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大事者必善用“智囊”(评论员观察)

曹鹏程 姜 赟

全面深化改革正处中流击水之时，需要各个层面的决策者更善于支持智库，也需要更多“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资政者，需要更多经世致用的“好折子”

半年期经济报告即将出炉。就在前几天，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来自社科院、国研中心、大学研究机构和民间研究机构等智库的知名经济学者作了发言。会后有专家透露，中央领导不但积极采纳智库课题中的建议，甚至发言超时也被允许，体现出对专家学者的尊重和重视。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广泛听取各方面专家学者意见并使之制度化，对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具有重要意义。这再次向外界释放出一个重要信号：在中央要求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大背景下，中国智库的成长有望迎来新的春天。

成大事者，不可不用大谋。商鞅一策变法强秦，诸葛亮一对三分天下，中国自古就有成熟的智囊模式，现代也不缺乏智库生长的土壤。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各种类型智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目前正式注册的智库类组织已超过400家，在美国《全球智库发展报告2013》中，中国智库数量位居“榜眼”，仅次于美国。党政军智库、社科院智库、高校智库和民间智库多元发展的格局逐渐成形。

当然，若要承担好资政使命，中国智库还要翻过高山。在全球影响力排名前100家智库中，中国仅有6家入围。天津滨海新区远景规划、广州知识城战略规划等项目，海南改组财政系统、改组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等方案，均出自兰德公司。中国智库发展水平不均衡，整体实力相对滞后，特别是国际影响力还相对不足。如果不迅速从量变走向质变，洋智库“抢生意”的攻势肯定会越来越猛。

西谚有云，谁出钱雇的小提琴手，就由谁来决定曲目。这句话常被智库领军者们自嘲独立研究受到的各种限制，这其实是世界共同的难题。在我国，智库发展的外部环境依然谈不上理想。当前仍有不少地方和部门，对待智库总是讲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有的从短期政绩出发设置项目，视智库为“传声筒”；有的不断强化行政压力，研究所沦为“干部局”；有的只问部门利益，未有研究先定结论。长此以往，真正的学术能力何处安放？又何谈建设好影响力这个智库的生命线？

当然，智库自身也需自我提高。有的智库博士众多，文章没少发、材料没少报，但有用的不多，倒不如说是“纸库”；有的研究只为争取经费，脱离群众不研究实际问题，只研究党政领导的喜好；有的批评起来头头是道，做出政策建议却欠缺可操作性，“智”与“治”结合不起来。不能为决策提供兼顾当前和长远的服务，就不是巩固阵地，而是放弃阵地，这样的智库如何称得上贡献？无为何以有位？

值得期待的是，从十八大明确提出“发挥思想库作用”，到去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对智库发展提出新要求、新定位、新方向；从十八届三中全会专门对智库建设作出规划，到中央领导亲自问计智库并广而告之，“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部署和落实马不停蹄。不难看出，坚持党的领导、崇尚求真务实、决策贴近智库、智库深入群众等“特”和“新”，正在成为中国智库不同于西方的鲜明色彩。

没有任何事比做决策更艰难，因此也没任何事比它更珍贵。今天的科学决策，离不开强大的“外脑”。全面深化改革正处中流击水之时，我们需要各个层面的决策者更善于支持智库，更善于有智慧地与“外脑”合作，同时也需要更多“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资政者，需要更多经世致用的“好折子”。唯有如此，改革航船才能在湍流中不断校正航线，驶向既定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