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化与中外交流

莫高窟壁画（资料图）

    丝路重镇敦煌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敦煌的交通算不上发达，但这并非古代的状况。

    敦煌位于河西走廊的最西端，是一块地处沙漠戈壁中的小绿洲。距今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有月氏、匈奴等游牧民族在这里活动。汉武帝时期，出于抗击匈奴的需要，派遣张骞于公元前138年和公元前119年两次出使西域，使中国与欧亚大陆之间的交通全线打通。

    拿汉代的中西交通为例：由敦煌向东，穿越河西走廊可到达中原长安和洛阳；由敦煌向西南，出阳关南行，或由敦煌向西北，出玉门关北行，是丝绸之路新疆段的南北两条经典线路，翻过帕米尔高原，经过中亚，向南可到南亚古印度，向西可到古代波斯，继续西行可到地中海东岸，入地中海西行到古希腊罗马，入地中海南行可到北非古埃及。到了隋代又增加了一条道路，即越过戈壁沙漠，沿天山北麓西行的草原丝绸之路，也可到地中海的东岸。因此，敦煌成为汉唐时期“丝绸之路”上总管中西交通的“咽喉之地”。在13世纪古代海运畅通之前，陆上通道是中国与西方交通的主要通道，敦煌也就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处于重要的战略位置。

    关于“敦煌”这个名称含义的由来，目前人们的认识还不一致。汉文“敦煌”一词最早出现在《史记·大宛列传》所记载的张骞自西域归来后给汉武帝的报告。东汉的应劭最早对这个名称加以解释，认为“敦，大也；煌，盛也”。但“敦煌”这个汉语名词在敦煌设郡之前就已经出现，所以应劭等人的解释难免是望文生义的附会之说。近年来学者多认为“敦煌”是建郡之前居住在当地的少数民族对于本地区的称谓，但译自何种语言在东汉时就已失考。

    敦煌建郡之后，呈现出一片繁盛的景象。敦煌东部61公里处的悬泉置遗址便能说明这种在政治外交上，中原和西域使者往来不绝的情形。悬泉置是一个邮政所兼驿站、接待站。这里出土的西汉昭帝（公元前87—前74年）以后的简牍表明，敦煌曾接待过来往于汉王朝和西域之间的大月氏、康居、大宛（今乌兹别克共和国境内）、龟兹、于阗、罽宾（今克什米尔）等29国使节。

    敦煌关键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古代中西贸易的中转站，西域胡商与中原汉商通行于“丝绸之路”上。比如，在莫高窟第296窟的壁画中便描绘了中外商人。一些西域客商长期住在敦煌一带。本世纪初，敦煌长城出土了一封公元4世纪的粟特文书信。它是在此经商的粟特商人写给他在中亚撒马尔罕（今乌兹别克斯坦）的主人和亲属的，信上说：中国的洛阳被匈奴人烧了，我们现在在敦煌、酒泉、武威一带经商。又如藏经洞出土的公元8世纪《沙州都督府图经》记载了敦煌以西“兴胡泊”的地名，即胡商聚居之地。藏经洞的寺院账目中登记了高档织物、金银器、宝石、香料、珍稀药材等许多西方来的舶来品。这些西方物品都是西域胡商通过丝绸之路带来的商品。另外，莫高窟北区石窟发现了当时流通的公元5世纪波斯银币。

    南朝人刘召在注解《后汉书》时，引用《耆旧志》形容敦煌：“华戎所交，一都会也。”由此也可见敦煌作为边陲重镇在商业交往和文化交融上的盛景。

    营建莫高窟

    来到敦煌的除使节和商人外，还有东来传教的西域僧侣和西行求法的中国僧侣。佛教传入中国的路线有陆、海两条，但早期应以陆路为主，这样的路线也经由敦煌。在悬泉置曾出土了这样一支汉简，它的释文是：“少酒薄乐，弟子谭堂再拜请。会月廿三日，小浮屠里七门西入。”它相当于一封邀请函，“弟子谭堂”邀请对方到“小浮屠里”这个地方来做客。值得注意的是“小浮屠里”这个地名。“浮屠”有佛、佛塔的含义，这说明可能早在东汉时期佛教就对敦煌地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在莫高窟第332窟发现的唐代《李克让修莫高窟佛龛碑》记述了莫高窟始建的缘由：“（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有沙门乐僔”，“尝杖锡林野，行止此（鸣沙）山，忽见金光，状有千佛”。乐僔和尚被这种奇异的景色感动了，认为这里是圣地，所以就在莫高窟“造窟一龛”。

