弘元年墨书题记，比第一次勘察中所发现的北魏宣武帝元昌二年(公元513年)曹子元造窟题记，在时间上，提早了将近一百年……不仅为炳灵寺石窟的开创年代提供了重要证据，同时也为全国其他各大石窟的早期造像与壁画，在分期断代方面，提供了一个新的标帜。

　　2013年9月4日中午时分，一场秋雨让炳灵寺石窟前的水流比平日里急了几分，浑浊的黄河水拍打着岸边的堤坝，不远处的寺院传来钟声，在狭长的山谷中激起回响，愈发衬托出这座千年石窟的幽静。多雨时节，游人稀少，我们得以放慢脚步，穿行在这绵延1600多年的石窟长廊中，用心体会佛教艺术给人带来的平和宁静。

　　炳灵寺，北魏之前叫唐述窟，唐时称作灵岩寺，唐宋以后至元明之际随着藏传佛教的兴起，始有“炳灵”之名。“炳灵寺”，即为藏语十万弥勒佛州之意。

　　炳灵寺石窟由下寺、上寺和洞沟三部分组成，现存(比较完整的)窟龛216个，仅下寺就有185个，大部分开凿于大寺沟西岸南北长350米、高30米的峭壁上，自西秦始，历经北魏、北周、隋、唐、宋、西夏、元、明、清，各类造像776尊，壁画约912平方米，石刻题记62处。

　　炳灵寺文物保护研究所接待办主任王玲秀介绍说，这是我国佛教艺术延续时间最长的石窟之一，保存有最早期、中期和最晚期的壁画和石雕，见证了佛教在中国发展兴衰的全过程，以及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两种艺术形式的更替繁荣，被誉为中国“石窟百科全书”。

　　由于大寺沟周边的崖壁均为白垩纪时期的红砂岩，炳灵寺的石窟大都是依山而凿的浅龛，规模不大，窟内或雕佛像，或塑佛塔。我们沿着栈道，依山势逶迤而上，眼前赫然出现一座大佛，大佛顶部，就是炳灵寺石窟最为著名的169窟，也称天桥南洞。著名的建弘元年墨书题记就是在这里被发现的。洞窟距地面约40米，依靠宽度仅容一人的木质栈道和悬梯呈之字形连通，望之令人胆寒，我们几乎是手足并用，才攀爬上去。难以想象，虔诚的古代僧侣是如何每日在这里登高向禅的。

　　“169窟是炳灵寺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时代最早的洞窟。”作为发现者之一，甘肃省石窟研究专家董玉祥用三个“最”界定了169窟在整个炳灵寺石窟中的地位。

　　时隔整整50年，董玉祥仍能清晰地回忆起当时的情景。

　　“1963年的4月，甘肃省第一次开展全省文物大调查，勘察的第一站选择了炳灵寺石窟，由我和岳邦湖等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的5名队员负责。当时还没有修建刘家峡水库，我们先从兰州坐车去临夏，然后从临夏再坐车去莲花城(当时永靖县的县城，后修建刘家峡水库时被水淹没)，然后顺着黄河往上走，到渡口坐羊皮筏子过河，一路颠簸到了炳灵寺。”

　　“169窟在悬崖的最高处，距地面有60米，现在距地面40米，主要是因为石窟前修建的防护堤坝缩短了大佛底部和悬崖顶端的距离。由于年代久远，旧时所修栈道早已踪迹难寻。我们就从当地请来有经验的工匠，由他们依靠崖壁上残留的桩眼现搭架子，然后一层一层铺木板，再搭梯子，我们慢慢往上爬。实在爬不上去的地方，工匠就在我们腰里系上绳子，一点一点往上拽，我们真的是冒着生命危险才爬上了洞窟。”

