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两当兵变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在甘肃发动较早、在西北地区产生重大影响的一次武装斗争。为了研究两当兵变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探讨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缅怀先辈的丰功伟绩，弘扬革命传统，传承保护红色文化资源，本报理论版连续两期选登“两当兵变重要影响和历史意义学术研讨会”部分论文，以飨读者。

两当兵变对陕甘红军建军

模式的探索实践及历史贡献

王军营 许瑞源

　　1932年4月初，习仲勋、刘林圃等在甘肃两当县城，领导发动了著名的两当兵变，这次武装兵变在西北革命军事斗争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一、两当兵变是中国共产党在西北运用“比较完整的兵运工作”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的一次武装兵变，是西北共产党人探索“白色”建军模式的一次具体实践。首先，两当兵变所探索实践的“白色”建军模式，是西北第一轮工农武装起义失败的背景下实施的。清涧、渭华、旬邑等武装起义失败后，在1929年4、5月间召开的中共陕北特委榆林红石峡会议上，刘志丹提出了著名的“三色建军”思想：即通过红色、白色、灰色三种模式创建党独立领导下的革命武装。1930年4月间，陕西省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向各级党组织部署了加强兵运工作的任务。其次，两当兵变所探索实践的“白色”建军模式，是西北共产党人创建陕甘红军最实际、最简捷的建军方式。1929年下半年开始，陕西省委陆续派一批共产党员打入国民党驻陕甘宁军阀部队中，取得合法军职，建立党的组织，待时机成熟时发动兵变，建立革命武装。1931秋，陕西省委根据中共临时中央指示，组织陕甘各级党组织发动了以“创造新的工农红军”为主要目的西北第二轮武装兵变。此间，刘志丹等对“白色”建军模式进行了长达三年之久的探索实践。再次，两当兵变所探索实践的“白色”建军模式，是西北共产党人创建陕甘红军所必须经历的探索过程，为最终走上“工农武装割据”的正确道路奠定了基础。在两当兵变等西北第二轮革命兵变后，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西北共产党人，逐步坚定地贯彻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利用“灰色”武装改造模式壮大了红26军，扩大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由此得见，西北共产党人在创建陕甘红军的道路上所经历的从实践到认识、再实践到再认识的理论认识跨越，以及所经历的从失败到成功、再失败到再成功的反复探索实践，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西北革命军事斗争的必然之路。

　　二、两当兵变是“一次具有重要的政治、军事意义”的武装兵变，部队兵变即被授予红军陕甘游击队序列番号，揭开了以“创造新的工农红军”为目的的西北第二轮“革命兵变”序幕。第一，两当兵变是甘、川、陕军阀在陇南争夺地盘的军政混乱时期爆发的，是中国共产党在陇南地区组织发动的第一次武装兵变。第二，两当兵变是由陕西省委领导的一次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武装兵变，兵变成功后部队即被授予红军陕甘游击队序列番号。两当兵变前，刘志丹、谢子长等开始探索实践“灰色”武装改造的建军模式，并于1932年2月12日领导改编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4月初陕西省委领导的两当兵变成功后，部队在太阳寺整编为陕甘红军游击队第五支队，成为陕甘地区首支兵变即被授予红军陕甘游击队序列番号的红军武装。第三，两当兵变揭开了以“创建新的工农红军”为目的的西北第二轮革命兵变序幕，开启了西北共产党人对“白色”建军模式探索实践。两当兵变后，陕西省委先后领导发动了靖远兵变、巉口兵变、蒿店兵变等20多次武装兵变，这些兵变部队大多被授予红军陕甘游击队序列番号。然而由于兵变发动地域与陕甘红军主力相隔甚远，因而部队转移途中大都被打散，未能实现与主力汇合的目的，仅有庆阳西华池兵变后建立的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三大队获得成功。尽管如此，西北共产党人探索实践“白色”建军模式，不仅在西北高原播撒下革命的火种，扩大了党的影响，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准备了条件，而且也为后来中国革命重心北移奠定了基础。

