俯瞰月牙泉 来源：新京报
之后十年间，月牙泉水位每年下降25厘米。敦煌市政府兰州水文地质中心征求解决之道，专家们实地调研了一年，最后弄清了月牙泉的成因：它是残留河，是古河段的露头部分，泉水是通过地下渗透而来的。专家们据此认为，应采用“渗透法”治泉，建议从党河引水至月牙泉上游地带，经过沉淀过滤净化，送往月牙泉周边挖好的三个渗水点，让其自然渗透进月牙泉。此方案于2002年实施，但由于缺少资金，人们只好临时开了个引水渠，利用渠道引少量的水到渗水点，当地人称这是在给月牙泉“输液”。然而，这也只能使月牙泉保持一定的水位，过多的水会通过地下渗透到别的地方。
与自然博弈的过程中，敦煌人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月牙泉的水位是地下水位下降的恶果。
此时，环保和生态的理念开始在中国传播。敦煌人将目光汇聚到党河和疏勒河这两条河流上：放开这两条河流，让它们像解放初期那样自然地流淌。
但这是个难题——首先，两条河的3个水库和1个分水工程，关系到敦煌和安西、玉门、阿克塞100多万农民的吃饭问题，你把水放了，农民们靠什么种田？其次，还有个管辖权限的问题，双塔水库和昌马水库首先不属敦煌管，敦煌做不了主，水库所在地安西县和玉门市以及它们的上级行政单位酒泉市也做不了主，它属“条”管，权限在甘肃省水利厅。即使这些部门、这些地方都同意了放水了，但还是不能回到过去，因为“此时已非彼时”了。
“我们只好在‘开源节流’上做文章。”包东红说。目前，敦煌已成为中国100个节水县之一。
但是农业的节水技术带来了两个问题：首先是成本的增加，比如滴灌技术，每亩的成本会增加两三百元，所以推广起来难度颇大。另外，农业节水主要是从提高水的利用率、减少成本的角度出发的，在推行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悖论，水的利用率越高，对生态就越没有好处——水渗不下去，地下水得不到补充。对此，敦煌市政府的解决之道是，下令水务局于每年秋冬非灌溉季节打开党河水库“弃水”一部分，让其自然流淌渗透，对地下水进行一点补充。
而在2004年9月，敦煌出台强硬措施，禁止垦荒、打井，禁止外地人口向敦煌移民，人称“三禁政策”。执行“ 三禁”不力，相关部门的负责人要受到包括追究刑事责任在内的严厉处罚。
包东红说，目前“三禁政策”推行起来还算顺利。市政府还“废掉”了300口机井，剩余的机井，争取用较短的时间全部关闭。
市委书记的压力
敦煌的生态危机引起了甘肃省高层的关注，他们给敦煌下达了死命令：不许水位再下降一寸。
“我面临着两方面的压力，”包东红说，“一方面要尽最大努力保护生态，保护世界奇观月牙泉和世界文化遗产莫高窟，一不小心就成千古罪人了；另一方面，18万人的生存和发展也摆在面前，日夜不得安生。”
包东红任市长、市委书记多年，每年都在向甘肃省、酒泉市，以及临近的几个县市争取、协商，希望能让疏勒河水下泻1亿立方米，但是由于牵涉复杂的利害关系及利益冲突，年年落空。
另一边，敦煌党政在“引哈济党”工程上寄予了很大的希望，这是一个经过专家论证的可行方案，即把青海境内的比疏勒河水量丰沛得多的哈尔腾河河水引入党河上游，以增大党河水库的下泻量，让其自然流入敦煌境内。
这个项目在1958年就被专家提出，但因三年自然灾害以及当年的归属权之争而中止；1992年重提，但当时甘肃正在兴建引大通河入秦王川、引洮河入定西的两个涉及人口众多的“吃饭大工程”，顾不上这个“小工程”而再度搁浅；1997 年至2003年，敦煌联合阿克塞、肃北两个县数次提出申报，过程异常艰难。
这样的项目通常要过“专家关”、“审批关”，还有“钱关”。专家的论证非同小可，一直到2005年，引哈济党工程终于通过了“专家关”，但是还没有得到水利部和 国家发改委的批准。
“我们还轮不到为后面的‘钱关’发愁。”包东红说。在市委市政府的规划里，敦煌最终要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发展旅游业，减少农业在经济结构中所占的比例，减少农民的数量，最终达到减少耕地、减少用水、逐步恢复湿地和生态的目的。 “我们可以用大旅游赚来的一部分钱来补贴哈尔腾河和疏勒河流域，让他们放出更多的水，以形成良性循环。”这位书记说。但当务之急，是让“引哈济党”工程尽快上马，否则“不要说发展旅游，就连本地人的生存都是问题”。 来源： 南方周末
图为玉门关 配图：天水在线
资料图片：阳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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