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儒林用了哪些招？

　　“选人用人是大难题，不能长期岗位空缺，但也不能今天提上来，明天又进去了。”

　　——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

　　“从今天开始，全省各级领导干部一律到办公室去办公。”

　　——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韩文|山西报道

　　经历了“系统性、塌方式腐败”，山西官场的重建步伐正在提速。

　　11月8日晚间，山西省委组织部发布了28名拟任厅级、副厅级干部的任职公示，其中包括一名市委书记与一名市长人选。从今年3月1日起，山西密集发布了至少10批干部公示信息，加上此前“空降”的异地官员，山西8个月前“省管干部空缺近300名”的尴尬局面已发生逆转。

　　从2014年9月1日履新至今，面对历史少有的经济困境与反腐泥淖，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是如何重建山西官场的？

　　20名党政一把手被查处，全省11名市委书记被“集体约谈”

　　打开山西省纪委监察厅官网，在“纪律审查”栏目有30多页、近200条的调查信息，这是自去年9月份以来山西反腐的成绩单。

　　无论是“净化政治生态、实现弊革风清、重塑山西形象、促进富民强省”的目标，还是“廉洁发展、转型发展、创新发展、绿色发展、安全发展、统筹发展”的“六大发展”战略，治晋一年两个月中，王儒林始终将反腐作为工作重心。

　　去年9月1日，首次现身山西的王儒林在全省领导干部大会上表态：要正视问题不回避、惩治腐败不手软、反对“四风”不反弹，革弊立新、激浊扬清，努力开创山西弊绝风清的新局面。

　　查阅一年多来王儒林的公开会议资料或调研轨迹，其关于惩治与预防腐败的观点俯拾皆是。

　　2014年12月7日，在中共山西省委十届六次全会上，王儒林提出“依法确定权力、科学配置权力、制度约束权力、阳光行使权力、合力监督权力，严惩滥用权力”。之后，这一“六权治本”举措在山西全省贯彻实施，力图从源头上把制度的“笼子”织密、编牢、扎紧。

　　在众多山西官员看来，王儒林“有贪必肃”的决心，不仅体现在反腐制度设计的“高高举起”，也体现于查处的“重重落下”。

　　去年9月至今，山西省纪委相继查处了3名市委书记、3名厅长、10位县（区）委书记、4位县（市）长，以及山西国信投资集团原董事长上官永清等众多国企负责人、副厅及以下官员。

　　这一轮反腐，山西重点将“那些实权在手，‘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的领导干部”作为查处对象。

　　为了发挥巡视工作的“尖兵”和“利剑”作用，今年4月至9月，山西省委派出5个常规巡视组对晋中、晋城、运城、长治、临汾5市及所辖44个县（市、区）和11所院校进行了巡视。

　　据悉，在长达5个月的巡视中，山西部分党政机关人员违规经商办企业，一些领导干部插手土地转让、矿产开发、工程项目建设，为亲属及特定关系人经商办企业提供方便，有些人甚至以权谋私，行贿受贿……“官二代”“富二代”提拔快且身居关键岗位，吃空饷、吃双饷、档案造假等一系列问题先后浮出水面。

　　11月2日，王儒林主持召开了山西省委“五人小组”会议，听取了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对巡视情况的汇报。鉴于各地存在不少问题，10天后，王儒林对全省11个市的市委书记、纪委书记进行了集体约谈。

　　王儒林在约谈中指出：全省反腐正风的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用最坚决的态度减少腐败存量任务艰巨，用最果断的措施遏制腐败增量任重道远……要坚持惩治腐败永远在路上，不能停，不能松，始终保持“三个高压态势”，坚决实现弊革风清。

　　据了解，此次巡视是山西省委领导班子集中调整以来进行的首轮常规巡视，山西省委明确要求所到之处要起到“动摇山岳、震慑州县”的效应。

　　爱公开讲“官员贪腐细节”的省委书记

　　山西官员：生动、深刻、震惊，“过去这好像是机密！”

　　3月6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山西代表团开放日，为了形象概括山西腐败“量大、面广、集体坍塌”的特征，王儒林用“一坨一坨”回答了媒体的提问。这个被媒体广泛使用的热词，成为今年全国两会期间的网络潮语。

　　开放日现场，当讲到山西反腐严峻复杂、贪腐数额巨大时，王儒林举例：有一个县长，不仅受贿收礼金，还让把钱直接打到宾馆，再从宾馆提取。这个县发现文物，该县长就直接拿走33件。面对纪检人员，他还说“我是县长，你们没有权力抓”。

