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案件有前妻参与

    江伟告诉记者，“亲友型受贿”案件占官员受贿案件的比例比较高，“如果再加上情妇、老乡、同学等，就我的经验来说，这类案件约占官员贪腐案件的30%左右，尤其是在级别较高、数额巨大的贪腐案件中。”江伟解释，由于证据的原因，很多家庭成员可能并不能被认定为官员贪腐案件的共犯，因此，实际中的比例可能会更高。

    在这些案件中，与官员关系特别密切，或官员信任度高的人，如妻子、儿子，往往是主要参与者，而实际掌握财产的也是他们。江伟介绍，妻儿凡是被认定为受贿共犯的，不仅是因为其掌握赃款赃物，主要是因为其与官员具有通谋，有些是事前就参与策划的，有些是在事中加入的，但是都构成了共犯。“当然也不排除有些妻儿是在未知的情况下，被动接受财物的，这种情况一般不会被认定为受贿共犯。”江伟说。

    从市一中院刑二庭审理过的案子来看，家庭成员参与受贿的，一般都是直系亲属，如妻儿，表亲类参与的比较少。值得注意的是，不少案件都有前妻的参与。“不过，这些前妻有些并不好断定她们是因感情破裂离婚还是因为其他原因，因为有些案件中，离婚是为了转移财产或是保护家人。”江伟说。

    除了亲戚以外，还有官员的情人、同学、老乡等特定关系人，在一些案件中，也出现过情人掌握或部分掌握财物的现象，而同学、老乡等人在谋利的过程中多数是行贿人。

    成立“扒皮”公司成新趋势

    据江伟介绍，官员受贿，最直接也最普遍的方式，还是直接给财物，以“红包”、感谢费、过节费等名目。不过，近年来官员犯罪出现了一种新趋势，即官员的亲戚或身边人成立一个公司，官员利用自己的公权力，把工程项目分给这些关系公司，通过抬高价格，把公款揣入自己兜内。“我们把这样的方式称为‘扒皮’，这种行为根据细节的不同，有可能被认定为贪污或者受贿犯罪。”

    江伟告诉记者，他审理过的国土资源部副司长沙志刚受贿案，就属于这种类型的案件。2005年，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工作开始，沙志刚作为二调办公室的成员，负责一些项目采购。他利用职务便利，让某公司中标了卫星影像图的采购项目，并要求中标公司将一些业务高价分包给自己同学成立的公司。而沙志刚则以占有干股分红的方式，从其同学的公司拿走数百万元的所谓分红款。这种表面上类似于商业活动的谋利方式，隐蔽性较高。

    “很多官员有一个认识误区，都觉得自己从事了商业行为只是违纪，并不觉得自己违法。”江伟说，包括上面那个案例里的沙志刚，也并没有认清自己的罪行。此外，很多官员有一种心态，认为如果判轻一点也就认了，因为自己毕竟赚了一笔，但一旦判刑较重，官员反而会回到最初的状态，连罪都不认了。

    由于贪污、受贿案件的量刑标准比较苛刻，因此，司法实践中，家庭成员构成贪污、受贿等案件共犯的，如果没有减轻处罚的情节，那么量刑对非国家工作人员的其他家庭成员也会非常严厉。例如某二审贪污案件，在某国企改制过程中，该单位副经理尤某将原国有公司的一笔10万元款项转到其妻子的另一家公司账户上，并让其妻子用公司的一张作废发票来平账。因妻子参与程度很高，无法被认定为从犯，同时，二人又都不具有其他减轻处罚的法定情节，最终双双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

    家庭成员犯罪认定较困难

    由于现在官员犯罪的手段、形式越来越隐蔽，这类案子在处理上难度也较大，“关于家庭型犯罪的定性就常有争议，存在好几个罪名。”江伟介绍，一种是家庭成员和官员构成共犯；另一种是家庭成员可能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还有就是家庭成员利用官员的影响力受贿等。

    在法律界，目前关于家庭成员参与贪腐的案件定性也存在争议。江伟向记者解释，一些家庭成员涉案的官员贪污受贿案，若要认定家庭成员拿到钱，证据是充分的；而若要认定其参与共谋、是共犯，那往往证据不足。“现实中，也不可能仅因拿到钱就推定家庭成员有罪，所以对家庭成员是否有罪的认定比较困难。”江伟举例，比如家庭成员跟随官员一起参加别人请的饭局，但不知道饭局的真正目的所在，类似这种情况就无法认定其有罪。而对此，舆论往往会误解，认为是放纵。但是从证据的角度，这样的认定才是客观的。记者 骆倩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