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孔庙大院里，有198方元、明、清时代的进士题名碑，记载着51624位明、清两代500多年来考中进士者的姓名、籍贯以及名次。一个个名字，犹如一颗颗明亮的星星，永远镌刻在中国历史文化的天空下，牵引着人们景仰的视线。在这些密如丛林的碑刻中，有一块清道光二十一年的进士题名碑，上面镌刻着一个我从小就如雷贯耳的名字：田树桢。

　　田树桢，字蔚峪，出生在渭水河畔的甘肃省甘谷县渭水峪村。这是一个地处渭北谷地的小山村，依山傍水，人民勤劳，历史悠久，文明厚重。山间闪烁着马家窑文化的光芒，河中翻动中华文明的书页。自古耕读传家，崇文尚武，尊师重教，人才辈出，时至今日，依然是陇上响当当的状元村。孔庙里留名的道光翰林田树桢就出生在这个自古文风浓郁的小山村。田树桢自幼聪颖过人，博闻强记，勤奋好学，学养深厚，儿时即熟读《四书》、《五经》、《纲鉴择语》以及大量古典诗文，及长后工诗文，善书画，片纸只字，人多珍惜。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满腹经纶、才华卓著的田树桢，千里迢迢到陕西西安参加陕甘合闱的乡试，一举成名，之后又会试得第，高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把自己尊贵的名字，长长久久地镌刻在了北京孔庙的进士题名碑上。那一年，碑上，只有两位甘肃举子，一位是时有“牛青天”之誉的通渭人牛树梅，另一位就是来自伏羌（今甘谷）渭水峪的翰林院庶吉士田树桢。

　　光绪元年以前，甘肃属陕西管辖，科考陕甘合闱，甘肃士子若要参加科考，必须千里迢迢，长途跋涉，跨渭水，越陇山，到陕西西安举院参加乡试。那时交通闭塞，出行艰难，走到考场就要花费三四个月甚至更久，不仅路途花费大，而且常常为雨雪所阻，一些考生没有到达考场就已经病卧途中。绝大多数的士子终其一生，也无法乡试，只能皓首穷经而饮恨寒窗，能参加乡试的士子，只有十之一二。每次录取的62名举人里，绝大多数为尽得天时地利之便的陕西士子。而能像牛树梅、田树桢这样乡试得中，又会试得第的甘肃举子屈指可数，如凤毛麒角。因而，在光绪以前的历代进士题名碑刻里，就很少能看到甘肃籍士子的名字。直到同治时，出督陕甘学政的江西奉新人许振祎，奏请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请陕、甘分闱乡试，各设学政。同治十年（1873年）冬，左宗棠奏请朝廷获允，同意陕、甘分试，在兰州修建举院，举行专由甘肃士子参加的乡试。光绪元年（1875年）甘肃举院建成，同年秋，在这里举行了陕甘分闱后的第一次乡试，与试者3000人，左宗棠以监临身份入闱，在至公堂监察考试。此次乡试，有“陇上铁汉”之誉的秦安人安维峻高中第一名解元。陕甘分闱后，从光绪六年（1880年）至二十九年（1903年）的短短23年间，从甘肃共选取664名举人赴京会试，考中进士者116名。毫无疑问，许振祎和左宗棠所促成的陕甘分闱之举，为晚清甘肃的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极大的鼓舞了甘肃士子发奋求学的积极性，促进了甘肃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其影响尤为深远。

　　田树桢虽然一举成名，在孔庙里留下了自己的名字。然而，天妒英才，出类拔萃、才华过人的一代翰林，却像一颗璀璨的流星，在170多年前的天空下，留下一道优美而短暂的弧线后，很快从人们的视线里消失了。他走得那么匆忙，匆忙得让人来不及端祥他的面容，记录他的历史。人们对他的了解是那么的稀薄，对他的印象是那么的模糊，甚至连他的生卒年月，也没有一个乡人能说得清楚，没有一部史书能确切地记载。而对于他的死亡，更像一团扑朔迷离的谜，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史书上只有寥寥四字：“殁于北京”。他身后虽留有几卷诗书留世，人们记得的有《礼心辑要》《寻乐亭文稿》《水天清课赋钞》《芸馆寸香诗钞》等，但这些文稿因家人保管不甚，悉数散佚，湮没在时光的长河里。他的书画作品，圆润古雅，清秀飘逸，流美动人，见情见性，“片纸只字，人多珍惜”，但亦多有流失，存世极少。时光如渭水峪村头的渭河一样，将他的人生经历、学问人品、逸闻旧事、书画墨迹，像带走渭河滩头的黄沙一样，悉数带走，只留给世人风一样的背影和云一样的影子。

　　著述散佚了，书画流失了。但渭水峪还在，渭水峪村里让人肃然起敬的进士府还在。望着那些古朴的建筑、高旷的屋脊和严谨的布局，让人想到先生精湛的学问、过人的才华和优良的品格。遥想当年，天资聪颖、勤奋好学的田树桢，一袭长衫在身，一卷诗书在手，在这片曾经孕育过马家窑文化的古老土地上，在这条流淌过中华文明曙光的渭水河畔，手不释卷，勤学苦练，最终把自己的名字镌刻在京城孔庙的石碑上，流传在一代又一代乡民的口碑间。

　　田树桢，一位只把姓名镌刻在孔庙里的进士，一个只把声名流传在家乡山水间的翰林。

　　（王琪，甘肃省作协会员，先后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文化报》、《甘肃日报》、《天津日报》、《读者。乡土人文版》、《丝绸之路》、《华夏散文》、《散文选刊》等100余种报刊发表历史文化类散文200余篇，荣获第27届全国地市报新闻奖、第五届黄河文学奖等奖项，多篇作品收录各类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