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号二：黑洞是怎样产生的？

　　在庭审中，张海英称，改制是市委市政府逼她改的，原以为只要执行市委的改制方案就可以了，没想到竟因当年的改制成了罪犯。

　　法律界人士认为，张海英的“屈”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侵吞国有资产的犯罪方法隐蔽和复杂，往往与改革措施混在一起，给司法机关处理案件增加了难度。企业改制中违法犯罪时有发生，表明当前企业改制的现状为“张海英”们侵占国有资产提供了模糊空间。

　　国资部门一位人士说，在很多时候，国企负责人在国企改制过程中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更重要的是，部分地方在国有企业改制出售过程中，购买者很多是原企业的管理者。由于他们对出售企业的资产、债权、债务状况非常清楚，并参与制订改制方案、选择审计和资产评估中介机构、确定转让价格等重大事项，这就为这种人用最少资金、甚至不出分文购买企业提供了便利条件。”

　　再就是监督的缺失。2004年7月，张海英为了缴纳安徽漯阜铁路有限责任公司的出资款，向阜阳市银河信用社的詹晓英提出贷款，后银河信用社决定给张海英提供个人信用贷款500万元，但需采取月初贷月末还这一续贷方式。2004年7月22日，张海英从银河信用社贷款500万元，7月30日张海英安排张恒桂从安徽漯阜铁路有限责任公司账户上支出500万元用于归还个人信用贷款，后于8月1日从银河信用社贷出500万元归还到安徽漯阜铁路有限责任公司账户上。从此，张海英采用“月初贷月底还”的方式持续从银河信用社贷款一直到2005年7月31日。

　　除了贪污、职务侵占外，张海英还被认定挪用资金和行贿。

　　对于在个人职务升迁及其他事项中行贿安徽省省委原副书记王昭耀15万元，张海英表示认罪。

　　在挪用资金方面，张海英的行为也令人“感佩”。张海英违反公司财务管理制度，未经董事会批准擅自决定将公司资金用于为其个人和家人还款，多次挪用单位资金归其个人使用，数额高达2000余万元。

　　阜阳中院一审判决没有采纳张海英及其辩护人的无罪辩解、辩护意见，以四罪并罚，作出对张海英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判决。宣判后，张海英不服，提出上诉。

　　“这在我们的意料之中。”参与张海英案公诉的赵军说，开庭时，张海英推翻了自己的供诉。

　　一位参加庭审的媒体人士这样描述当时的庭审：在进入法庭时，张海英向前来旁听的亲友高呼“我是清白的”。而且，在法庭验证张海英身份时，张海英大声回答：“民营企业家”。庭审中，除对行贿事实认可外，张海英对贪污罪、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三项犯罪所指控事实全部否认。

　　这和大多数经济犯罪当事人为了保命、获得轻判，认罪态度好不一样，但参加旁听的人们仍然看到了这位昔日“女强人”的恐慌：“开庭前张海英让妹妹拿来她想穿的衣服，尽管着装讲究，但掩饰不住满脸苍白和憔悴。”

　　据了解，随着张海英的落马，2008年初，阜阳市政府重新收回了对漯阜公司的控制权。

　　案意

　　“应当说，管理层收购是国有资产流失的根源，他们掌握着企业的决策权，在利益面前能够迅速形成利益共同体。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胡从发认为，张海英案多年后才案发，就是因为国企管理层收购国企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管理层自己制订优惠收购政策，对自己实施人们“想象不到的优待”，国有资产就在这种“优待政策”中大量流失。

　　办案检察官在分析该案时认为，这起案件显示，在国企改制过程中存在着三大漏洞：一是体制不健全。在客观上为职务犯罪的蔓延、发展创造了条件。二是监督制约不到位。任何事情都由企业负责人一人说了算，这就给少数企业负责人以权谋私提供了条件。三是权力的私欲化。有些企业管理者乘机利用手中的权力为所欲为。

　　“国企改制本身没有错，然而国企管理层却将改制视为拥有权力的最后一次盛宴。”胡从发认为，防范国企改制的资产流失问题，关键要针对国有企业改制最容易发生的隐匿资产问题进行严格监管，不给觊觎国有企业资产的人以可乘之机。(本报记者李光明) (来源：法制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