　　三、两当兵变虽然未能实现与刘志丹率领的红军陕甘游击队主力汇合的原定计划，但在血与火的考验中锻炼和培养了习仲勋等党的优秀军政干部。首先，两当兵变部队曾一度与红军陕甘游击队主力形成南北相向的斗争形势。两当兵变前后，刘志丹率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三支队曾西进陕西彬县、永寿一带活动，而两当兵变后整编的第五支队北上途中，在永寿岳御寺陷入土匪武装包围被打散。从地理位置上看，两支红色武装处在永寿同一地域的西北——东南相向位置而最终未能汇合，不能不说是历史的遗憾。其次，两当兵变前长期艰险的兵运斗争，极大地磨砺锻炼了习仲勋等党的军政干部。习仲勋从实际出发坚持斗争，成功地举行了兵变，初步崭露出其军事领导才能。再次，以两当兵变为起点，习仲勋开始从事军队政治工作，并最终成长为人民军队高级将领。两当兵变后，习仲勋到达陕甘边地区与刘志丹领导的红军部队汇合，遂投入到创建和发展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锻炼成长为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并主政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此后，习仲勋在西北先后担任人民军队政工领导要职，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和优秀的政治工作者，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

　　(作者系甘肃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研究员；党史军史工作办公室副团职干事)

两当兵变的重要历史影响

李荣珍

　　两当兵变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习仲勋、刘林圃等共产党人在甘肃陇南两当县领导的一次重要军事行动，是这一时期甘肃系列武装起义的开端，在西北地区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党领导的军事武装斗争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一是极大地震慑了敌人。两当兵变震慑了陕甘川三省国民党当局，动摇了国民党政府在西北的统治基础，增加了统治者的精神恐慌，得知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向陕甘边进发，统治者急忙调兵遣将，围追堵截，妄图一举消灭刚诞生的这支红军游击队，但红军游击队一路向北，无惧敌人的“围剿”，表现出了英勇战斗的精神。

　　二是鼓舞了人民的革命斗志。两当兵变显示了共产党领导的军事武装的力量，播下了革命的火种。使贫苦人民认识到了要翻身求解放，就必须跟着共产党走革命的道路，从而为陇南一带中共组织的诞生和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及至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共组织的力量在这一地区不断发展，领导陇南人民迎来了解放。

　　三是两当兵变显示了中共组织领导的兵运工作的成功。两当兵变在积极探索走革命武装斗争道路的具体实践上是成功的，为中共组织在国民党内部开展兵运工作，改造旧军队，创建和扩大革命武装创造了宝贵的历史经验。两当兵变成功拉出300余人的队伍，说明中共组织的坚强领导已经成为这支部队的核心力量，这是两当兵变得以成功的首要条件。习仲勋等人从实际出发，摸索出一套改造旧军队的经验，例如推荐共产党员和具有革命思想的士兵担任连、排职务，吸收一批思想坚定、作战勇敢的优秀工农分子入党，壮大党组织。同时，处理好与当地民众关系，赢得群众支持。因此，兵变发生时，士兵们愿意跟共产党走。习仲勋在总结这段历史经验时说：“我们进行了一段比较完整的兵运工作，其方针是比较正确的”。

　　四是两当兵变扩大了陕甘边红军队伍，有力地策应了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以两当兵变为开篇，在两年时间里，陕甘地区连续爆发20多次武装起义，起义部队番号多冠以陕甘游击队各支队，如两当兵变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靖远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三支队和第四支队；平凉蒿店(今属宁夏固原)兵变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七支队等等，同时各支队的目的地是一致的，都是要到陕甘边根据地去。由此可见，兵变后组成的各支红军游击队，是陕甘边根据地由刘志丹、谢子长等人率领的陕甘红军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当兵变是这一时期党在陕甘地区发动系列武装起义的旗帜，起着引领、示范的作用。同时，五支队在刘林圃、习仲勋等人指挥下，转战陕甘地区，打乱了国民党军队在西北地区的部署，牵制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减轻了对刚刚创建的陕甘边寺村塬根据地的压力，策应了陕甘边武装斗争，对陕甘边根据地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有力的配合作用。两当兵变为壮大陕甘红军，支持陕甘边根据地的创建作出了重要贡献。

