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要] 4月3日上午，重庆警方为了发动社会力量侦破3月19日哨兵遭歹徒持枪击案件，向公众悬赏60万元征集破案线索，而此前湖北黄冈一起案件曾经悬赏五十万元征集线索。据统计，公安机关破案线索70%以上来自群众。而专家指出，应对悬赏机制制定具可操作性的法律程序，调动更多民力参与到缉凶破案中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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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6日，重庆市各主城区的公交车站、汽车站等人流密集的场所均张贴了关于重庆“3·19枪击案”的悬赏公告，公告中还公布了四张犯罪嫌疑人的视频截图。 许康平摄 |
通缉悬赏成拿下大案的杀手锏
专家建议：有必要制定具可操作性的法律加以规范
警方悬赏金额再次创下新高！
据报道，4月3日上午，为了发动社会力量侦破3月19日某驻渝部队营房哨兵遭歹徒持枪袭击案件，重庆警方向社会公众悬赏60万元征集破案线索。
而此前，悬赏金额的纪录由湖北省黄冈市公安局保持：2009年3月24日，为尽快侦破发生在一年多前的红安“12·26”8人被害案，黄冈警方公开悬赏50万元。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警方对于重大、疑难、复杂案件而实行的通缉悬赏破案机制，重要作用逐渐显现。”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副教授李春雷今天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尽管通缉悬赏机制已成为警方突破疑难复杂案的一道“杀手锏”，但如果对其制定一套具可操作性的法律程序，将会调动更多的民力，积极参与到缉凶破案中去。
通缉悬赏显独特作用
通缉悬赏机制，最早可以追溯到1983年轰动全国的“二王”案。
当时，为了尽快将流窜各地持枪杀人的“二王”缉捕归案，公安部紧急发出13号通缉令，首次悬赏通缉。在此之前，一直是有通缉而无悬赏。
“事实上，通缉和悬赏是两个概念，可以只通缉而无悬赏，也可以只悬赏而无通缉。但从1983年首次悬赏通缉后，两者常常结合使用。”李春雷告诉记者，现有的公安部A、B级通缉令是从2000年开始实行的。
据介绍，2000年2月，公安部通缉令首次分为“A级”、“B级”两个等级。公安部A级通缉令是为了缉捕公安部认为应该重点通缉的在逃人员而发布的命令，主要适用于情况紧急、案情重大或突发恶性案件；公安部B级通缉令是公安部应各省级公安机关的请求而发布的缉捕在逃人员的命令。除了公安部可在全国发布通缉令外，各省、市、县均可对在逃涉案人员在辖区内发布通缉令。
说起通缉悬赏机制的威力，不仅身在破案一线的民警们屡屡竖起大拇指，而且普通的百姓也常常感同身受。
两年前，一件惊天大案在河北邯郸发生。邯郸市农业银行金库5100万元人民币被盗。从4月17日公安部发布A级通缉令，到19日两名嫌犯落网，前后只用了50多个小时。曾经轰动一时的大学生马加爵锤杀4名室友的案子更是显示出通缉悬赏机制的独特作用。
调动无穷的群众力量
通缉悬赏机制缘何威力如此显著？
“首先得益于公安机关内部一整套的通缉运行机制。”李春雷说，公安部发布通缉令，不是一发了之，紧随而来的是各个警种的密切配合。
以公安部A级通缉令为例，在发出12个小时之内，通过公安专网，通缉令的内容能够及时传到辖区各派出所、治安、监所等部门的每一个民警手中。在沿海发达地区的公安机关，A级通缉令发出后，30分钟之内就可以到达公安机关二级(地市级)指挥系统，并采取相应措施。
“也就是说，A级通缉令发出之后，犯罪嫌疑人的姓名、性别、年龄和体貌特征以及简要案情都能够在第一时间被每一位民警掌握，也就意味着此时全国警力一盘棋，破案的几率大幅提升。”李春雷说。
通缉悬赏机制更重要的一层意义在于调动了无穷的民力，普通的百姓可以用自己“雪亮的眼睛”来协助警察破案。“即使目前刑事科技再怎么发达，侦查破案也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支持。”陕西维真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宏斌告诉记者。
事实上，警力的紧缺也是通缉悬赏机制存在的必要性之一。尽管我国目前有190万警力，但我国每万人中仅有11名警察，远远低于欧美国家每万人35名警力的比例。
“通缉悬赏机制实际上就是给警察装上‘顺风耳’和‘千里眼’。”李春雷说，违法犯罪分子稍露蛛丝马迹，老百姓就会及时拨打110。
一项统计显示，公安机关破案的线索70%以上来自人民群众，而发布A级通缉令后，破案率会上升10%-20%。
“悬红”急涨需法律规范
当前，通缉悬赏机制是突破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一道“杀手锏”，这已在全社会包括警方在内形成共识。然而，水涨船高的悬赏金额仍引起了不少人的质疑。
记者了解到，通缉令分级后，A级通缉令的悬赏金一般不少于5万元且不封顶，B级通缉令的悬赏金一般不少于一万元。“公安机关的悬赏金毕竟是花财政的钱，目前的状况是公安机关自己决定自己支付，并且数额有逐渐走高的趋势，应该制定有关法律来规范。”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博士杨锦炎认为。
“数额只是一个方面，如果通缉令发错了怎么办？现在媒体这么发达，一个错误的通缉令，可能瞬间全国就知道了。这会对当事人的名誉、人身等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害。”李春雷告诉记者，国外发布通缉令，都有一个司法审查的程序，由法院或者专门机关对通缉令进行审查，而并非公安机关单独拍板决定。
“制定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定非常有必要。就拿邯郸农行盗窃案和马加爵杀人案比较，前者警方悬赏5万元，而后者悬赏高达20万元，这样的悬赏金额是如何确定的？”王宏斌认为，悬赏金额的确定至少应该考虑到社会影响力的大小、案件的复杂程度，以及罪犯的危险程度等几个因素。
本报北京4月7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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