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书虽没有控制某个行业或单位的人、财、物，但处于党政机关权力运行的神经中枢，比别人更加具有得天独厚的信息资源，更加清楚涉及重大决策的核心机密。”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张鸣教授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认为，“由于秘书经常参与某一项重大决策的酝酿产生过程，这就使他们有更多可以腐败的权力资本。有些秘书经常暗聚在一起，相互通风报信，相互利用，形成中国特有的‘秘书部落’现象。他们的不正之风有时会直接影响某个部门决策的正确实施，影响领导之间、领导与群众之间的关系，影响领导的形象。”
“当秘书是一条从政捷径，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李成言教授认为，“这些秘书大都年纪轻、有文凭、升迁快，不少将会被培养成为各级领导干部。如果他们自身放松学习，人生观、价值观严重扭曲，理想信念丧失，一旦掌握大权后，有恃无恐，作奸犯科起来胆子特别大，胃口特别大，产生的社会危害也很大。”
2004年7月，甘肃省下发了《关于领导干部身边工作人员廉洁从政的规定（试行）》，要求在职省级领导干部的秘书任期不超3年。随后，甘肃省委办公厅及相关部门开始对超期服务的秘书进行了调整。
2004年8月，四川省委组织部对领导干部的秘书使用管理作出规定，要求秘书职务应逐级提拔，秘书离任时，根据本人德才表现和工作需要，一般平级安排相应岗位，其组织、行政、工资等关系随迁，省四套班子的主要领导干部的秘书，职务配备最高不超过副厅级，等等。
另外，还有湖北、甘肃、江苏、宁夏、天津、山东、安徽等省市，也制定一些相应的措施和规范，加强了对秘书群体的管理。
但是不少受访者认为，在我国的反腐败斗争中，很多地方对秘书腐败的预防和治理，尚未触及到问题的本质。对领导干部秘书这个权位不高但能量很大的职位，还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管理，尤其是在秘书的选拔、考核制度和制约机制等方面。
关键是制衡“一把手”权力
“目前我国政府还是一个万能型政府。地方党政机关的主要领导干部，被太多不必要的事务累得焦头烂额，有时配秘书也就成了一种无奈的选择。”张鸣教授认为，“应该加快服务型政府的建设进程，从根本上转变政府职能，让领导干部不再有对‘拐杖’的现实需求。在此基础上控制领导干部秘书数量，才有进一步解决秘书腐败问题的现实意义。”
“秘书腐败的发生，与我国在渐进式改革过程中形成的特殊的转轨体制是分不开的。在加快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进程，把政府干预减少到绝对必要的程度的同时，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治理秘书腐败。”中国人民大学社会系冯仕政副教授建议，“首先，建立健全政治沟通机制，保证政务信息的畅通和透明，消除现有体制下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使秘书无法借助‘信息优势’寻租。其次，健全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机制，大量寻租关系网络衰落，秘书的‘关系优势’自然也会逐渐式微。第三，改革领导干部秘书任用制度。基本方向是加快秘书职业化进程，规范秘书和领导之间的关系，改变导致秘书身份官、职不分的用人机制，使秘书成为独立于领导干部的、具有独立的价值追求和价值实现渠道的职业。”
龚维斌教授分析认为，“要抑制秘书腐败，除分清领导干部和秘书的职责外，制衡领导干部的权力显得更为重要。只要领导干部没有凌驾于制度之上，让科学决策、民主决策蔚然成风，让群众的发言权、监督权见效，就能减少秘书腐败现象的发生。”
“应将秘书纳入治理领导干部腐败的整体棋局。”杨钟红副教授建议，“选拔任用领导干部秘书时，也应同其他相同级别的干部一样执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杜绝领导干部自己挑选秘书或先挑选再‘戴帽考察’的现象。”
政协北京市十届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民主建国会北京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广宇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可以在单位设置办公室，改变往日为领导干部‘一对一’服务的工作方式，集中办公，所有领导干部交办的事情，由办公室统一处理。这样可以避免秘书与领导干部关系私人化，也是保护领导干部的一种做法。”
“从某种意义上讲，秘书腐败说到底还是领导干部腐败。”南开大学博士生导师齐善鸿教授对本刊记者说，“应把治理秘书腐败寓于相关政策措施之中。一方面要建立健全对秘书的组织考核、民主评议和测评制度，推行秘书交流、岗位轮换、任职回避等制度，规范民主决策程序，健全监督机制；另一方面选配领导干部秘书或从秘书岗位调任实职时，应完全按照党的干部标准，这样才有利于把人选准用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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