　　王儒林同时还提到另外一个案例：一个厅级干部去年12月被“双规”，而去年11月还收了一套三亚的房产，有280平米；“双规”时兜里还装了1万欧元的贿款。虽然没有点名，但在座的山西团代表都知道，王儒林说的是山西省煤炭厅原厅长吴永平。

　　诸如此类的“官员贪腐细节”，王儒林在不同场合曾多次提及。为了警示各级从政者，王儒林在几次重要会议上毫不避讳。

　　7月16日，山西省科技创新推进大会在太原召开。当谈到抵制“庸官懒政”时，王儒林马上要求“从今天开始，全省各级领导干部一律到办公室去办公”。“到办公室去办公”这一话题后来还引发网友热议。

　　就在此次大会上，王儒林特别警示“要从正被调查的阳泉原市委书记洪发科案件中吸取教训”：洪发科被“双规”之后说，“担任市委书记后，认为自己是当到最顶峰的官了，有了‘船到码头车到站’的思想，不珍惜、不感恩，辜负组织信任。所以，胸无全局，得过且过，用敷衍应付的状态来做工作。在我消极思想的影响下，导致阳泉市很多工作无人抓，问题无人管”。

　　而最近一段时长6分钟的视频，再次引起外界对山西反腐的关注。视频内容是5月16日王儒林在“三严三实”教育活动启动仪式讲话中的一个片段。视频中，王儒林给与会人员讲了两个贪腐案件。

　　王儒林说：一个是我们省属国有企业的一位领导，今年3月下旬被“双规”……他权色交易，就在被“双规”的前一夜，还约其中的一个情妇到宾馆寻欢作乐。据这一段时间的调查，此人收受索要他人贿赂1500多万，还有美元、欧元、黄金和汽车等。他在向组织申报房产的时候报了两套。但据现在调查，他在太原、三亚还有7套房产、4个车位、1套商铺。直到2015年春节，他还收受贿赂。我们省的一位原厅长，今年3月中旬被“双规”。从他身上、车上、办公室、住所、租赁的房屋等处，起获巨额人民币和各类外币、现金、银行卡、存折、黄金，光这些真金白银就有1.5亿元。还有大量字画、玉器、古董和多套房产。这些涉案金额不下两个亿……办案人员追缴赃款时，在该厅长家内随处可见成箱成袋的现金，上面落满灰尘，有的发霉变质。

　　视频中，王儒林未点出两名官员的名字，但记者查阅山西省纪委监察厅官网发现，与上述时间吻合的只有3月24日被调查的山西焦煤有限责任公司原副总经理刘生瑞，3月19日被调查的山西省环保厅原厅长刘向东。

　　“生动、深刻、震惊。对各级官员有很大的教育警示作用。”山西省一名厅级官员如此点评王儒林的讲话，在他的印象中，过去很少有官员敢在大会上如此开讲，“这好像是机密！”

　　多个核心部门起用“空降兵”

　　年初至今，约19名官员“空降山西”，所任职务最久曾空缺一年半

　　今年7月初，随着陕西省两位“70后”县委书记的“驰援”，异地“空降”山西的官员开始密集到任。

　　据《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统计，除去年奉调山西的8位省级领导与太原市公安局局长汪凡外，今年年初至今，至少有19人“空降”山西，分布在省纪委、省委组织部、市县两级党委，省政府组成部门、大型国有企业与高等院校。

　　如，中央纪委监察部第三纪检监察室原主任迟耀云调任山西省纪委常务副书记，河南省济源市委原书记王宇燕调任山西省运城市委书记，山东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卜昌森调任山西煤矿安全监察局局长，东北大学原副校长左良调任太原科技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

　　上述“空降”官员大多来自山西周边地区或业务对口部门，在此之前，多数职位已空缺了半年以上。空缺时间最长的是怀仁县委书记一职，近一年半时间；运城市委书记一职也空缺了一年两个月。

　　大量起用异地干部，究竟是中央的意图还是地方在力主？有何更深层次的考量？这一疑问，记者曾采访相关部门，但未获回复。

　　一位接近山西决策层的人士分析，应该是山西省委在主导，像纪检、公安、国土、煤炭等部门，敏感、高危且业务性又强，这些部门已有很多人被牵扯进去，所以本省选拔的难度很大。如果外调就省去这些担忧，他们在山西没有“圈子”，是一张白纸，工作不容易受到干扰与左右。

　　过去几个月中，“山西官员失去信任”的传闻，曾一度在官场与坊间盛行。一位担任副厅级多年的山西官员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有一段时间，大家的情绪都很低落，好像山西的官员都有了问题。有一位在高校做了很多年副职的教授，感觉上升通道被封死，下决心要调走。”