　　五是两当兵变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1928年召开的党的六大对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作了总结，在武装起义的要求上是必须经过充分的发动，条件成熟时才能起义。两当兵变前兵运工作的成功是对党的六大精神的贯彻和实践，两当兵变是具有典型意义的有组织、有计划的一次军事行动。当时陕西省委的秘密文件中时时能看到这支部队中党组织活动的情况，在陕西省委给中央的报告中，也可以看到这种联系，尤其是1932年6月中央召开的北方会议上，两当兵变的过程和总结是作为陕西省委的重要汇报材料出现在会上。两当兵变从运筹策划到组织发动，始终坚持党的正确领导，始终从实际出发，将主动权掌握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保证了兵变成功。习仲勋等兵变领导人对兵变进行过认真总结，其历史经验对于指导西北地区兵运工作极具借鉴意义。后取得成功的西华池起义、铁佛寺起义、横山起义以及赵寿山部起义等等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过两当兵变的影响。因此，习仲勋说：“两当兵暴是一次具有重要的政治、军事意义的革命暴动。”

　　六是两当兵变为党锻炼和培养出了一批重要干部。两当兵变领导人习仲勋，将这段革命生涯作为他历练和成长的重要开端，多次提到两当兵变。他说：“那时没有最大的牺牲精神，是不能够在国民党军队中做兵运工作的。”在兵运工作中，习仲勋等共产党人在危险环境中以无比坚定的革命信念，积极勇敢地投入战斗，并很快展现出卓越的政治远见和杰出的指挥才能。距兵变发生一年后，习仲勋成为陕甘边特委军委主席，两年后，他成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解放后，他又成为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之一，为党和人民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李特生后来参与组织了平凉蒿店兵变，李秉荣后任红26军第2团步兵连指导员。许天杰、吕剑人在党的营救下出狱后，继续为党的事业贡献力量。许天杰解放后任临潼县政协副主席，吕剑人曾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左文辉解放后曾任青海省民政厅副厅长、陕西省视察专员等职务。以习仲勋等为代表的两当兵变的领导者和参加者，表现出的忠诚于革命，敢于斗争，百折不挠，团结战斗的拼搏精神，给我们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作者系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副巡视员)

　　两当兵变中党的兵运工作

　　结交进步人士，建立秘密集会据点严肃军纪，改善军民关系

　　王晓荣 岳国芳

　　两当兵变中党的兵运工作

　　1929年至1930年秋，中共陕西省委按照中共中央的兵运工作方针，先后派遣李特生、李秉荣、习仲勋等到地方武装毕梅轩部王德修支队开展兵运工作，该支队番号几经改编，其防地也由长武县移驻彬县，后又辗转至凤翔、凤县。在此期间，习仲勋等地下党员根据中央和陕西省委的指示精神，在部队开展了扎实细致的兵运工作。

　　发展党员，成立党组织

　　1930年3月，先后打入王德修部的李秉荣、李特生、习仲勋，在长武县附近的药王洞召开党小组会议，根据陕西省委指示，确定了党员只担任连以下职务以掌握实权的方针。会后不久，李秉荣辞去少校团副职务，改任三连副连长，习仲勋任二连见习官，李特生任二连文书。至此，党小组便以二连为中心，秘密发展党员和建立党组织，并向王德修支队渗透。

　　党组织是从基层士兵着手，充分利用同学和老乡关系，慎重物色对象，有计划地发展党员。当时，王德修的同学左文辉在王德修引荐下，在部队当抄写员，后任警备三旅二团一营三连排长。在此期间，习仲勋经认真考察选中了左文辉，向其灌输革命思想，最终于1930年9月介绍左文辉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到1931年冬，已发展党员30多名。不仅如此，党员队伍中的多数人在已被改编为警备三旅二团一营的王德修部担任了连级以下职务，比如，张子敬、吕剑人、高瑞岳、许天洁、左文辉担任排长；李特生、习仲勋、王清栋担任特务长；吴彦俊、魏明山、张茂修等多人担任班长；而刘书林、郭立三、李秉荣、张克勤等则为连级以上干部。1930年4月，经过陕西省委批准建立营党委，党委书记先后由李秉荣、李特生、习仲勋担任。后在该营的三个连中建立起党支部。

