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文件在中日关系上具有标志性意义，它意味着日本对华政策已非常明晰，而在此背后起支撑作用的，是地缘政治考量。近两年来濒起争端的东海汽田，看起来很像冷战时期的柏林墙。

　　对华转向战略对抗

　　历史问题占据了当下中日争端的首要位置。不过客观而言，历史问题在两国关系中并不是新的方面。抗日战争已经结束了60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也已30多年。在此期间，两国都经历了复杂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变迁。历史问题并没有影响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和经济合作。双方一向奉行实用主义的“友好”政策，对历史问题似乎有一种内在的妥协和默契。为何在终战60年、高喊30年友好之后，历史问题反而愈发突出了呢？

　　之所以出现这样看起来悖理的情况，原因在于中日关系在深层次上出现了问题，历史问题只是地表上最脆弱的那座建筑物，而地震时，最脆弱的最先倒掉，不是很自然吗？但在两国内部，都有人将这个因果关系弄颠倒了，将建筑物的倒塌视为地震的原因。对小泉来说，更是将历史问题包装成对华政策转变的原因，他成功地利用中国的“历史牌”，获得民众支持，巩固了执政基础。

　　小泉参拜神社，是一个处心积虑的战略行为，其意图是为了实施日本战略明晰化的计划。在这种情况下，来自他国的抗议越强烈，小泉反而越成功。

　　冷战结束后，日本失去了方向感，经济陷于停滞，政治出现重组，社会心理充满了焦虑不安。到东亚经济危机的1997~1998年，长期经营的东亚经济体系崩溃了。日本面对该体系的瓦解，并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帮助其他国家度过危机。这遭到人们的强烈批评。

　　日本为什么未能发挥领导作用？原因在于日本在冷战时期形成的体制。派尔认为，日本只有在环境明朗的时候才有明确的战略。而上世纪90年代的10年，日本对周边环境的变化还没有形成共识，尚处于战略迷失状态。派尔说：“日本一贯只在国际体制发生变化时才对国内体制作重大改革，以迎合国际局势。冷战后出现的很多情况都使日本捉摸不透局势发展的方向……日本不善于在国际上起主导作用，它总是出于国家利益而被动地作出反应，适应性强，表现了机会主义和务实性……一旦外部环境明朗了，日本很可能就会跟着新局面转。根据过去的经验来看，它转变的速度会相当惊人，尽管目前它还端坐不动。”

　　派尔的分析非常精辟。根据他描述的逻辑，目前日本对华政策转向全面对抗，其原因在于日本已经对国际环境形成了一致性的看法，战略方向明晰了。就与中国的关系而言，战略明晰指的是：全力应对中国的崛起，承担起对抗“中国威胁”的责任。

　　经过10年的观察，日本认识到，冷战后其外交环境中最大的新因素是中国的崛起。以前具有全球规模的日本经济可以在东亚独自建立一个体系，虽然在政治上是一个“侏儒”，但由于该地区没有政治巨人，作为经济巨人的日本还是获得了某种政治上很重要的幻觉，因而尚能自慰。但随着 中国经济的崛起，那套日本为首的体系不复存在了。对此日本朝野担心将被“小国化”、“边缘化”。

　　日本著名的经济评论家大前研一在一本书中写道：“目前我最担忧的是，日本如果没有妥善对策，不久将来极有可能沦落为中国的周边国家。所谓的周边国家，就是实力只有中国1/10的小国。如同加拿大与美国，丹麦、奥地利与德国的关系。”

　　显然日本不甘于此。为此，第一就要谋求大国化，入常是一项重要步骤；第二就要寻求与强者结盟，日美同盟的加强就是必然的；第三，就要寻求一切可以合作的战略伙伴，因此要强调海洋属性，与太平洋国家、印度等发展关系，形成海洋国家对抗大陆国家的格局；最后，就是与中国展开全面的竞争，包括能源、影响力等方面。

　　中日关系的根本在于战略冲突

　　在冷战时期以及1998年前，中日两国基本上不存在区域的和全球性的战略合作问题。两国关系主要限于务实的经济关系，都奉行经济第一主义。这个时期虽然没有战略协作，但关系是友好的。然而当条件发生变化，当两个国家都生出了新的战略利益，两国没有相应发展出战略协作的需要，还想维持以往的经济第一关系。事实证明，这已经行不通了。这就是为什么出现“经热政冷”的原因，而且，经济主义再也代替不了战略问题，再也无法消除战略上的矛盾和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