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北大燕园第一次在春天迎来新学生。李克强就是其中之一。“文革”后第一批大学生虽然是1978年初入学，但他们仍被称为“七七级”大学生。当时，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批重返校园的学子，在极度渴求知识的同时，更自觉地肩负起影响国家、民族命运的重大责任。他们骑自行车到八一湖朗诵热烈赞美时代的诗歌；他们看排球比赛，为中国队的胜利激情游行，喊出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他们写小说，描绘出灿烂的人生梦想。作为时代的佼佼者，李克强在思考：如何才能先人一步？

意气风发的“黄埔一期”

当时的李克强清瘦、冷静，显示出同龄人少见的成熟。他就读的是北大法律系，那时候的法律还属于绝密专业，对学生的选拔标准很高。因为是党员，且分高学优，李克强才被“调剂”到这里。优中选优使得“七七级”法律系成为法学院教授杨敦先口中的“黄埔一期”，他们意气风发、挥斥方遒。

浓眉大眼的李克强说话不多，长期的农村生活让他格外自律，几乎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读书上。没课时，他大清早就背着个黄色军用挎包去图书馆，除了午饭和晚饭，一直要待到闭馆才离开。

在英语的学习上，李克强尤其下功夫。经历过“文革”的那一代，小学中学基本都“赋闲”在家，英语基础几乎为零。“七七级”的同学英语水平都很差，有的甚至一个单词都不会。为了攻克这个难题，李克强自己做了一个小本子，正面英语单词，反面中文解释。每天无论是去食堂吃饭，还是外出坐公交，他随时随地都拿着小本子苦记硬背。在点滴的积累中，李克强的英语水平突飞猛进，很快成了班里的佼佼者。

一次，李克强与同学何勤华一起听外国专家的讲座，专家反复讲到一个名词:canon law，何勤华被这个生僻的词语弄得云里雾里。李克强脱口而出，canon law就是教会法。“那次之后，我开始对他的外语水平感到钦佩。”何勤华多年后回忆道。

凭借出色的英语水平，李克强还翻译了1万多字的《英国宪法资料》。这本书后来被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采用；他翻译的《英国宪法史纲》，也由北大法律系打印，作为教学参考资料。何勤华在日记中写到此事，连连惊叹“克强同学真不简单”。

对英语的“偏爱”并没有影响李克强对专业课的学习。为了学好国际商法这门课，他和几个同学到荣毅仁创办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实习；学习海商法时，他又和同学跑去天津新港实地考察。那时，许多同学甚至不知国际商法和海商法为何物，而李克强已经在图书馆借经济法等方面的英文原著来阅读。之后许多年，他一直保持着读英语原著的习惯。

低调的才子

在北大，李克强给同学的印象是行事低调，冷静温和。

拍集体照的时候，他总是站在后面，或者最边上；饭桌上，他不制造话题而宁愿跟随话题；他穿着朴素，大学4年几乎只有两件外套、两条裤子轮换着穿；对于吃，他更不讲究，总是随便吃点东西，喝几口冷水。

然而，李克强依然是同学关注的焦点。课间休息时，他总是会被前来请教英语和专业问题的同学团团围住，每次都有问必答，而且“很有分析力，非常精辟”。课堂讨论时，他又展现出深刻、言辞犀利的一面。杨敦先教授就曾表示，李克强经常思考立法和国家政制的互动，给他留下的印象最深。

大三时，才华横溢的李克强提交了论文《法治机器与社会的系统、信息及控制》，该文不仅被评为优秀论文，还得到了龚祥瑞教授的赞赏。龚祥瑞是知名的宪法行政法学家，不仅学识渊博，对学生更是毫无保留，李克强多次表达对他的崇敬之情。在众多北大骄子中，李克强深得龚祥瑞教授的喜爱，他曾草拟一篇文章，介绍计算机将与法律联姻的动向，让李克强找国外资料补充，改完后，龚教授没怎么修改就决定投稿，联名发表。

李克强还热心于学生活动，很快被选为北京大学法律系团支部书记、党支部委员。他曾撰写文章投诸报刊，批评北大教风虚浮，要求改革教学课程，让同学们叹服。评选学生会主席时，大家一致想到了“最成熟”的李克强，认为他无论办事能力、老练程度还是在同学间的威信，都数一数二，当时就有同学称他极有可能在仕途上获得不凡成就。

在哪都能发光

书卷气重、外语优秀、涉猎广泛，如果不是因为命运这个推手，也许今天的李克强会是一位优秀的学者或律师。

1982年1月，李克强带着全优生的荣誉毕业，是全校27位优秀毕业生之一。毕业前夕，许多同学都准备赴欧美留学，李克强也有此意，他用两个月的时间复习出国预备研究生考试的相关课程。以他的成绩，留学名额十拿九稳。

然而，命运将他推往了另外一条路。当时北大党委副书记马石江看中了李克强的领导才能及沉稳性格，先后10多次找他谈话，要求他留校任团委书记。最终，李克强放弃了留学，选择留校。这一消息震动北大校园，议论四起，不少人觉得李克强亏了，而事实证明，是金子，在哪都能发光。

留校后，李克强独具匠心地组织了北大第一届文艺周，在短短9天内，就演出了100多个文艺节目。一时间，北大共青团摆脱了刻板，变得有活力，深得学生喜爱。当时，北大共青团干部不但数量少，业务素质也不高。为全面加强共青团队伍，李克强做了另一件大事——创立北大团校。团校主要学习共青团历史、团干部领导艺术、公文写作等课程，还举办与学生密切相关的各项活动。很快，北大团校便成为学生心目中有分量的“政治代表队”。

工作之余，李克强还见缝插针地抓紧一切时间学习。他作为第一译者，和杨百揆、刘庸安一起翻译了英国著名法官丹宁勋爵的名著《法律的正当程序》。这部法律著作中常有一些古词语，难懂且难译。较真的李克强常为一两个译名推敲至深夜，毫不懈怠。一次，李克强遇到一个词语，想了很久也弄不通。恰好那天他参加校外会议，与国学大师季羡林同住在西苑饭店。他便向季先生请教，季先生当即回答了他，但又说，“你可以先这样译”。当天晚上，李克强发现季先生没有住在饭店，第二天返回后，季先生向李克强补充了这个词的由来和其他多种含义。“我不敢想象季先生是否因为这件事而返校，但我敢肯定季先生当晚认真地查阅了这个词。也许，季先生并不是一定要向我传授某种知识，他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是在诠释着‘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的含义。”事隔多年，李克强在文章《师风散记》里忆起此事，仍感慨不已。这种严谨治学的态度，不仅在学术研究上影响了李克强，更启发了他日后的工作、处世之道。

在这期间，经朋友介绍，李克强结识了比自己小两岁的程虹。不久后，两人结婚。如今，程虹已是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外语系教授。两人育有一女。

1982年12月31日，在共青团十一届一中全会上，李克强被选为团中央常委。不久，他告别了留下自己青春脚印的燕园，从此步入政坛。5年间，他在北大不仅收获了知识，更修养了求真的学风，陶冶了务实的性情。2011年5月，李克强再次回到草木葱茏的母校燕园，出席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火炬点燃和传递启动仪式。他在校史馆展览大厅看着一幅幅红楼老照片，感慨万千：“我就是77级入校的。”他在校园俯瞰图上一边指一边说：“这里是我们当时住过的宿舍楼，这里是教室的位置，这里当时是大饭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