    从公元366年开始，开凿石窟的工程一直持续了1000多年。明朝朱元璋开始修建嘉峪关，经过近170年的修筑，直到公元1539年嘉峪关建成为一座完整的军事防御设施。此后，敦煌被关到了嘉峪关外，莫高窟洞窟的主人们和敦煌当地居民搬进了关内，莫高窟从此开始陷入沉寂和无人管理的状态。1000多年的修建造就了辉煌灿烂的敦煌石窟艺术。经过统计，莫高窟现存735个洞窟，4.5万平方米壁画，2000多身彩塑。它位于距离今天敦煌市东南25公里的鸣沙山东麓断崖上，坐西朝东，南北长1680米，高50米。洞窟分布高低错落、鳞次栉比，上下最多有5层。

    为什么莫高窟有如此高的研究价值？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世界没有一个地方，保存有10个世纪都不间断的美术作品。上世纪40年代，张大千来到敦煌临摹壁画，1944年在成都举办敦煌壁画临摹展的序言中，他写道：“大千流连画选，倾慕古人，自宋元以来真迹，其播于人间者，尝窥见其什九矣。欲求所谓六朝隋唐之作，世且笑为诞妄。独石室画壁，简籍所不在，往哲所未闻，千堵丹青，遁光莫曜，灵踪既閟，颓波愈腾，盛衰之理，吁乎极矣！”这就是说，世间流传的画作，宋元时代较多，张大千自认为基本都看遍了。隋唐以前的绘画其他地方都找不到，张大千发现它唯独保留在敦煌石窟中。外来的佛教艺术经由丝绸之路上的敦煌传入中原，中原的画风反过来又会影响敦煌。汉唐时代，长安那样的地方是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也是佛教传播的中心。可以想象，南北画家云集在那里，在寺庙的墙壁上创作了高超的壁画。可是经过朝代更迭与战乱，以长安为代表的中原城市的寺庙被废弃了，精美的壁画也都不存世。如今要看反而就要到一个“荒凉”的地方，那就是敦煌。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莫高窟藏经洞中保存的一批珍贵文物。藏经洞是莫高窟第16窟甬道北壁的一间密室，当年王道士在清理积沙时无意中发现了它，里面保存有公元5世纪至公元11世纪初的佛教经卷、社会文书、刺绣、绢画、法器等文物5万余件。此后藏经洞经过外国探险家和盗宝者的劫掠，不少文物现在都藏于海外。这些文物被誉为是“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和“古代学术海洋”。这里面约90%的文物都是佛教文献。不少是藏外佚经（即《大藏经》中未收佛经），不仅可补宋代以来各版大藏经的不足，还为佛教经典和佛教史的研究打开了新的门径。敦煌佛经中还有不少被认为是中国人假托佛说而撰述的经典，即所谓“伪经”。这些疑伪经具有反映中国佛教思想的特点，是研究中国佛教史的宝贵资料。敦煌文献除汉文典籍外还有梵文、古藏文、回鹘文、于阗文、粟特文、突厥文、希伯来文等非汉文典籍。除了佛教经卷外，敦煌文献中还保存了我国的道教，外来的摩尼教、景教和祆教文献。上述非汉文文献和外来宗教文献为我们研究古代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历史证据。

    1987年，敦煌莫高窟申请世界文化遗产，遴选标准共有六条，只要符合其中一条，便可以被批准入选世界文化遗产，而莫高窟符合全部六条标准。据了解，世界上符合全部六条标准的世界文化遗产只有两处，一处是威尼斯，还有一处便是莫高窟。

    中西文化交流成就敦煌文化

    由于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敦煌成为接触西方不同文明的前沿之地。但需要强调的是，从公元前111年设郡，到公元366年开凿莫高窟，这477年的岁月，使汉文化在这里深深扎根。佛教和佛教艺术是外来文化，它在汉文化的土壤里发芽开花。莫高窟对外来文化的接受是有选择性的。在龟兹的克孜尔壁画中，可以看到印度式“丰乳、细腰、大臀”、“遍体圆净光”的裸体舞女和菩萨形象，但这样的形象一来到敦煌便销声匿迹，代之以“非男非女”的菩萨、伎乐和飞天的形象。这不仅适应了儒家伦理道德和审美风尚，又没有违背佛教“菩萨无性”的思想，是外来佛教中国化的体现。