　　也许是预见了大多数官员的感受，去年12月7日的山西省委十届六次全会上，王儒林特意强调了两点：一是山西大多数干部是好的……二是实现弊革风清、富民强省必须紧紧依靠全省广大干部群众。省委常委班子来自五湖四海，不论籍贯在哪里、不论过去工作在哪里，从中央任命那一天起，就已经融入了山西大地、融入了山西人民，就已经成为山西人了，就已经开始与大家一道团结拼搏、风雨同舟，担当起革弊立新、富民强省的历史责任……

　　选拔本省干部，廉洁为首要考核指标

　　已甄别核实3万多名干部。有的干部因害怕过不了廉洁考核关，主动放弃选拔机会

　　事实上，在异地官员密集“空降”山西之前，山西已选拔了数批本地干部。

　　据《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统计，从今年3月1日开始，山西省委组织部至少公示了10批、137名干部信息。其中6月28日一次就公示了39人，公示20人以上的也有两批。

　　2014年9月，山西省委班子作出重大调整，省管干部的选拔任用事项随之冻结。山西省委组织部的干部公示，在当年8月12日发布了最后一批后停滞近7个月。

　　对于长时间人事冻结的原因，上述接近决策层的人士表示，“当时正在查办山西多名省级官员的贪腐案件，哪些官员涉案或另有贪腐，都不明朗。冻结是为了厘清干部，防止出现‘带病提拔’的情况。”他同时认为，现在这些高官的案件均移送司法，山西选拔任用干部的条件已成熟。

　　在今年全国两会山西代表团开放日，王儒林曾坦言“现在一查就是一帮，一动就塌方”，并向媒体记者表达了彼时的难处：选人用人是大难题，不能长期岗位空缺，但也不能今天提上来，明天又进去了。

　　他举例，考察名单上有个排名靠前的干部，刚上名单半个多月，就牵进去了。还有一个自荐的干部，各方面评价也不错，进入考察名单一个月也掉进去了。

　　为了把“带病干部”挡在门外，同时预防干部提拔后“生病”，王儒林先后到6个地市21个县调研。

　　经过大量的调研、座谈，山西先后出台了《关于做好甄别处理一批、调整退出一批、掌握使用一批干部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强县委书记选拔任用和管理监督的意见》等5个文件，对干部选任工作中的每个环节都做了明确规定，并选择在腐败重灾区吕梁市和山西省交通厅试点。

　　此前有媒体报道，3月23日，山西省委举行领导干部任前集体谈话。当日参加谈话的新任省管领导干部共16名，包括吕梁市市县两级9名干部、省交通运输厅7名干部。这是山西新任省委常委班子选任的第一批省管领导干部，标志着山西官场的重建正式启幕。

　　王儒林确立的“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以廉为基”用人导向，打破了过去的诸多选拔规则，廉洁成为首要考核指标。

　　11月14日，山西卫视《记者调查》栏目播出了专题节目“反腐风暴之后的崛起”，节目披露了山西选拔首批县委书记必经的6道关口：组织部门初审、当地纪委核实、配偶等专项审核、省纪委审查、廉政考察、公示举报核查。

　　多位基层干部曾向记者直言，许多区县的副职被列入党政“一把手”的考察名单，但很大一部分人顾忌通不过纪委审查、廉政考察环节，就以自己“能力不行”“身体不好”等理由主动请退。

　　对于县委书记的选拔，山西出台意见，明确了“县长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来源，但不是唯一来源”，省市机关、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省管企业及中央驻晋单位符合条件的干部，均有机会到地方任职县委书记。解决了县委书记来源渠道单一、成长路径趋同的问题。

　　今年以来，除一些原本在地方班子中排名靠后者被擢升为县委书记，省市机关、省管企业中亦有多人被调整到地方任县委书记。

　　5月5日，山西省委组织部发布了9位拟任县委书记的干部公示名单，其中7人拟由县长调整，还有2人来自国企。

　　虽然多个核心部门起用了“空降兵”，但进入8月份以来，山西亦有多人被调整重用，如从大同市市长调任忻州市委书记的李俊明、调任大同市市长的省政府原副秘书长马彦平，以及刚刚公示拟任市委书记的阳泉市市长陈永奇，拟提名为市长候选人的朔州市委常委、组织部长董一兵。

　　山西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张高宏在接受山西卫视采访时表示：截至目前，我们共对34600多名干部进行了甄别核实，其中省管干部510名，市管干部3000多名。通过甄别处理了1300多人，提拔使用了115人。

　　经历了“塌方式腐败”，山西的官场重建正在“合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