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独”分子

上次侠客岛的文章中提到，香港回归多年，中国历史依然不是必修课，引起了不少朋友的热议。巧的是，岛叔最近参与了一项调查研究，对香港的中学历史教育现状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刚好可以把这事儿说一说。

现状

至于在香港，历史到底算不算必修，我们等会儿再说，先看一组数据。

在岛叔参与的调查中，香港中学生对于中国历史的知识贮备要低于预期。具体一点讲，“新中国成立于哪一年”这个问题，一共向来自80所香港中学的学生随机发放了三百余份有效问卷，只有27%的人能准确答出“1949”。而在向深圳中学生发放的问卷中，同样的问题，能正确回答的比例要高得多。

问卷里，一共列出了五道基础性的中国历史题，内容包括古代和近现代，香港中学生平均只能答对1.43题，而深圳则能答对2.66题。

深圳和香港，同属于经济发达地区，但是中学生的历史知识存在较大的差异。其中原因，还是要从教育说起。必修与不必修，只是其中一个方面。

历史

在香港，历史学科共分为两个互相独立的科目，一个是“中国历史科”，学习中国古代到近现代历史；另一个是“历史科”，主要学习世界历史。这一格局在1960年左右就已经奠定，并延续至今。

在70年代，中国历史科被设为初中共同核心课程，通俗点说，就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必修课。和中国历史并列的，还有中文、英文、数学三门课程。中国历史教育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1993年，香港开展教育改革，将历史科设为“人文与社会科目”中的五个子学科之一，初中生必须选修包括中国历史内的两门学科。自那时起，中国历史不再作为一门必修课存在，地位逐步降低。

冲突现场

改革

1997香港回归，对于教育界来说，本是个再次重视中国历史教育，强化民族认同的大好机会。但随之而来的教改，却走向了反面。

2000年，香港特区政府发布了一份《终身学习，全人发展——香港教育制度改革建议》。按照这份建议，中学阶段所有课程全部被纳入到了8类课程中，历史科与中国历史科被分入“个人、社会及人文教育”这个大类。但是与回归前不同的是，大类中并没有规定具体的科目与课程，而是划分了6个外延很大的范畴，要求学校在课程设计中必须涵盖。

此后，虽然《基础教育课程指引》规定中国历史及文化教学低于四分之一，但是这个语焉不详的规定仍然是对教学内容的模糊规定，并未具体到“单独成科”的中国历史课程。

这样一来，原先具体的中国历史从具体的课程，变成了抽象的概念。同时，由于香港高中升学并不需要考试，各个中心拥有自主制定课程的权利，很多学校或合并课程，或采取专题教育，并没有把历史知识系统、全面、独立地教授。进一步弱化了中国历史的教育。

而在高中阶段，由于历史科目背诵内容多、拿高分难度大，在升学考试中自然也很少有人选择。在香港2015年中学文凭考试（相当于内地高考）中，报考中国历史科的人数只有6928人。远远低于生物、物理、化学、地理、经济等动辄上万的主流学科。一位研究香港教育的同学向岛叔表示：“现行的考试制度对于中国历史这门学科，非常的不友好。”

几十年来，香港历史教育经历了从必修到选修，再从选修到必修的转变。一头一尾，虽都是必修之名，但香港中学教育中，中国历史教育逐渐弱化的事实已经非常明显。

重要

为何在所有学科中唯独关注中国历史，我想原因是不言自明的。一个国家的历史，对于民族意识的建构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历史不仅是过去发生的事情，还包含人们对它的阐释和评价，关乎人们对当下的认识。

著名历史学家钱穆说过这样一段话：“欲其国民对国家有深厚的爱情，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有深厚的认识。欲其国民对国家当前有真实之改进，必先使得其国民对国家以往历史有真实之了解。”此话诚然。

再往前一步说，历史教育是一种意识形态建设，但却又是和风细雨、潜移默化的，所起到的效果比起冰冷的说教更大。因此，世界各国都对历史教育有着高度的重视。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1993年，克林顿签发了《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历史学科的核心课程地位。1996年，出台了历史课程国家标准，规定历史教学原则上要以文明史观讲解历史，突出了科技、移民、冷战的内容，同时突出了西方文明的重要性。不难看出，这份规划就是牢牢围绕美国的民族认同和现实需要而制定的。而在美国高中，美国历史同样属于必修课程。