　　很快，董玉祥和他的同伴们就发现自己的冒险是值得的，因为，他们发现了历史。

　　“这是一个喇叭形状的天然溶洞，洞窟前面一部分都崩塌了，只有最里面的保存了下来。洞窟里鸽子粪鸟粪堆得像小山一样，几乎占满了洞窟的平面。我们发现洞窟内距现在最近的记载是明代嘉靖年间的一段铭文，由此推断，我们是这400年来的第一批造访者。”

　　“当时窟内仅存佛龛壁画24个。有的龛内只造一佛，有的则塑一佛二菩萨，这些造像或坐或立，大都体魄雄健，神情冷峻，造型古朴。特别是站立着的佛像，基本上是两腿略略分开，一只手曲于胸前，另一只手自然下垂后握衣裾，衣质轻薄透体，充分展现出佛衣下饱满挺拔的躯体线条。这种造像的形制显然受了古印度雕塑风格的影响，是典型的早期佛像艺术。”

　　“在洞窟北壁上，我们发现了一方墨书题记遗迹。因风雨剥蚀，鸟类扑抓，字迹模糊不清，但是末尾“建弘元年岁在玄三月廿四日造”几个字还能辨认得出。建弘，是西秦君主乞伏炽磐的年号，公元412年炽磐迁都罕(今甘肃临夏市东北)后，在此窟内大举造佛，“神仪重晖”。从几处壁画及造像的叠压关系来看，这个洞窟开窟造像的年代实际上还要早于420年，建弘元年，仅是此窟的重修和扩建时间。这一发现让我们激动不已。”

　　文物工作队在勘察结束后撰写的《调查炳灵寺石窟的新收获》一文中这样描述了西秦墨书题记的价值，“169窟内建弘元年墨书题记，比第一次勘察中所发现的北魏宣武帝元昌二年(公元513年)曹子元造窟题记，在时间上，提早了将近一百年……不仅为炳灵寺石窟的开创年代提供了重要证据，同时也为全国其他各大石窟的早期造像与壁画，在分期断代方面，提供了一个新的标帜。”

　　在169窟内还有不少西秦壁画，这些主要以“说法”为主题的壁画既有西域式的特点，又有汉文化的特征，表现出佛教刚传入汉地时与中原文化结合的艺术形式。最为珍贵的是，在这里发现了我国现存最早的一幅维摩诘经变图。

　　甘肃省石窟研究专家张宝玺认为，炳灵寺石窟的建造，和西秦王朝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西秦，是“五胡”“十六国”之一，虽然统治时间仅仅四十七年，但因历任君主笃信佛法，其境内佛教之盛，并不亚于四周其他政权。特别是乞伏炽磐在位时，当时的名僧圣坚、玄高、玄绍、玄弘及西域大禅师昙摩毗都曾来到西秦，被尊为国师，译经传法，促进了中西佛教艺术的交流，炳灵寺石窟也因此成为当地规模较大的佛教中心。

　　“考之炳灵寺一带的地理位置，坐落在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亦为我国主要的农耕区域畜牧区的过渡带，历史上又是汉族与羌、匈奴、吐谷浑、吐蕃、党项、厮等民族、部族的杂居交融地带，且襟山带河，具有重要的交通和军事地位。尤为重要的是其地恰处于丝绸之路东段五条主要干线交汇的枢纽之地，该寺与丝绸之路的息息关系由此可见。”

　　丝绸之路自西安出发，沿渭河西行，过天水(唐称秦州)、临洮(狄道)、河州(罕，今临夏市)，经永靖、炳灵寺，然后取道湟水谷地，继续西行。史学界称此条路线为古丝绸之路南线。位居如此要地，炳灵寺，这个始于西秦的佛教中心，伴随着丝绸之路最为繁荣时代——大唐盛世的到来，也进入其佛教艺术发展的巅峰时代。

　　在炳灵寺石窟中，创作于唐代的佛龛多达134个，几乎占下寺窟龛总数的的三分之二以上，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不仅数量众多，且制作精美。这个时期的石雕造像，没有华丽的装饰和鲜艳的色彩，但线条简洁，笔法细腻，传神地表达了内在蓬勃的生命力，展现出炳灵寺石窟独特的雕刻艺术成就。