    包括敦煌石窟在内的中国北方石窟群，大多受到南亚印度佛教艺术的影响。对莫高窟影响最大的外来文化是古印度的佛教艺术。印度原始佛教时期（公元前5世纪—前3世纪）没有佛教艺术。孔雀王朝阿育王（公元前273—前232年）时期，出现了最早的雕刻形式的佛教艺术，但这时没有佛陀偶像。到印度贵霜王朝（公元78—241年）进入大乘佛教时期，出现雕刻的被神化的佛像和菩萨像，这是借鉴了希腊的造像风格。众所周知，公元前334年到公元前324年，希腊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东征，也将希腊文化带到所到之处。古印度西北的犍陀罗地区（现巴基斯坦白沙瓦地区）深受希腊文化影响，吸收了希腊神人同形的造像传统，产生了希腊文化影响的衣服襞褶厚重，强调表情沉重内省的犍陀罗风格的佛像和菩萨像。随即在印度北部雕刻艺术中心马图拉，出现衣服贴身，强调体格健壮，有肉体裸露感的马图拉风格的佛像雕刻艺术。

    莫高窟隋唐以前的洞窟造像受到了犍陀罗风格和马图拉风格的深厚影响。公元320年—600年是印度美术史中的笈多时代，创造了印度本土化的表情单纯静穆，薄纱透体的“湿衣佛像”为特征的笈多佛教造像艺术。笈多艺术则更加遵循印度民族的古典主义审美，创作出纯印度风格的佛像。这种佛像的特点之一就是佛像身穿通肩式薄衣，衣纹是一道道平行的U字形细线，具有流水般波动的韵律感。薄衣紧贴身体，像被水浸湿了一样半透明，隐约凸现出全身的轮廓。莫高窟隋、唐前期的洞窟受到了笈多式风格的较深影响。笈多王朝之后，公元8—12世纪印度东北部的波罗王朝时期出现了印度密教艺术风格。从8世纪下叶到13世纪上叶，在莫高窟中唐、晚唐、五代、宋、西夏时期的洞窟壁画也绘画了这种呈现波罗艺术风格的菩萨像。它的特点是多取不同姿态的坐姿，头光呈椭圆形，面相秀美，头戴宝冠，发髻高耸，曲发披肩，宽肩细腰，裸露的上身斜披天衣，下着重裙和紧身透体的华丽长裤，双耳、颈项、上臂、手腕、脚踝均戴华丽的环饰，描绘细腻。

    另外，莫高窟隋唐以前的石窟形制也受到了印度石窟形制的影响。莫高窟北朝的中心塔柱窟的形制借鉴了印度支提窟，又把印度佛窟内的覆钵形佛塔改造为中国楼阁式方形佛塔，同时把印度支提窟的穹隆顶前部改成了人字披顶，后部改成了平顶，人字披顶是中国木结构房屋最具特色的形式。还有莫高窟的禅窟，是在洞窟内主室两侧壁对称的凿出供僧人坐禅的小型洞窟，也是受印度毗诃罗窟影响。还有莫高窟隋代以前洞窟中的本生（释迦牟尼前世）故事画、佛传故事画、因缘（释迦牟尼成佛后说法传教）故事画，也是受印度犍陀罗艺术的影响。

    除了佛教艺术的影响外，还有印度教艺术的影响。画在公元538年—539年建造的莫高窟西魏第285窟正壁正龛两侧的摩醯首罗天、毗色纽天，他们原来是印度教的主神湿婆和毗湿奴，这里被佛教吸收为护法神。

    过去很多人会认为中国和印度的僧侣相互往来的现象在唐代前期最盛，比如大家都耳熟能详的玄奘和义净。唐代“安史之乱”之后还有没有呢？北京大学的荣新江教授在被英国人斯坦因拿走的、现藏于印度事务部图书馆的敦煌藏经洞文献中就发现了一些汉文和藏文写成的信札副本，它们既有当时经过敦煌去印度取经的中国僧侣留下来的，也有一些是从印度返回中国僧侣所写，还有一些是印度来中国五台山巡礼印度僧侣所写，因为五台山被认为是文殊菩萨的道场。这些印度保存的藏经洞信札表明，从初盛唐到中唐、再到晚唐、五代、宋，都有中印僧侣的交流活动，说明他们在敦煌停留过。编号为S.383的敦煌藏经洞文献是一件称《西天路竟》的抄本，由斯坦因带走，藏于大英博物馆。“路竟”的意思是“所经过的路程”，《西天路竟》是从东京开封至西天（印度）的路程。这个抄本记录的是宋太祖乾德年间（公元963—968年），由宋太祖下诏，派遣157位僧侣去印度求法的经过。他们的路线起自东京开封至灵州（今吴忠），灵州西行至甘州（今张掖）、肃州（今酒泉）、玉门关（军）、瓜州、沙州（今敦煌），折而向北至伊州（今哈密），由西行至高昌（今吐鲁番）、龟兹（今库车），西南行至于阗（今和田），再西行至疏勒（今喀什），翻过帕米尔高原，进入印度半岛，直至南印度。

