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因塌方式腐败受到高度关注的山西，又有大动作。2014年9月至2016年4月这19个月内，山西有139名官员掉“官帽”，被免职或改任非领导职务，平均一个月7人被“刷下”。

值得注意的是，这139名官员被摘“官帽”，与违纪违法、到龄退休等无关。

近日，人民日报也刊发《从严治吏：山西19个月调整139名不胜任现职的领导干部》一文，报道了山西官场的上述大动作。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自去年7月中办印发《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以来，各省都制定了实施细则，不过，大规模向下调整干部的省份目前还不多。人民日报的报道表明，在《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印发之前，山西就已经开始向下调整干部。其向下调整的标准是什么?这139人都干了什么?

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

139名官员因何被“刷下”?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山西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孙大军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干部“向下”调整，主要有三个原因。

其一是违法、违纪，重大事故问责等原因，“必须下”。例如十八大以来山西落马的7名省部级官员，以及高平市原市长杨晓波、晋中市委原副书记张秀萍等大量厅局级官员，落马均属于违纪违法“必须下”，杨晓波、张秀萍均有贪腐等严重问题，且与他人通奸。

其二是由于到龄退休、任期届满、身体健康等原因，“自然下”。此类原因被免职在党政机构中最常见。

其三就是“应该下”，被组织部等部门判定为不适宜担任现职干部。“没违纪、没违法，就是因为工作能力不够、状态不佳”，孙大军称。

2014年9月至2016年4月，山西全省共调“下”领导干部2026人。其中，属于“必须下”的256人(违纪违法免职221人、问责免职35人);属于“自然下”的1631人(到龄免职1205人、任期届满离任152人、健康原因调整123人、自愿辞职151人)：属于“应该下”的139人。

139名“应该下”的官员中，94人或因不敢担当、不负责任，为官不为、慵懒散拖;或因不能有效履行职责，出现较大失误，能力不足，年度考核不称职等，被免职或改任非领导职务。

比较典型的“应该下”案例有：

案例一是山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原办公室主任。2014年，山西抗旱应急水源工程项目未按水利部要求完成，导致数亿元中央专项补助资金“沉睡”超过一年。启动追责后，发现资金“沉睡”系因不作为，该名山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主任负有主要领导责任，被免职。

案例二是某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原局长。其副手、一名副局长因贪腐被判了刑，该名局长因没有履行好一把手的主体责任、抓班子带队伍没有魄力和办法，特别是对班子成员监管不力，被免职。

案例三是某市一名正处级干部，被免职有多个原因：个人事项瞒报房产;家不在任职地，通常是周一下午来、周五早上走，不在岗是常事;遇事推、躲、绕，本该自己做的重要工作都推给副手，对上级交办的重点工作经常拖拖拉拉，工作没热情、私事跑得勤;组织诫勉谈话时态度不端正。

案例四是山西某市环保局长。该市因环境污染问题被环保部华北督查中心挂牌督办，可该名局长工作推进力度不够、进展缓慢，实现预期目标困难。该市市委研究认为，这名局长的工作能力、工作状态难以打赢这场硬仗，遂决定调岗，从环保局长调整为非领导职务。

王儒林：自古以来，选人用人是大难题

王儒林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自2014年9月1日“临危受命”，出任山西省委书记以来，刷新吏治、重塑官场生态一直是王儒林面对的大难题。

在2015年全国两会上，王儒林曾直言，“自古以来，选人用人是大难题，山西在发生系统性塌方式腐败情况、诸多案件又没有办结情况下，选人用人防止带病提拔就更难了”;“岗位不能长期空缺，但是也不能今天提上来，明天又进去了”。

王儒林还通过实例，讲述山西吏治的艰难：“在一个重灾区的市，我们采取了很多办法，在发现寻找能够做县委书记的人选，省委组织部在这个市直接谈的有622人，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名单，排第二位的，比较靠前了，在半个多月时间内就被牵扯进去了。还有一个自荐者，排位靠前，还打包票没问题，推荐他的人也不算少，结果一个月内也掉进去了”。

那么王儒林如何避免“今天提上来，明天又进去”?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发现，其杀手锏之一就是净化用人环境，该免的免，该降的降，该调整的调整。

王儒林履新山西省委书记一个多月后，2014年10月23日的《山西日报》头版头条刊发报道称，在当年10月中旬的全省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山西省委提出要打出“三个一批”刷新吏治组合拳：甄别处理一批不廉洁、乱作为的干部，调整退出一批不胜任、不作为的干部，掌握使用一批敢担当、善作为的好干部。

2015年1月16日至18日，王儒林来到运城、临汾两市调研，在座谈会上，他表示：要把打好“三个一批”组合拳，作为刷新吏治的一项重要举措;实施“三个一批”，不是搞人人过关，也不是搞群众运动，要把容易滋生腐败和权力寻租的部门和重要岗位作为重点，以县委书记的选拔任用为推进“三个一批”工作切入点。

据官媒披露，王儒林提到的“三个一批”组合拳，即为山西刷新吏治的主要方式，上述139名“向下”调整的官员，就主要是通过“三个一批”筛出来的。

中央：推进干部能上能下，重点是解决能下问题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习近平多次强调，建立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制度机制。

2013年11月15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打破干部部门化，拓宽选人视野和渠道，加强干部跨条块跨领域交流。破除“官本位”观念，推进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完善和落实领导干部问责制，完善从严管理干部队伍制度体系。

2014年7、8月份，中央政治局审议《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实施方案》时，习近平指出，从严治党、从严管理干部，要下功夫把干部的问责、惩处制度抓好，建立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制度机制。

2015年6月26日，习近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若干规定(试行)》。

会议指出，全面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管好用好领导干部。推进干部能上能下，重点是解决能下问题。在干部工作中，既要把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选准用好，又要把那些存在问题或者相形见绌的干部调整下来。

这次会议强调，推进干部能上能下，最根本的是健全完善制度机制。要坚持推进制度改革，通过激励、奖惩、问责等一整套制度安排，保证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形成良好的用人导向和制度环境。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认真落实好干部标准，对政治上不守规矩、廉洁上不干净、工作上不作为不担当或能力不够、作风上不实在的领导干部，要坚决进行组织调整;同时，及时把那些忠诚、干净、敢于担当的干部，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干部用起来，切实增强干部队伍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