　　不仅如此，石窟中大量记录唐蕃关系的石刻题记及吐蕃文、回鹘文、西夏文题记等，更为后人研究发生在这里的政权争夺和文化交融提供了详细的历史资料。

　　“……石山之灵岩寺，……有万转，绿障百重，树隐天空，……秀风荣茂，琼竹与碧莱云南飞，陆鹜义而鹰仁，……禅院，山庆裕宛开摩羯之国，……金神烟自像罗汉……”这段刻于炳灵寺64龛上方的文字，由时任刑部侍郎的张楚金撰写于唐高宗仪凤三年(公元678年)十月，形象地描述了炳灵寺石窟山水幽雅、佛教兴盛的情景。同时，这篇文章，亦提到了一场重要的战事。虽然年代久远，风化剥蚀，但是文章起首依稀可辨的“三日大军”等字样，使阎文儒先生考证出这样一个结论，张楚金的这篇文章应该记载了唐朝和吐蕃之间著名的青海大战。

　　彼时的吐蕃，已经兵强马壮，屡屡进犯唐朝疆土，攻城略地，强抢财物，成为大唐王朝的心腹大患。虽然在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文成公主下嫁松赞干布后，唐与吐蕃之间的紧张局势有所缓解，然而唐高宗李治即位后，双方战事又起。

　　吐蕃王朝的崛起和强大，使以往冷冷清清的唐蕃古道也兴盛起来，炳灵寺，因其处于丝绸之路和唐蕃古道的交汇之处，被推到了战争的前沿地带。

　　西北师范大学教授、敦煌学研究所所长李并成先生在其《炳灵寺若干重要史事钩沉》一文中提出了这样的观点，“考之炳灵寺一带的地理位置，坐落在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亦为我国主要的农耕区域畜牧区的过渡带，历史上又是汉族与羌、匈奴、吐谷浑、吐蕃、党项、厮等民族、部族的杂居交融地带，且襟山带河，具有重要的交通和军事地位。尤为重要的是，其地恰处于丝绸之路东段五条主要干线交汇的枢纽之地，该寺与丝绸之路的息息关系由此可见。”

　　李并成先生所指五条干线中的唐蕃古道，即指由炳灵寺附近渡黄河，取道湟水谷地，经乐都、西宁等地，翻越日月山，最后至拉萨。张楚金文章中所提到的战事就发生在这条线上。

　　仪凤三年(公元678年)，唐高宗任命中书令李敬玄为洮河行道行军大总管，与工部尚书刘审礼统兵十八万进攻吐蕃。是年七月，双方在龙支(今青海乐都南)拉开了青海之战的大幕。没有统军经验的李敬玄指挥失误，导致唐军大败，刘审礼被俘。

　　史学界认为，李敬玄是从洮河率大军进入青海的，炳灵寺附近的河桥是唐军的必经之地，正因如此，张楚金才有机会在炳灵寺刻石记事。遗憾的是唐军战败，张楚金将笔墨倾注在了炳灵寺的风光描写上，对战事则一笔带过。

　　唐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三月的一天，炳灵寺石窟旁的官道上马蹄阵阵，车轮辚辚，御史大夫崔琳率领的和蕃使团一行70多人，在入藏途中，专程来到炳灵寺礼佛。

　　开元是唐朝盛世，国力日强，吐蕃虽屡有进犯，均被大唐帝国的军队击退。被打怕了的吐蕃频频书信求和，此时，已远嫁吐蕃的唐朝另一位公主金城公主也派出使臣到长安进献贡品，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唐玄宗派崔琳出使吐蕃，以示修好。使者的频繁沟通显然卓有成效。当年9月，双方先在文成公主入藏时经过的赤岭(今青海日月山)设立集市，互通贸易。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大唐和吐蕃在赤岭建碑，划定了双方边境分界线。

