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耕读族（中）

祖武／文

在耕读第长大

　　俗话说“行千里路，读万卷书”。似我这等窝里罩的半吊子文人，既懒于读万卷书，又只熟悉二里村道，还出了这么大个题目“最后的耕读族”。 就好比冰箱里只有二两豆腐，一个半洋芋，却给客人吹牛说我给你们上一桌十三花，把客人胃口全吊起来了，我收到的“期待下文”的畄言不下三十个。怎么办？怎么办？？翻箱倒柜，捜肠刮肚，挠头剜耳之后，终于按捺住虚妄狂想，慎重决定还是烩一锅洋芋烩豆腐吧，多撒点胡椒粉，说不定有的客人鼻尖上还会浸出汗珠呢。

　　上世纪初，祖父李天煦供职亦渭学堂，开始每天用一双大脚丈量二十里路（一直说多嘉庄离城10里，现在我开车得知应该是7公里14华里路），后因民国十八年大饥荒振灾事务太忙改骑毛驴了。祖父的长子我的父亲李瓖（字赞亭）在北平国立艺专读书，家里种地加上爷爷当校长的薪水维持家用尚不勉强，但要再供京华读书的父亲就吃力了，爷爷不得不经常倒些皮统子或药材寄往北京给儿子换学费。

　　多嘉庄的老宅就像一座港弯，承载着一代代读书父兄们的希望和乡愁。父亲学成后，历武汉、兰州、南京、西安，多处供职，中途总是在多嘉庄休整，1941年与常书鸿共赴敦煌筹建研究所，因为水土不服，差点把命丢在了大漠，仅一年，即回老宅奍息。尚未痊愈，便受命任国立五中校长。因抗战正酣，母亲就住在多嘉庄老宅，这时生下了我。

　　按大人们说，我是热头晒周大背斗高时奍下的。由于天生愚痴，谁问我都是这个回答，坚信生我时的阳光和倒扣在廊上的大背斗是唯我独有的。直到上中学时，有甘谷平凉的同学说他们也是太阳哂到大背斗上时生的，我才知道这不过是一句俗语，开玩笑用的，我幌然大悟，为什么每次我认真的回答总会换来大人们的哈哈大笑。但我对斜躺在廊檐上的大背斗却一直情有独钟，总爱冬天正午躺在富有弹性的空背斗上哂太阳，夏天晚上躺在背斗上数星星，因为我坚信，我就是送子娘娘用这个背斗背到人间来的。

　　幼时十分羆顽，颠跑着走都走不稳的步子满村乱窜，我家院后的梨园地仲爸种了二亩西瓜，瞅准一个跑过去抱住扭动，左扭右扭也扭不动，等扭断了瓜蒂，我便和瓜一起滚了出去。仲爸没打我，把瓜架在我怀里，“撑眼棍棍，抱回去吃去！”本来我就头大，走不稳，再抱上一个比头还大的西瓜，摇摇幌幌，好不容易挣扎到我家大门，砰一声终于把瓜摔碎在大槐树下，我便很冤枉地嚎啕起来一一为我人生的第一次失败。

　　天水市政协编著的天水名人一书中李天煦词条的最后一段说：“先生逝世二十年后，1948年，亦渭两校（亦渭小学与县立中学）师生每人搬一块砖到多嘉庄，为李天煦先生建立纪念碑，碑额题书｀教泽常新＇”。这时我四岁，爬到西山枣林下时便累趴了，大人抱起我，极目望去，师生搬砖的队伍在山道上蜿蜒，似一条灵动的长龙，这是我幼年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幕。

　　祖父身后三子，分别名为瓖、琬、瑜。二叔我没见过，上世纪三十年代他大哥我的父亲带他在南京上学时，染上时疫少殁了。三叔李瑜我叫岁爸，高中毕业后回家种了几年地，我有印像，高高瘦瘦的身躯，一付文弱书生的模样，放下扛着的犁桦，把毛驴赶进驴圈，便在廊檐上读起书来。两年后他同叔母双双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分配在陕西，先在宝鸡，后在咸阳教了一辈子中学，瑜叔教数学，叔母教美術音乐，他们競競业业传道授业，终老于关中。堂弟卫红至今与我有微信联系。

