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汪玉凯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

　　官邸制，作为一种官员住房的制度，已在国外实施多年。简单来说，官邸是国家为一定级别的官员提供在任期间居住的住所，官员本人对此没有产权。在中国实行官邸制，有现实的意义。

　　有资料显示，从2008年开始媒体频频曝光官员住房腐败的问题，一些贫困地区修建官员别墅，重庆打黑中查出文强有8套房产，前段时间江苏一官员也被曝出名下房产8处的丑闻，而山西蒲县煤炭局原党总支书记郝鹏俊在2010年4月接受法庭审判时，曝光其从2000年开始经营煤矿，事发前花1.67亿多元在北京、海南等共购买了35套房产。这都凸显出干部住房监管制度缺失的问题。同时，由于市场与权力的结合，以权谋房的现象普遍，从而造成大量的国有资产私有化和住房腐败。

　　现实来讲，很多官员在任期间的住房由当地政府提供，但随着他在不同地区任职，在各个地区都有住房，出现了一名官员占有多套住房的现象。一个案例显示，某省一个有29套省级干部住房的大院，其中在任省级干部住房占28%，调离干部家属住房占7%，离退休干部家属占59%，还有两套空着。而且经常出现每新来一任官员，就要搞一个(书记)大院的情况，这也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

　　另外，官员的住房可以在市场上进行买卖，其中容易出现国有资产流失：官员从国家手中以低价买入房产，当市场价格上涨后再卖出，其收益就成为个人资产。

　　官员获得住房总是伴随着公权力的使用。最开始，有官员利用“自有土地自建房”等名义建设自有住房，后来出现了以职权低价“团购”住房。《人民日报》曾报道，广西柳州市的柳江东岸，有一片专为市四大班子领导建的高档住宅小区，名为“河东苑”，每套320~340平方米，每平方米售价相当于周边商品房价的一半。

　　在这样的现实下，官邸制可以作为抑制国有资产流失和预防住房腐败的一项措施。

　　在制度建立中，要考虑到三个先决条件。首先要明确的是，这个制度的实行范围仅限于掌权的、重要职位的官员，比如县级、市级、省级的一把手，其他公务员住房通过市场化、货币化或其他方式安置，不在此制度考虑范围内；其次，大家要对这项制度达成共识，没有认识上的一致，就没有制度上的执行；第三，该制度即便是推广，也不会是大范围的，先从试点开始，有了成熟良好的效果后，再扩大范围实施。

　　对于这个推广试点，从制度设计完善性上讲，县级带头推行是有可能的，因为这一级的领导人最容易出现以权谋房的情况，也容易导致与百姓之间的隔膜，所以要从问题发生的地方开始改革。其次，从代价的角度来讲，不能立刻从最高层建立这样制度。在县级摸索出成功的经验后，再市级、省级的逐级向上推广。中国的很多改革需要从上到下的推行，而官邸制则需要自下往上推动。

　　虽然目前还没有在国内实行官邸制的详细制度建设的规划，但是西方国家已有多年的实践经验，其完善的制度设计也能借鉴。

　　我们最终要将职位和住房相挂钩，谁在这个职位上，谁就享受同等级别的待遇，这要在政策中明确表达出来，形成“铁打的房子流水的官”的制度。

　　美国就是一个很好的效仿对象，即便是小布什卸任何时搬离白宫、奥巴马何时入住这样的细节，也均有严格的时间限制。

　　但需要说明的是，官邸制并不是一个万能的制度，它不能解决所有出现的官员住房问题，仅只能解决重要职位官员在任期间的住房，减少官员占多套住房的情况。

　　此外，它的有效运作还要配套措施来协助。官邸制解决了在任官员的住房，一旦卸任了，住房怎么解决呢？这就需要设计补偿制度，无论是市场化还是货币化的补偿，让退下来的官员也能有合适的住所，他们住得安心，也能得到社会的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