　　结交进步人士，建立秘密集会据点

　　党组织成立以后，便设法与部队所在地的有关单位联系，结识有思想政治觉悟的仗义人士。1930年7月，习仲勋结识了长武县亭口镇骡马店店主王子轩，王子轩在习仲勋的教育和启发下，逐渐提高了政治觉悟，成为同情、支持革命的进步力量，两人也发展成为“结拜兄弟”。受习仲勋影响，王子轩为掩护党的兵运工作，曾冒险把自己的骡马店作为党组织秘密集会的据点，给予物质资助，在兵变之后还把很多革命战士接纳到骡马店养伤。

　　在酝酿兵变阶段，党组织更加注重与地方进步人士接触以争取其对革命的支持和同情，建立秘密集会地点。当时任营党委书记的习仲勋通过该营司务长阎鸿章结识了凤县文官模范小学教员刘希贤，由于刘希贤思想进步、同情革命，刘书林、习仲勋等人便与其结为“金兰兄弟”。之后，党组织就以刘希贤家作为秘密集会地点，加紧兵变准备工作。

　　对士兵进行宣传和动员，加强其阶级觉悟和革命信念

　　在准备兵变过程中，党组织注重向士兵进行革命宣传以启发其阶级觉悟。营中士兵大多数都是因遭遇关中灾荒投靠军队的青年农民，党组织通过与士兵散步、交往等形式，动员其开展改善日常生活待遇的斗争。当时营里的士兵生活待遇很差，党组织鼓动士兵向长官提出“反对克扣拖压军饷”、“小费零花要预支”、“增加月饷”、“士兵害病要调养费，退伍士兵要救济费，要养老金”、“每天要吃饱肚子”等要求，争取改善生活待遇。同时，他们还通过召开秘密会议、散发传单等途径，揭露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不抵抗政策以激发士兵的爱国热情；宣传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传播中央红军反“围剿”胜利的消息；号召士兵将反对军官谩骂毒打与反对阶级压迫相结合；动员士兵提出“争取士兵切身利益”、“枪毙反动官长”、“哗变响应红军”、“拥护共产党、加入共产党”等军事政治口号。通过向士兵开展广泛的政治和经济动员，不仅增强了他们的阶级觉悟和革命信念，而且为实施兵变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严肃军纪，改善军民关系

　　为了把王德修部改造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军队，党组织很注重整顿军纪、建立良好的军民关系。为此，党组织特别重申严禁官兵侵害老百姓利益，教育士兵不打骂群众，不抢劫群众东西。曾有士兵在凤县城东农民家抓鸡、搜粮、要钱，习仲勋获悉，立即建议并得到营长王德修的同意，派人抓回这些士兵且对其进行严肃批评和处理。号召官兵帮助群众收种庄稼，维护地方治安，要求官兵尊重少数民族、不侵犯清真寺庙。此外，党组织还对国民党其他过往部队的不良军纪进行干预。陕西军阀顾鼎新奉命去汉中与川军作战，途中，顾军无恶不作，凤县百姓惶恐不安。鉴于此，党组织连夜赶写、张贴“希望顾司令严整军纪”、“顾司令所到之处一扫光”等标语，顾鼎新见后即下令士兵禁止，还派清查队纠查、处罚违规士兵。这些严肃军纪、改善军民关系的举措，使当地群众避免遭受利益侵害，在一定程度上为党的兵运工作提供了良好的部队组织基础和群众基础。

　　在上述一系列兵运工作的基础上，习仲勋、刘林圃、李特生等最终于1932年4月2日发动兵变，成功将国民党军阀部队的300余名官兵改编为工农红军。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研究生)

