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高压下政商如何“相敬如宾”？

——博鳌论坛嘉宾激辩构建政商关系“新生态”

　　新华网海南博鳌3月26电（“中国网事”记者周慧敏 傅勇涛）官商之间交往过密，往往不只是勾肩搭背、称兄道弟那么简单，结成利益共同体后，极易滋生腐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政商关系新生态：君子之交，相忘于江湖”分论坛上，与会嘉宾十分迫切地表示，经济新常态下，亟需构建政商关系“新生态”。

　　高官贪腐多“金主”，政商关系为何屡碰红线？

　　“以利益交换为目的的政商关系确实到了需要改变的时候了。”与会嘉宾将矛头直指畸形的政商关系。

　　中央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打“虎”绝不手软的同时，拍“蝇”也毫不留情。不论是薄熙来、刘铁男、刘志军等高官，还是山西等地出现的“塌方式腐败”，都暴露了部分官员底线失守，频频与商人利益交换，触碰法律红线。例如，山西省2014处分市厅级干部45人，很多腐败案件背后都有煤老板身影，涉及煤炭资源交易。

　　由于我国市场体系尚不完善，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模式也没有根本转变，官员手中的资源配置权、项目审批权等确实能给商人“办事”。论坛嘉宾全国工商联原副主席保育钧说，如果过分依靠政策，不是靠法治，就容易产生官商勾结，必然导致腐败。

　　“市场机制不健全，政府该管的没管好，不该管的伸手过长。”海南现代集团董事长邢怡川深有感触地说，例如，市场挂牌招投标的问题，其实“潜规则”都定了，整个程序看起来很公平，但在真正投标之前，相关部门会把招标条件缩小，甚至是“量身定制”，最糟糕的是“围标”，不管哪家公司中标，施工单位就是那一家，这是官商勾结的“权力游戏”。

　　论坛嘉宾《中国企业家》杂志原社长刘东华说：“领导干部超出正常工作范围和一些不法企业家勾肩搭背，搞钱权交易，甚至直接插手工程建设、项目开发、招投标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是当前腐败问题的重灾区。”

　　另外，一些权力一旦失去有效监督和制约，也就为一些希望“走捷径”的商人打开了“方便之门”。“社会上慢慢形成了一种风气和习惯，官员和商人以关系和利益作为交换条件，不论是民营企业还是国营企业，都存在这样的问题。”格力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董明珠说。

　　一位落马的海南厅级干部在悔过书中坦言，这些商人都是用我们手中的权力富起来的，跟老板混在一起，慢慢就会职务不分、身份不分、立场不分，最终走上不归路。

　　“不接电话、不批文件”，政商关系如何避免走极端？

　　反腐高压成常态，“不敢腐”渐成气候，然而，另一个极端却出现了：为了避免“负责任”“受牵连”，一些官员对企业家避而不见，或者搞“软拒绝”，从过去的“勾肩搭背”变成了“背对着背”。

　　邢诒川说，现在官员普遍和企业接触少了，很多官员“不吃、不拿、也不干”，不跟企业接触，能躲就躲，能避就避，害怕做事越多，犯错越多。

　　对此，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认为，因为反腐高压，官僚不作为，这样就出现了政府有权不作为而企业没有足够的权力来作为的现象。现在“不接电话、不批文件就是一些官员的新常态。”恨不得和企业一点关系都没有，这种情况很麻烦。

　　一些企业家也表示，现在土地供了，资金批了，项目却推不下去。表面上看，是国家财政资金效能低下的问题，深层次看，恰恰折射出新形势下庸政懒政怠政现象的抬头，甚至蔓延。

　　在这种畸形的“政商关系”下，官员和企业家之间隔着无形的“玻璃门”，企业发展得不到正当支持和服务。

　　“要治理这个问题，政府应建立一套重新考核干部的制度。”保育钧说，当前公务员只进不出，工资待遇跟级别挂钩，只要不出大问题，可以一辈子享受公务员待遇，做好做不好都一样。

　　他认为，应该建立公务员淘汰制度，考核跟绩效联系在一起，从制度上预防不干事，从制度上来调动积极性，既有奖励又有处罚，让不干事的官员通过业绩考核离开岗位。

　　“企业创造了很大的社会价值，政府为民办事应该也包括为企业办事。政府应该在制度的约束和规范下，大胆为民办事，大胆跟企业打交道。”邢诒川说。

　　依法行政、简政放权　构建政商关系“新生态”

　　2015年多项改革都按下了快进键，新常态下经济在换挡减速，改革反而要快马加鞭。在不少论坛嘉宾看来，经济新常态下，要建立“君子之交”“相敬如宾”的政商关系，政府必须简政放权，同时政府和企业在法治保障下，公开透明地打交道。

　　建立健康新型政商关系必须处理好权力与市场、权力与企业的关系。“必须政府简政放权，还要把法律作为一个底线来确定关系的基本框架。”原外经贸部副部长、博鳌亚洲论坛前秘书长龙永图说，长期以来，中国官员和企业家的关系是不平等的，政府官员手中掌握了大量的权力，包括资源分配权和审批权。如果不真正建立一个法治关系，企业和政府的关系肯定是不平等的。

　　对领导干部权力缺乏有效制约和监督是官商勾结产生腐败的根源，需要切实规范权力运行。龙永图表示，权利要在阳光下运行，要建构一套公开透明的权力运行机制，用制度来消除“没有原则的政治”与“没有道德的商业”，回归权力和商业的本真，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对于权力的约束，郑永年认为，关键是要不断健全完善“权力清单”与“负面清单”制度。“权力清单”厘清政府职能边界，将使政府更好发挥宏观调控作用；“负面清单”划定的企业经营边界，从而最终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真正起决定作用。

　　部分论坛嘉宾认为，全面推进大众创新的关键期，企业本身强化科技研发、走自主创新的道路，也是政商关系新生态的基础。董明珠说，企业要从和政府拉关系、搞圈子的“畸形心态”中摆脱出来，把发展的精力放在科研和创新上，在新常态的背景下，只有走自主创新、科技发展的路子，才是企业做大做强的正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