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临近敦煌藏经洞发现100周年之际，冯玉雷完成了纪实体作品《敦煌百年祭》，以类小说笔法，书藏经洞之悲剧。如果说《敦煌百年祭》只是围绕藏经洞传奇的一部单纯而紧凑的纪实体作品，那么，长篇小说《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就是一轴写意和写实交织的长卷，一首雄浑的交响乐，一个庞大的文化梦境。在我有限的阅读经验里，像《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这样奇异的文本尚不多见。我甚至一时不知道该怎样评价这部标明为“小说”的复杂文本，姑且以“文化小说”名之。

　　小说题名《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表达了作者独特的文化情思和历史文化观念。“六千大地”泛指西部大地———帕米尔高原、青藏高原、河西走廊，传统中的西域各地及中亚。作者是一个真正热爱西部，熟悉西部，并把灵魂交付给西部大地的人。他心中的西部，并不是外在的荒寒，不是茫茫戈壁，不是粗砺的物象，他心中的西部是一个活物，一个无可言说的心象，一种近乎神性的存在，是积淀了丰厚的文化土层的所在，有点万物有灵的泛神论意味。只有长期浸润其中又能超脱出来，达到物我两忘境地的人，才可能有此悟性。

　　在这部长达73万言的小说中，作者是怎样展开自己的艺术世界的呢？面对中华文明与东西方文明交汇撞击的巨大文化遗存———敦煌，作者为之神往，追怀，赞颂，产生了重塑敦煌大意象的冲动。但是，要诉诸小说形式，却是件极困难的事。能领悟西部的神韵，并不一定能言说这种神韵。作者为了表达他积蓄胸中不吐不快的情愫，采取独有的方式。首先是，放弃传统现实主义的人物观，不再精细地刻画人物的性格层面，全书甚至没有贯穿性主要人物，而是把各色人物作为类型和符号，汇入了文化行为的洪流，成为巨型文化幻境中的角色。这样说也许有点抽象。事实是，小说中的人物，不再突出其民族的、国家的、集团的意志代表，而是更多的是以文化的、个体的、甚至人类精神的某种精神代表出现。于是，整部作品仿佛一件图案极其复杂的编织物，又像一个巨型的旋转舞台，众多人物一一从我们眼前掠过，共同指向一种浩阔的文化精神。作者力求深入到天、地、人的灵魂深处，发掘一种或多种文化形态的来龙去脉，展现生命个体在本真状态下爱的姿态，力图写出悲剧性的集体无意识，以寄托其文化情思和浪漫遐想。

　　关于《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的写作，冯玉雷在致我的信中说：“……古典时期生存在罗布泊的一种鸟，叫‘湖上牦牛’。这种鸟常常积聚力量，然后抒情性地爆发出一连串不断变奏的鸣叫声，像牦牛。‘湖上牦牛’专注地抒情，精疲力竭，瘫倒；再积聚，再抒情，再瘫倒。如此循环。我的写作只在业余，但从情感上来说，也像湖上牦牛。没有人要求我写什么，怎么写，仅仅因为我热烈的深爱人生、自然、文化、梦想，要愉悦，抒情，感恩，工作之外的时间几乎都花在与文字有关的事情上了。”看了这段话，我不由深深感动。这不正是需要在当代作家中大力提倡的精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