两当兵变是创建陕甘边根据地的组成部分

王晋林

　　1932年4月2日，发生在甘肃的两当兵变，是在中共陕西省委策划组织下，在习仲勋等共产党人的直接领导下有组织、有步骤、有目的进行的一次比较完整的兵运斗争。两当兵变是党在甘肃组织和发动较早的武装斗争之一，也是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两当兵变是在中共陕西省委积极开展兵运工作，组织革命兵变，建立革命武装和创建革命根据地时期发生的。从1928年至1931年，陕西省委派出多批共产党员先后打入陕甘宁各省区国民党驻军部队和地方武装中开展兵运工作，积极培育革命的军事力量，先后组织和发动了大大小小数十次武装起义，但都遭到了失败。以刘志丹、谢子长等为代表的开展兵运工作的主要领导人，对三年多来武装兵变和兵运工作失败的沉痛教训和斗争实践进行了深刻思考，逐渐认识到失败的原因在于斗争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与土地革命结合起来，于是他们在开展斗争中开始寻找新的斗争途径，即在开展武装斗争中开始与农民运动相结合，创建党领导下的革命武装，以创建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斗争。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先后创建了南梁游击队、西北反帝同盟军、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陕甘红军游击队的成立，第一次在西北地区公开打出中国工农红军的旗帜，并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积极开展游击战争，执行创建革命根据地的任务，为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两当兵变是中共陕西省委组织和领导以发展革命武装、扩大陕甘红军游击队和创建革命根据地为目的，而策划和组织发动的一次武装兵变。两当兵变发动之前，陕西省委派军委成员刘林圃为特派员，来到部队传达省委指示和协助与领导两当兵变。在兵变取得成功后，兵变部队官兵300余人在县城北门外集合，刘林圃简单地作了政治动员，他在讲话中明确地说：“我们起义是为了回陕北找刘志丹当红军去”，得到了参加兵变官兵的一致赞同。第二天兵变部队行军到达两当太阳寺，正式宣布部队改编为陕甘红军游击队第五支队，许天杰任支队长，习仲勋任队委书记，支队下辖3个连。

　　按照陕西省委与刘志丹领导的陕甘红军会合的计划，兵变部队改编后继续北上。部队在北上行军途中屡遭敌军的阻击，给养困难，忍饥受饿，备受艰辛，部队领导层中发生了意见分歧，习仲勋等人坚持正确的意见，即“主张向亭口方向转移，与陕甘游击队取得配合，如果联系不成就到武宇区去与农民配合活动。”这时刘志丹奉陕西省委的指示，带队伍到礼泉、乾县一带开展活动，准备接应兵变部队。而也就在这时，部队遭到土匪王结子部优势兵力的袭击，陕甘红军游击队第五支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终因寡不敌众而被打散，与刘志丹率领的陕甘红军游击队会师的计划也未能实现。

　　尽管两当兵变最后失败了，但是两当兵变鼓舞了西北人民的革命斗志，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播撒了革命火种，为我党开展兵运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配合和支援了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在甘肃革命斗争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特别是作为组织和发动两当兵变的主要领导人习仲勋，在兵变失败后深刻认识到创建革命根据地对开展武装斗争的重要意义，不久受党组织的派遣，辗转来到陕甘边地区，与刘志丹、谢子长等共同开始了创建和发展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开始了由领导兵运斗争的军事工作，逐渐向创建革命根据地及建设根据地工作的转变。

　　两当兵变失败的教训，也使习仲勋进一步明确了在陕甘边地区开展武装斗争的基本道路，这就是武装斗争必须和农村的群众斗争、土地革命相结合，才能成功地建立陕甘边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从此开始，创建和发展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便成为习仲勋革命生涯中的一个重要时期。在创建和发展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和工作中，习仲勋表现出非凡的组织能力和天赋，并把这种组织能力和天赋融入到创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的工作中，迅速成长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在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陕甘边党政军领导人的正确领导下，经过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以陇东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逐步扩大，发展成幅员为陕甘边界10余县的广大区域，陕甘边地区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初具规模。1934年11月，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南梁召开，正式成立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经过民主选举，习仲勋当选为政府主席。习仲勋在主政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期间，制定和实施适应革命根据地建设和发展实际的“十大政策”，迅速推动了根据地政治、经济、社会、军事、文化等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使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进入了一个大繁荣大发展的重要时期。从组织领导两当兵变走出来的习仲勋，到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并主政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这也就是两当兵变对创建和发展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所起到的最重要的作用。

　　(作者系甘肃省委党校图书馆馆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