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50年代以来，中国记者就告别自由职业的时代，成了体制内的“干部”。没有一个准确的数据，堪以说明从政在记者的纷繁出路中，究竟有多么宽广，但由普通记者成长为中共高级官员的个案，50年来从未中断过。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刘云山，20年前，就是新华通讯社内蒙古分社农牧组的一名记者。他在内蒙古分社官至党组成员后，被选送到中共中央党校学习，由此别离记者生涯。 

　　 河南省委书记，刘云山的昔日同事，比他年长三岁的徐光春，不仅是地地道道的记者出身，还是新闻系的科班出身。这位60岁的绍兴人，自17岁担任《杭州日报》特约记者始，和新闻打了三十年左右的交道，并做过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69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徐，相继在《兵团战士报》、安徽新闻图片社、新华社安徽分社、新华社上海分社、新华社北京分社、光明日报社等媒体，做过记者、组长、副社长、党组副书记、社长、党组书记、副总编辑、总编辑。

　　在省市这一层面，由记者而宣传部长者也不乏其人。２００１年１０月，中共辽宁省第九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焦利为中共辽宁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年近知天命的焦利，过去是辽宁日报集团的一名普通记者，并创办了东北发行量最大的《辽沈晚报》。出色的新闻业务，周备的政治素质，把他一步步擢升为辽宁日报集团社长、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直接由名记者一步步打拼成省委常委，这样的例子，颇为罕见。

　　记者能够从政，往往在于它们善主笔政，尽管这并非惟一的原因。1991年的一天，刚刚完成40天入藏采访任务的《人民日报》记者朱维群，奉调中共中央办公厅，慢慢提拔为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朱，是文革前最后一批大学生，文革后第一批硕士生。朱最后一次采访的主题是：“纪念西藏和平解放四十周年”。他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的第一个任务是：参与修改中共中央致西藏和平解放四十周年的贺电草稿。

　　据港报称，62岁的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陈佐洱，由于偶然间撰写了一篇少先队员的献辞，感动了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从而丢弃了长达10年的英文教鞭，去刚刚筹建的《福建青年》杂志社当记者。１０年后，兼任中国新闻社港澳台部主任的陈佐洱，被调往国务院港澳办秘书处。

　　正如英文助益陈佐洱，原外交部副部长王殊，从一个记者成为外交官，也得益于英文。待硝烟散尽，战地记者王姝，以新华社驻外记者的身份，闯入非洲。由于她对欧洲情势的精准把握，受到了当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赏识，一跃为中国驻联邦德国和奥地利等国的外交大使。

　　一般而言，“部委办报时代”，记者从政，第一步跨入的多是主管报社人事的部委。司法部办公厅一位副主任两年前，还是法制日报社的副总编辑，和焦利一样，这位有法学博士头衔的名评论员去司法部报到前，从未离开过报社。

　　在江苏，一位市委书记曾是《苏州日报》的副总编辑，一位县委副书记，曾是《中国改革报》的主任记者。

　　新闻记者调任体制内官员并不奇怪。通讯社、报社、电台、电视台这些新闻机构，都是有行政级别的事业单位。体制内的新闻记者，都是组织人事部长备案的“干部”。副处级以上的记者，可以直接调往党政机关。中国很多党报记者被提拔之前，都会被派到市县乡挂职锻炼，。作为培养后备干部的一种手段，南方一杂志的总编辑，曾被组织人事部门派往美国公费留学。

　　记者从政，１９４９年以前也有，陈布雷就是典型代表。记者从政，亦非中国独有的现象。寰宇之内，已故、卸任以及在任的国家元首中，好几位是新闻记者出身。

　　今年春天谢世的黄金辉，新加坡共和国第四任总统，大半生都以新闻记者为业，且为美国合众社效力18年。

　　原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森喜朗，1960年从早稻田大学商学院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日本一家大报的记者。

