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梁最大的问题是经济增速成了一块“遮羞布”，几任领导都热衷追求政绩和个人私利，而对于社会发展和造福广大百姓漠不关心。 

　　新华网太原11月2日消息，1944年，马烽、西戎提笔为山西吕梁的抗日英雄树碑立传。雷石柱、康明理、孟二楞等一个个鲜活的人物从《吕梁英雄传》“走出”，为这片土地涂就了英雄的底色。

　　60年后，煤炭经济的涌动推动了这座城市崛起，吕梁的经济增速一度名列山西首位。

　　然而，今年6月以来，杜善学、聂春玉、白云等曾主政吕梁的副省级高官相继落马，市长丁雪峰、副市长张中生、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明珠被带走调查—吕梁，成了山西反腐风暴的风暴眼。

　　事实上，大量煤炭挖掘造成一些地方自然地质塌陷的同时，这片土地更因资源经济与权力腐败的勾结，形成了可怕的“黑金”现象。一座英雄城市，被“黑金”绊倒。

　　老区一夜失衡，超级富翁纷出贫困问题依旧

　　与许多革命老区一样，贫困曾是吕梁的“标签”，一度与忻州并列山西经济发展最落后的地区。为此，山西曾经提出“一手抓忻州，一手抓吕梁”的发展策略。

　　变化始于2003年前后。随着国家经济提速，煤焦价格一路狂飙。吕梁境内富含用于炼焦、冶金的主焦煤，尤其是独特的4号主焦煤被誉为“国宝”级稀缺资源，最高价上涨到每吨1800多元，比普通电煤价格高两三倍。

　　吕梁随之崛起，GDP增速和财政收入增速一度位列全省首位，遍地开花的大小煤矿成了造富机器。煤炭行业成为经济发展的支柱，逐步形成“一煤独大”的资源型经济，煤炭对全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甚至超过70％。

　　与此同时，曾经一度四处躲债、“吃不起大碗面”的煤老板，转眼成为千万、亿万富翁。一些年产几万吨的小煤矿每天能赚“一辆奥迪车”。

　　GDP的火箭式增长和煤老板的一夜暴富，令老区一夜失衡。与迅速增加的超级富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资源经济没有令当地百姓生活大幅改善，反而掩盖了吕梁贫困面貌和落后的社会事业状况，加剧了产业结构、社会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加剧了贫富差距大的矛盾。这里既有身家数百亿元的富人，更有依然全家几口人挤一口破窑洞的农民。安全生产事故频发、生态环境破坏、村矿矛盾等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随之频频发生。

　　吕梁的干部坦言，目前全市脱贫任务仍很艰巨。吕梁共有13个县（市、区），其中仍有10个贫困县，其中6个为国家重点扶贫工作县。全市仍有贫困人口88万，超过全市总人口的23％。全市医疗卫生、教育等社会事业严重落后。

　　一位在当地工作30年的干部说，吕梁最大的问题是经济增速成了一块“遮羞布”，几任领导都热衷追求政绩和个人私利，而对于社会发展和造福广大百姓漠不关心。腐败问题的发生与这种政绩观有极大关系。

　　商谋权官求利，官商结盟掘“黑金”

　　在吕梁，因煤价暴涨而失衡的不止经济，官员和商人的心理都出现扭曲。围绕黑金结成了一个“商人谋权，官员求利”的官商怪圈。

　　几十年来，煤炭产业从资源的配置、划拨，到小煤矿的几轮关停，再到大规模煤炭资源整合和兼并重组，基本由政府推动，煤矿证照办理、安全设施验收等全由政府主导，加上市场公开、公平机制不健全，为官员权力寻租、官煤勾结和利益输送埋下伏笔。

　　民营企业要发展常常面临审批难、贷款难等问题。当地一名开过煤矿的人告诉记者，官员的一句话就能决定一个煤矿的“生死”。为了打通各个环节，老板们往往“见一个庙就得烧一次香”。为了寻求长期、稳妥的靠山，他们更需要拜一个“大菩萨”，目标往往锁定当地主要领导。在官员与老板结成的利益共同体中，企业可通过官员权力在资源审批、资源整合、土地征占以及社会关系疏通等方面获取利益，甚至为其亲朋好友谋取一官半职。同时，官员在升迁过程中需要花钱“公关”时，民营企业就成为“提款机”。双方共同合作，以谋取更大利益。吕梁不少干部群众反映，当地一名老板多次为时任吕梁市委书记聂春玉提拔“运作和活动”。

　　在吕梁，干部群众对聂春玉、张中生等人与部分民营企业老板“非同一般的关系”如数家珍—聂春玉、杜善学与联盛集团董事局主席刑利斌、大土河集团董事长贾廷亮，张中生与刑利斌、中阳钢厂董事长袁玉珠关系密切。中阳县一些干部群众说，在中阳县担任过主要领导的张中生是中阳钢厂的实际控制人。

　　记者了解到，2012年3月，邢利斌在海南为其女儿举办结婚典礼时，吕梁当地十几名厅、处级干部包机前去参加婚礼。一些干部认为，老板与各类官员之间，官员与官员之间形成各种“朋友圈”，如果你进不了这个“圈子”，就不会被接受，会被“边缘化”，提拔无望。

　　“暴涨的财富，败坏了政治生态和社会风气”，当地一些基层干部说，一些煤老板过年过节给官员送礼，送几万元就像“递一根烟一样”。一些干部长年抽的是四五十元一盒的“中华”牌烟或上百元的“呼伦贝尔”牌烟，仅靠公务员的工资是肯定负担不起的。

　　“两能干部”吃得开，反腐需标本兼治

　　在被金钱扭曲的政治生态下，一些“能干又能贪”的“两能干部”成为吃得开的人。

　　在记者接触到的吕梁部分干部群众眼中，被调查的吕梁市副市长张中生就是典型的“两能干部”。

　　张中生最初是吕梁市中阳县粮食系统普通职工，后升任中阳县县长、县委书记和吕梁市副市长。吕梁的干部群众认为，张中生在担任吕梁市副市长期间分管工业、煤炭等领域，其人性格、作风强硬，在培育民营经济，抓煤炭资源整合和煤矿安全生产以及引导民营企业转型发展等方面，工作业绩较为突出。

　　与工作业绩同样突出的，是张中生的“捞钱”能力。接受记者采访的吕梁干部群众都认为，中阳钢厂是张中生的财源，张中生是中阳钢厂的实际控制人。始建于上世纪80年代的中阳钢厂，在20多年间从一个小钢铁厂发展成“十里钢城”，资产达200多亿元。此外，群众反映，张中生敛财的另一个渠道是煤炭行业权力寻租。在其担任中阳县委书记、县长期间，他曾通过亲戚开煤矿挣钱，在关停小煤矿、煤炭资源整合的机会中，利用审批、关停权力收受钱财。

　　吕梁市直机关一名处级干部认为，这些领导干部敢于触碰廉政“高压线”，与他们自身价值观扭曲、放松自我纪律约束、丢弃党性原则有直接原因。同时，他认为，“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阶段，物质、经济高度发达，要让每个党员干部顶住物质金钱的诱惑，仅靠自我道德要求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从法律、制度方面的监督来规范干部行为。”

　　吕梁的干部质疑，像聂春玉、杜善学、白云这些原市级领导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不是短期内发生的事，但他们却能从厅级干部顺利提拔到副省级领导岗位，这说明我们的干部任用机制出现了问题。“对一个干部的衡量标准，不能仅仅看他是否办事，能否提高GDP，更要考量其是否能做人，能否愿意为人民服务。要将品德放在领导干部考察的首位。”一位当地干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