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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却一度中断的三四十年，就起点和终点而言，中国新闻史与文学史的关联，类同于美利坚。中国记者的出路，也因此多出了畅销书作家这一条。
从梁启超开文人论政风尚，到《人民日报》记者凌志军2002年出版风靡两岸的《变化》，像小说一样生动的政论，予记录时代的记者以政论作家的荣耀。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范长江在延安窑洞与毛泽东的彻夜畅谈，助他采写了一时洛阳纸贵的《中国的西北角》，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洛的《红星照耀中国》，交相辉映。
1950年代以后，新闻记者的政论作品中断了将近40年，尽管党报系统中时有新闻作品集问世，较之近百年前王滔出版的中国第一本新闻作品集，大多数著作的价值，莫过于评职称或证明自己当过记者。
1998年，《人民日报》评论员马立诚和凌志军联袂推出的《交锋》，加上盗版在内，超过100万册的发行量，惊呆了小说家。最近三年，原《南风窗》总编辑秦朔催生了他的《大变局》，原新华社记者胡宏伟写出了《温州悬念》，尽管发行量不能与《交锋》等量齐观，被作家遗忘许多年的新闻人，再度和畅销书打成结。
“让新闻成为历史，又能让历史像散文一样美丽”，凌志军写作政论的心愿，激发了跃跃欲试的记者中的新青年。曾经立志“做中国的李普曼”的王志纲下海了，比他晚一辈的许知远，依旧吐露出一样的心愿。没等时间的河流将稍纵即逝的细枝末节淘汰尽净，不甘心做历史学家仆人的记者们，急匆匆跳出前台，向读者比划中国和世界可能的变化。
1999年，秦朔的同学，原新华社名记者吴晓波，以一本发行量30万册的《大败局》，刺激了中国商业财经记者做财经商业作家的梦想。2000年从瑞士拿到MBA学位的新闻学硕士胡泳，以《海尔中国造》、《张瑞敏如是说》开启了严肃商业写作的大门，提升了商业作家的专业化水准。
西方商业写作火红的过去，把沉浸文学或者报告文学写作中的记者，与时俱进地拉回商业史的写作。以《大国寡民》闻名的中国青年报记者卢跃刚，赶上了《新东方马车》，从《我与金庸的战争》中退出的迟宇宙，搅进了《联想局》。
当下，一拨从一线隐退的中年记者依旧蜗居在杂乱的新闻编辑室，内心却多了一份做作家做历史记录者的冷静。他们知道，像萧乾那样被后人同时写进新闻史和文学史的机会微乎其微，像金庸那样由于小说家的光芒，让人忽略他就是报人查良镛，似乎也不太可能。他们只是隐隐觉得，当一个非虚构作家，未尝不是得不到普利策奖的聊以自慰的心理补偿。
做教授，做学者
日本的大学从来没有开设过新闻院系的偏执固然令人沮丧，美国的新闻学院没当过记者不能做教授的传闻，加之中国300余新闻专业师资匮乏的现实，令疲惫于新闻事务的中国记者，看到了一条备受尊重的出路。
2005年春夏之交，原中国新闻社记者高钢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7年前，高的同事，原中国新闻社北京分社社长徐弘，先行走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嗣后以博导的身份，前往北京大学筹办新闻传播学院。
展江欣赏他们俩在教学上的成就。给学生做一次报告，与给学生教授一门专业课，是难度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展江惊讶地发现只有本科学历的徐弘做的很好。
从记者到教授的路，展江走的比较早。1980年代，转业回老家扬州的展，分配至《扬州日报》，日复一日的重复劳动，促使审美疲劳的展，考取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硕士研究生。戴上博士帽后，觉得自己过了年岁的他，不太情愿地迈进了“当时男人都不太看得上”的象牙塔。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他把《美国新闻史》以及西方新闻记者的作品，译介到中国，开拓了一代新闻人的视野。
同样由军人而记者而教授的，还有《唐山大地震》的作者钱刚。2000年从《南方周末》撤出之后，钱落脚于上海大学。《解放军报》的名记者，《三联生活周刊》的创办者，《南方周末》辉煌时代的主事者，香港大学的访问学者，最终将钱钢铸造成一名学者。
中国大学的新闻院系，记者出身的教授并不罕见。清华大学的李希光，武汉大学的罗以澄，都得过官方的新闻奖。中国文凭高消费浪潮中，野草般疯长的新闻院系，频频向新闻界的资深人士发出英雄帖。
在美国，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普利策特稿奖获奖记者中，《凯丽太太的妖怪》的作者乔恩&S226;弗兰克林去了俄勒冈大学做创造课教授，《策普的最后一站》的作者马德琳&S226;布莱斯去了马萨诸塞大学做新闻学教授。
可以预见，将有为数不少的中国记者，会在未来进入大学新闻院系，尤其是胡泳那样攻读博士学位的记者。
不是所有在新闻研究上有所成就的记者，都去新闻学院做学者。２００５年秋天，原《南风窗》编辑张念，就应上海交通大学之邀，任教于该校人文学院哲学系。年逾而立的张，自中山大学毕业后，一边做记者，一边创作小说，一边撰写文学人类学评论，终于在自觉“老得跑不动”的时候，搬进大学的公寓。
由记者而商人而作家的王志纲，表示日后不仅要作学者作教授，还在构思办一所岳麓书院那样的私人学院，不依附于任何大学，做太阳底下最光辉的事业。
出身于记者，出名于学者，并不局限于新闻学领域。自命为民间智囊的经济学者仲大军，是从新华社大院走出来的。创建乡村建设学院的著名哲学家，蒋介石的座上宾梁漱溟，也在当年的京华干过采集传播新闻的记者。
其实，从记者到学者的门槛并非不可跨越。仅就方法论而言，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自以为首创的访问法，费孝通在江南乡村的田野调查，与新闻记者的采访有什么手段和本质的区别吗？
职业化之痛
10年前，王志纲说过，记者是走向其他任何理想职业的最佳通道。向每个受访的有成就的人物学习一句有用的话，就能成为人精的新闻记者，正成为10%毕业生期盼的职业，尽管凌志军认为，在中国，记者的名声已大不如从前了。
越来越多的报刊，到处都在挖人的新闻媒体，却没有出现明显的职业化倾向。中国记者职业化的议题，本世纪初一度被提出。但新闻业的门槛没有像先贤们预期的那样变高，反而与克朗凯特嘲弄美国80年前“认字就能当记者”的情势异常接近。王志纲说，这么浮躁的新闻业，怎么职业化？
考虑到新闻记者的开阔视野，纵横人脉，一些年轻的记者甚至以此作为侧身企业、政府的敲门砖。这样的念想无所谓好坏，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撰稿人班底中，有一个持哈佛文凭的华人女孩，干过一年记者后，为第一夫人撰写了５年的演讲稿。她相信白宫履历，对她的从政生涯将助益多多。
从政，经商，治学，写作，无论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人的自由选择。一定意义上，记者出路的广博，是社会进步的一个标志，也是记者这个职业的魅力所在。然而，从政和经商的记者多于教授和作家，却是中国新闻记者职业化进程中一个并不美丽的投影。深入探究，中国记者职业化的水平，与新闻管理体制，不成熟的传媒市场，息息相关。前年以来，传统媒体的新闻人，陆续被劝导进了百度、网易等广义上的传媒业，关键之一就在于后者是完全商业化的公司，薪酬待遇和股权设计都不似传统媒体那么僵化。
无论如何，中国教授和政论作家的起步，已喻示中国新闻记者职业化的锚起帆扬，尽管它刚刚迈出的一小步，还无法满足我们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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