　　暑天最盼望叔父兄姊们放假回家，老宅前后院会顿时热闹起来。约一亩地的后书房院栽满桃梨榆柏梅竹木瓜，正南有祖父天煦先生手书“观玩易象处”白壁黑字的照碑。园子东南角一株生长旺盛的冬青树，浓荫笼罩半园，它的躯干虬盘交错参差缠绕，形成了天然藤椅，娴静美丽的大姐金陵抱一部红楼终日栖身于上，其他叔兄姐妹在园中嘻戏，渴了，用下井（木水桶）从照碑西侧的井里曳一桶清冽冰沁的凉水畅饮，顽皮的长安哥拍打着肚皮直呼“美的、美的。”

　　入夜月光下的庭院便有音乐会举办，瑜叔的三弦，大哥祖育的二胡，大姐金陵（祖箴）的月琴奏响在这古老的庭院里，一曲《阳关三叠》，又一曲《苏武收羊》，还会有《满江红》《送别》…

　　我生命中的音乐种子就这样润物无声地播下了。

　　解放后我随母亲搬入城里，先住在天师的校长室里，后搬到砚房背后26号赵家院。从此我便有了一种新情绪一一乡愁，无限怀恋叔兄姐弟的团聚，更无时无节想回多嘉庄河坝里打蛟水，山上摘莓子，树上掏鸟，那种不拘礼节，百无禁忌，蓬首跣足，自由自在的好日子。昐啊昐，终至于越盼越远，父亲调到省教育厅工作，我和母亲又来到了陌生的兰州。

　　开始兰州是排斥我的，小孩们围着我笑话我的“你咋来、古咋来，嗷连牛北没咋。”我也觉得兰州话太难听“价你不闹佛，我佛。”终至于寡不敌众，不用三个月，我也很流畅地“尕娃们，我们雁滩浪走！”很快溶入到新语境，新环境中，而且觉得兰州话比天水话更富有歌唱性。

　　我在中国频繁的政治折腾一一三反五反、工商业改造、肃反、合作化，、公社化，、除四害、大鸣大放直至反右斗争的背景下完成了小学学业，于1958年考入兰州一中。一进校就坐在操场上听高中同学喊打倒右派老师的口号。

　　紧接着，父亲在去河西（夹边沟）还是退职还乡中选择了还乡，一是因为年青时已经领教过了差点把命丢在河西的噩梦，二也是退而耕于野的思想促他圆归去来兮之梦。领了一千元的退职金，携母亲回到了多嘉庄老宅。父亲没有想到的是，迎接他的是六一、二年的大饥荒。但家乡的土地像瘦弱的母亲，再穷再苦再难再累，也会接纳她的儿女，五塊钱一斤的洋芋，十塊钱一斤的玉米面，一千元的退职金硬是救了爸妈的命。

　　初中阶段是人生观迅速形成的阶段，是读书最多的阶段，也是接受能力最强的阶段。假期回家，当年村口焚书三夜，村里一家分得一口书箱作面柜的情景我还记得，但作为纪念，劫后残畄的祖父手抄本《名文类抄》他的著作《怡情集》《论说偶存》父亲的《敦煌笔记》，以及父亲农余剪贴的报刊文章都为我补充了营养。

　　（以上是父亲晩年农耕时的报章剪贴（1958——1976）。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人的学习方式。）

（祖父李天煦遗著）

　　回到学校，父亲那历经宦海沉浮、饱尝各种政治冲击，却依然高大挺拔的身躯戴着草帽、扛着锄头、哼着西皮二黄下地的身影，屡屡出现在我的脑际，摧我快快长大，唤我渐渐老成。

　　时光来到1962年我高二结业时，便被响应号召以回乡知青的身份回到多嘉庄，来续我童年的美梦。然而，童年的梦是不可能再给十八岁的大小伙延续了。我在2021年完成的《青春六记》中用六个章节一万五千字的篇幅，叙述了我在未入世便先出世的躬耕生涯中的成长过程，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