    莫高窟藏经洞中保存有证明中印交流的文献。编号为P.3303的法国人伯希和带走的敦煌残卷是一份关于印度制糖法的记录。印度北部是世界上制造蔗糖最早的地区，这份记录表明了我国向印度学习制糖法以提高技艺的过程。

    敦煌莫高窟中也有来自西亚古代波斯文化的影响。在西汉时期，我们就与波斯建立了联系。那是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当时的波斯帝国正处于安息王朝统治时期。安息派了使者给汉朝皇帝进献了礼物。到了东汉，安息有一位叫安世高的僧人到洛阳翻译佛经。莫高窟的壁画中就描绘了和安世高相关的传说。比如晚唐第9窟、五代第108窟和北宋第454窟甬道顶部绘有安世高赴江南途中所见的异事，情节是一条蟒蛇向安世高讲述前世曾是他的同学，因为罪孽被化身为蟒蛇，如今愿意捐出所有，请求安世高为他建造佛塔。这些神异传说故事的绘制和传播，都说明安世高在中国的知名度很高。

    从汉代一直到明代，中原王朝和波斯都有往来。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和波斯间的来往频繁。《魏书》记载，波斯使臣来中国交聘达数十次之多，给北魏皇帝带来的各种礼品，有珍宝、驯象等。西魏时，朝廷派遣张道义率团出使波斯。到达敦煌附近的瓜州时，正赶上内乱，在滞留期间，还暂且代理管理瓜州事务，并将遇到的情况上报朝廷。波斯的萨珊王朝至公元632年起不断受到大食军队的攻击。公元651年被大食灭亡后，萨珊王朝末代国王的儿子卑路斯曾逃到中国唐朝避难，请求唐高宗救援。唐朝护送他返回波斯东部的锡斯坦一带（今属阿富汗），并于公元661年为他建立了波斯都督府，授卑路斯为都督。

    这些不间断的交流活动都为莫高窟留下了诸多波斯因素。比如，西魏第285窟的“五百强盗成佛”的故事画。绘画了官兵所骑的战马全身披挂装备齐全的马铠，从保护马头的“面帘”，到保护马后部尻部的“寄生”一应俱全。这种保护战马的防护装备被认为源自波斯。又如隋代第420窟彩塑菩萨像的衣裙上绘满了环形联珠狩猎纹样，每一枚纹样的中心都画有武士骑象举棒形武器打虎的图案。《旧唐书·西戎传》中说波斯国“其国乘象而战，每一象，战士百人”，可见它是来自波斯的装饰图案纹样。而像环形连珠纹这种装饰纹样，在波斯萨珊王朝时期是常见的纹样。此外，藏经洞还出土有来自波斯的三夷教文书。

    在敦煌莫高窟还能见到来自中亚的文化。如初唐第220窟《东方药师经变》画有中亚康国女子在小圆毯上表演快速旋转的胡旋舞，舞者两侧有打击、吹奏、弹拨乐器组成的伴奏乐队。

    文化传播是很复杂的过程，传播途中经过了若干次吸收和变化。敦煌壁画从公元6世纪到13世纪都绘有丰富的日天图像，比如西魏第285窟的日天坐在两两相背而行的驷马车上。还有中唐第144窟画的日天，骑在呈正面姿态的马背上。这些形象里有印度和中亚的影响，又有希腊和波斯艺术的元素。公元6世纪画在莫高窟第285窟的日天及其所乘坐的驷马车是综合了印度太阳神苏利耶、深受波斯文化影响的中亚太阳神密特拉和希腊太阳神阿波罗图像的影响。另外一个例子是莫高窟一些经变画中经常出现人头鸟身弹奏琵琶的伽陵频伽（又叫妙音鸟）的形象，它最早的原型可能追溯到希腊神话中的海妖塞壬。因为它也是人头鸟身身挎弹奏乐器的形象，她会用自己动听的歌声，使过往的水手听的出神而触礁沉海。

    敦煌文化是多元文明之间对话、相互影响的结晶。没有外来文明的滋养，不可能形成这样丰富绚烂的洞窟艺术。

    （据《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