而香港在回归以后，却在一系列教育问题上与一个民族国家的根本需求背道而驰，画风实在诡异。“不知新中国建立是何年”的问题，其实绝非知识性的缺陷。

学生

反对

其实，本国历史教育永远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而是香港整个国民教育体系的一部分。在这个视野下，我们追问中国历史教育边缘化的原因，也就更容易得到答案。

2010年，特区政府提出加强国民教育，建议设立独立的“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并面向社会举办了咨询会。这一举措的结果，关注香港新闻的读者都应该知道，引发了持续两年的反对，和多场大规模游行，致使国民教育成为了香港社会的情绪触发点。

今年以来，香港教育部门着手修订中国历史科内容，提出了“古今并重”的方向，加大近现代历史的分量；同时在相应的时段加入香港同期的发展，让学生更全面认识国家的历史和文化与香港发展一脉相连。而这又被一些媒体解读为国民教育的“借尸还魂”。

在反国教运动中，成立了一个名为“国民教育家长关注组”的组织，在他们编写的一套书里，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孩子放学回家，手里拿着在学校做的手工，一面五星红旗，接着孩子说，希望以后到天安门去看看。这让这位母亲大惊失色，觉得孩子被“洗脑”了。

反对国民教育的声音中，喊得最大的，是担心包括国民教育的“洗脑”作用。在一些人眼中，学习历史，加强对祖国的归属感是“洗脑”；用普通话教授中文课程是“洗脑”；甚至小学生学习《基本法》也是“洗脑”。

反驳

归纳起来，认为国民教育是“洗脑”的人，主要持这样两种理由：一是要保护孩子的批判意识和自由思想，在国族认同的教育上，不应该有感情色彩，而是要客观公正；二是《基本法》里规定的香港居民不仅是中国籍居民，因此增强民族认同的教育对其他国籍居民不公平，应该教育孩子成为世界公民。

其实，这两条反对的理由都站不住脚。作为现代国家，培育和巩固国族认同与核心价值，是一项及其重要的内容，甚至是主权的一部分。国族认同既可以建构，也可以消解，任何国族认同和核心价值的建构，都是国家有意识培养的，而不是通过批判和自由选择形成的。

至于第二点理由，依然靠不住。在世界的大部分国家和地区，都有永久居民的制度。不仅香港有，美国有，欧洲有，中国内地也有。但没有哪个国家会因为有外籍居民的存在而放弃国民教育。香港永久居民里，中国籍居民达到90%以上，占绝大多数。通过国民教育增强国族认同并不是一件不能接受的事情。如果国民教育只涉及外籍居民的利益，也不至于煽动起规模如此之大的反对浪潮。更多的情况下，这部分人的利益更像是一件外衣，掩盖着其他的目的。

虽然《基本法》规定外籍永久居民同样拥有政治权利，有一定的特殊性，在政策指定时要充分考虑其情感和利益。但更重要的是，香港是中国的香港，特区是中央人民政府的特区，而外籍永久居民的政治权利也要依靠《基本法》的保障。对于他们的教育，也应该服从于《基本法》的核心内涵，以整合社会，凝聚共识为目标，而非刻意撕裂。

后果

反对往往不是单纯的反对，反对的后面，是另一种支持。缺乏国民教育的后果，第一步是国族认同的弱化，再往下一步，就有可能形成强大的离心力。

“占中”运动期间，一些香港青年嘘国旗、嘘国歌；一些青年在“公民抗命”无果后，跑到英国领事馆前求助；还有一些人公然打出“港独”标语。倘若对中国近代史稍微有一丁点的常识，对祖国有一丁点的尊敬和爱护，想必不会做出这样的荒唐举动。

而那些认为“爱国是自由”的观点，也不仅仅在基础教育领域存在。香港政改方案中要求特首必须“爱港爱国”，也遭到非议，认为特首无须爱国。

谁在制造话题，谁在煽动民意，我们之前很多文章已经说得很清楚。再举个例子吧，在反国教风波中组成的“学民思潮”团体，在2014年的“占中”运动中又成为了主角，这已经能说明很多的问题。

兜兜转转，话还是回到了我们之前说过的点上。教育问题永远不仅是教育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增强香港社会的向心力，不妨就从国民教育做起，再具体一点，从中国历史教育做起。

文/秋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