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治理法治化铲除“村官腐败”（评论员观察）

李 斌

　　用法治方式和制度手段管住村官的“绝对权力”，才是纠治村官违纪违法的治本之策

　　有一部《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的电影，冯巩饰演的纺织厂工段长王喜，官不大，但处处以干部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时时把“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腐乳”记在心上，受到群众拥戴。现实中却有一些基层“小官”，用起权来没忘自己是干部，贪腐起来却自恃“法律管不到，不捞白不捞”，向公共资源张开了贪婪大口。

　　据报道，近年来基层干部尤其是“村官”渐成腐败重灾区。在湖南吉首，一名村干部在因贪污公款被查后，竟然理直气壮地反问：“我当村干部不就是为了捞两个吗，这怎么还违法了？”说得如此大言不惭，却道出了村官猖狂腐败背后的扭曲逻辑，也暴露了基层治理中法治观念缺失的软肋。

　　说来，法律意义上，村干部只是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代理者，确实还不属于国家公职人员，不过，村官们在“捞两个”时，还真别不把自己当干部，以为党纪国法管不着。根据我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协助人民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在救灾抢险、扶贫移民、土地征用补偿等7种情形下利用职务不当牟利，即可构成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受贿罪。更何况，国法之外，还有要求更为严格的党规党纪。

　　村官是党和政府在基层不折不扣的形象代言人，他们是否依规依纪依法办事，关涉百姓的切身利益，也关乎基层的有序运行。现实中，大部分村官都能尽心尽责，构筑了良好的执政根基。然而，也有少数村官成了基层治理的“病原体”，甚至成为触发集体上访、群体事件的火药桶。从大吃大喝、奢靡浪费，到蚕食扶贫资金、粮食补贴，再到鲸吞征地补偿款、土地出让金，群众身边有了腐败蚊蝇嘤嘤嗡嗡，对党和政府的公信力而言不啻为一次塌方。

　　今年7月，中央巡视组工作报告曾痛陈，一些地方“乡村干部腐败问题凸显，‘小官巨腐’问题严重”。另有统计显示，自2013年以来，全国各地公开村官违纪违法案件171起，其中，涉案金额超过千万的案件有12起，总金额高达22亿元。有机构认为，能否清除低级别官员的腐败才是廉洁政治的真正考验，反腐的成败取决于拍“苍蝇”。这样的观点虽可商榷，但也提醒我们，“苍蝇”虽小危害并不小，必须像打“老虎”一样毫不留情。加大依法惩腐力度，方能对涉腐村官形成有力震慑。

　　小村官何以滋生大腐败？权力失去监督和制衡是根本原因。长期以来，老百姓囿于法律知识的匮乏，对村官腐败痛在心中而无可奈何。一些基层政府出于发展经济和维护稳定的考虑，对村干部贪腐问题往往“民不举，官不问；民不闹，官不究”。村官权力并不大，但相较于监督力量的薄弱，其相对权力不可谓不大，甚至达到了“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的地步。在权力不受制约的情况下，村官难免视法律如同儿戏，不拿自己当干部反拿自己当土皇帝。有人戏称某些地方的“村民自治”几乎已经变成了“村官自治”，足以说明此中问题。

　　就此而言，用法治方式和制度手段管住村官的绝对权力，才是纠治村官违纪违法的治本之策。一方面，已有的村干部经济责任审计、村务公开等制度必须激活，另一方面也要推进村级反腐的制度化建设，让纪检力量下沉到乡村。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对增强基层干部法治观念、加强基层法治机构建设提出了具体改革要求，为破解村级反腐难题指明了方向。将这些要求落到实处，把村级权力牢牢束缚在制度笼子里，一定可以从根本上扭转基层干部的法治观、权力观。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础在基层，工作重点也在基层。农村不应是反腐败的死角，治理村官腐败，理应上升到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的高度。早日啃下这个硬骨头，才能为乡土中国迈向现代化奠定更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