　　1997年，凭借做过记者和主持人的非凡才华，玛丽-麦卡利斯夫人成为爱尔兰民选总统。这位做过主持人的国家元首，与人说话就像一个热情温和的女主播。

　　60岁的以色列总统摩西&S226;卡察夫，青年时在以色列国防军中当通讯兵，随后去以色列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新消息报》当了一名记者。

　　据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系主任展江教授说，在英美国家，记者从政的很稀罕。“二战”前后，一些新闻记者成为英国的大臣和美国的外交官。１９７０年代初，随尼克松总统开始中美破冰之旅的国务次卿，是个做过四年记者的职业外交家。

　　美国记者直接从政的不多，常见的是著名记者以政治家高级幕僚的身份，参与政务。尼克松和基辛格秘密访华期间，首位到延安访问的西方记者斯诺，两度获得普立兹新闻奖的政治评论家雷斯顿等，都参与其中。

　　做生意人

　　美国以及泛泛而论的西方国家，记者从什么时候开始成建制地下海经商，不得而知。在中国，却是１９８０年代以来的新生事物。

　　１９８９年底，一些新闻单位的记者，由于特殊的政治原因，下海经商。此前，新闻机构往往是“八旗子弟”才能问津的贵族职业，一旦躬身其中，鲜有人主动退出。１９８９年非政治原因离开《中国科学报》的张树新，是一个另类。三年以后，希望借记者这个职业熟悉了解社会的张树新，创立了ＩＴ界耳熟能详的“瀛海威”。

　　记者下海经商，有时候出于对自己借传媒造势的自信。“农夫山泉”董事长钟睒睒，以《浙江日报》记者的名义考察过5年商业，而后下海。先是“农夫山泉有点甜”，再是“水战”，继而是“一分钱奥运”， 钟的炒作宣示“记者下海后节约广告费”的笑话，起码在个案面前是严肃的。

　　所以，笃信“企业不炒作，不如木乃伊”的家电、保健品、汽车等偏重市场炒作的行业，较喜欢延揽新闻记者充任公关经理，他们相信记者是经理人团队中最善于借传媒东风的族群。２００２年，３５岁的《经济参考报》汽车周刊主编孙勇，空降到安徽的奇瑞集团，夺取销售总经理一职。

　　尽管8个月后败走菲亚特，孙勇的例子还是说明了记者为什么有下海的胆量和身价。凭借新华社的金子招牌，自己的自信、勤勉和悟性，作为一个不怀偏见的记者，孙勇博众家所长，八年磨一剑，大抵摸透了汽车生产销售的流程，各汽车厂家的定位当家人的脾性，乃至整个行业的趋向和症结。

　　同理，中小私营企业繁茂的江苏浙江，跑经济口的记者跳入私营企业，如家常便饭。2002年，写作《浙商制造》的浙江日报记者杨轶清，加盟中国最大的私营旅游投资开发集团，杭州宋城集团，任董事长助理。

　　1990年代，记者下海经商，名气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要数原新华社名记者王志纲。1994年，王搬出新华社广东分社，步履蹒跚地摸索进顾问咨询业，凭着一个政经记者对中国国情和宏观走势的深刻把握，及其对企业和市场近乎刻骨铭心的熟悉与感悟，他整合各种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源，打造了中国实力最大名字最小的“王志纲工作室”。

　　在英美国家，记者下海为商人的事不多，采访过邓小平与中国有不解之缘的柯达全球副总裁叶莺，就是这样的稀罕物。早在纯真的大学时代，叶莺就在台湾地区和日本的电台和电视台当过记者，１９７０年代末期，又在新加坡海峡时报和纽约全国广播公司继续追求一个新闻人的梦想。

　　做作家

　　100多年来的美国文学史，总是与美国新闻史纠缠在一起。马克&S226;吐温，海明威，埃德加&S226;斯洛，李普曼——一个多世纪以后，新闻记者的名字，次第登临《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随着时间的由远及近，非虚构作品，几乎成为新闻记者专属的作品类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