　　崔琳在炳灵寺礼佛期间，副使“缮部郎中”魏季随撰文《灵岩寺记》，描述了出使的原因及炳灵寺的盛况，刻在炳灵寺148和147窟之间窟外崖壁上。之后使团沿唐蕃古道路向西而去。同一年，凉州观察使薄承祧在炳灵寺建成了高27米的弥勒大佛。从此，大佛成为炳灵寺石窟的标志，接受着南来北往佛教信徒的朝拜。

　　作为创建在丝绸之路自中原地区进入河西走廊、连接青藏高原重要节点的最早佛寺石窟，从2006年丝绸之路跨国联合申遗工作启动，到2012年国家调整申遗工作策略和思路，我省的申遗备选点从13处减为11处，最终国家文物局确定5处，虽然过程曲折复杂，但是炳灵寺石窟始终没有出局。

　　2013年9月24日，刚刚通过国家文物局专家组“申遗”验收的炳灵寺大佛，迎来了络绎不绝的游客。正午的阳光照射过来，大佛的面容宁静祥和，不远处山门外的栈道上，一个虔诚的信徒正一步一长跪，向它朝拜而来。

　　这是它一生中最大规模的修缮，从公元731年修建，历经宋、元、明、清，1000多年漫长岁月，虽有大大小小若干次修缮，怎奈风雨侵蚀，战火燹离，佛前的七重楼阁早已荡然无存，大佛也风化严重，残破不堪。

　　2011年6月，作为我省“十二五”期间重点文物保护工程之一、也是炳灵寺石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准备工作之一的171龛唐代大佛保护维修工程启动。国家文物局投资150万元人民币，由敦煌研究院设计施工，对大佛面部、手部、脚部等进行考古修复。2013年9月，工程顺利完工。

　　对大佛的保护修缮仅仅是炳灵寺石窟文物保护研究所为“申遗”所做的诸多工作之一。炳灵寺石窟研究所所长石劲松告诉记者，作为创建在丝绸之路自中原地区进入河西走廊、连接青藏高原重要节点的最早佛寺石窟，从2006年丝绸之路跨国联合申遗工作启动，到2012年国家调整申遗工作策略和思路，我省的申遗备选点从13处减为11处，最终国家文物局确定5处，虽然过程曲折复杂，但是炳灵寺石窟始终没有出局。

　　7年申遗路，石劲松和他的同伴们付出了艰辛的劳动。

　　文物保护方面，所里先后完成了《炳灵寺石窟文物保护规划》《炳灵寺石窟文物管理规划》，并依据《规划》对石窟所依托的山体进行了加固和渗水治理，给每一个窟龛安装了门窗、驱鸟、防虫、除湿等配套设施，避免外界因素对文物的影响。同时加固了塑像、壁画，解决了佛像酥碱、风化等病害现象，保障了石窟安全。根据申遗要求，编制了《炳灵寺石窟申遗文本》，并据此布置了《炳灵寺石窟申遗专题展览》。对石窟进行了航拍测绘，建立了文物电子档案，在窟龛内安装了温度、湿度测量仪器及二氧化碳检测仪器，实时监测文物的状态。

　　环境整治方面，清理了大寺沟内淤积的泥沙，拆除了办公楼顶的仿古建筑和景区门前的公园，补种了野丁香、刺槐等与遗产地周围环境相一致的花草树木，遗产地区域内现代化材质的台阶、地板、栏杆全部更换为仿红砂岩质的石板，补齐了有些窟龛缺失的标识牌，修建了符合申遗标准的厕所。

　　大佛修复工程的完工，意味着作为丝绸之路联合申遗项目之一的炳灵寺石窟保护准备工作已经完成，然而石劲松的心里并不轻松。世界文化遗产有着严格的审批标准，炳灵寺石窟本身的独特价值虽早已被认同，但它是否与周边环境协调，对它的保护管理是否细致规范，仍需通过一个个细节来考量。

　　10月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遗专家将赴炳灵寺石窟现场考评。

　　炳灵寺石窟，在做最后的冲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