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告诉记者，在40年前，如今被称作“廉洁之都”的香港完全是另一番模样。她说，那时候香港人在医院看病，要向医生塞红包。小贩被警察追，要给警察塞红包。就连自己的房子着火了，都要按规矩给消防队员“开喉费”。

　　直到1974年，一个叫做廉政公署的反贪机构正式成立，在此后的30年里，香港社会掀起了一场“静默的革命”，其间，廉政公署共调查70691宗案件，遭检控的有13337人，其中2440人是公职人员。

　　“廉政公署会公正地行事。”据罗范淑芬介绍，廉政公署的人事、财政完全独立，不属于公务员序列，只对行政长官负责，“行政长官没办法干预执法，因为媒体时时刻刻都在盯着他。”

　　在罗范淑芬看来，一线的执法人员同样没有机会徇私枉法。

　　“有一个人被告发了，你说不要查了吧，这不行的。”她告诉记者，每一次报案都会生成一个号码，负责侦查的人必须把证据送到律政司。如果执法人员认为证据不足，或者是被举报人遭到恶意陷害，则必须接受一个由社会人士组成的委员会的审议，确定“真的查无可查才可以”。

　　但在她看来，执法只是让人“不敢贪”，教育则让人“不想贪”。

　　从中学起，香港的青少年就要参加“廉政讲座”，学习什么是贪污贿赂以及如何举报。廉政公署根据已审结的案例组织拍摄的《廉政行动》剧集，也大受港人欢迎，平均每集有119万人观看。在廉政公署成立之初，实名举报的市民投诉不超过30%。如今，这一比例已超过70%。

　　1997年，廉政公署曾经拍摄了一部名为《才俊》的公益广告，其中的广告词打动了许多人：“挣钱并不是错，错的是你怎样挣钱。公平不代表每个人都赚一百元，公平是说你有赚一百元的能力，就能赚一百元；你有赚二十元的能力，就能赚二十元，这就是公平。可能你今日挣的钱比我多，但若我的才华比你多，终有一天我挣的钱会比你多。”

　　“选择了当公务员就应该有一点使命感，就一定要想到，自己永远不会大富大贵。哪怕你比同学更聪明，更有能力，你不能因此觉得不公平。”在谈到自己对于公务员贪腐的认识时，这位被港人称为罗太的廉政公署前专员微笑着说。

　　“除了不敢贪，不想贪，还有一点就是通过预防让你不能贪。”罗太说，在香港，政府要买东西必须经过招标程序，其中开标的人和审标的人都不一样，项目没有实施前，招标程序必须送到廉政公署。

　　在会场上，太平绅士蔡素玉也举了一个类似的例子，她说，自己在香港有很多公司，但是她从来都不知道哪个税务人员管她的企业，因为税务人员每周都要抽签决定去哪个公司查税， “这些小细节经常是制造贿赂的温床，只要改变做法，就可以减少很大部分的腐败现象。”

　　罗范淑芬记得，这些年，越来越多的地方代表团来香港取经“反腐”。而作为人大代表，她也经常来北京的司法机关调研。

　　这一次，她带来的“反腐”建议包括：整合和完善多年来中央发出的行政指令，包括规章、办法、守则、纲要等等，制定单行的反贪污渎职法；强化各级人大代表的监督职能，规定官员应定期向人大报告工作，接受质询，而人大要审批监督财政开支，尤其是一些庞大的开支项目；加大力度惩处贪污受贿行为，采取零容忍的态度，防微杜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