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其昌(1831~1900年),字士言,清秦州(今甘肃天水秦州区)人。其昌幼年丧父,家境贫寒,虽身处逆境,仍勤苦好学,课读不辍。曾师从关虞笙、受教董琴虞,相知陶肃公,从而奠定了其一生的儒学功底与做人之品格。
咸丰八年(1858年)中举,同治四年(1865年)中进士,授户部主事,留京任职达7年之久。其间“其昌学殖既富,复素倡经世致用之学,遂慨然以济世为志。然其时岁月朝政日非,外侮方亟。秉轴者为翁同和协揆,因其昌之座师也。夙赏其昌文,谓为读书人吐属,于其昌有知遇恩”。任其昌既倡经世致用之学,必与腐败之时政背道,爱国惜民之心然生,抗侮力战之见必主,然其官卑言微,无与时济,终壮年辞官归隐,竭力于故乡之教育事业。
同治十一年(1872年)受分巡巩秦阶道董文焕邀请,入天水书院主山长席,后入陇南书院,育才30余年,天水英杰刘永亨、哈锐、丁秉乾、陈善源等人皆出于先生之门,时天水文风之盛,学风之清,为陇上之首。
任其昌一生耿直、清廉。“虽亲好故旧,不敢于以私”。任其昌与知州陶模交往甚深,然不以陶总督陕甘位高权重而以私利相托。光绪四年(1878年),任其昌协助知州陶模,赈济秦州饥荒。光绪十一年(1885年)分巡巩秦阶道姚协赞重修伏羲庙,任其昌负责筹款助之。光绪十二年(1886年)陕甘总督杨昌俊以其操行彰显,表荐于朝,诏加员外郎衔。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借剿义和团入侵中华,清廷抵抗不力,致使京津失陷。时其昌长子任承允在京任职,音信不通,任其昌忧国之存亡、念子之安危,重病不起。临终时,书《留别诸亲友一律》及《自挽诗· 二绝》,其自挽诗:“飞雨流云过此生,有情何似总无情。可怜耿耿胸中血,埋向青山做王兵。”爱国忧伤之感,跃然纸上。任其昌逝世后,绅士人谥其号为“文介”,祀像于天水南郊三台寺及秦州城之来鹤亭,立碑石于城南之乡览名宦祠。
任其昌不仅文章奇绝瑰丽,而且善长书法,其书瘦劲挺拔,颇具风骨。身后遗著颇丰,有《敦素堂诗集》《敦素堂文集》《秦州直隶州新志》(与伏羌王权合著)《蒲城新志》《史臆》《八代文抄》等,《三扎会通》《史评》尚未成书。民国三十年(1941年),任其昌故居秦州城南巷子改名为“士言巷”,以示追念。
任承允(1864~1934年),字文聊,任其昌长子。自幼聪明好学,清静沉稳,有父其昌之遗风。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进士,任内阁中书,为甲午国难之仕人。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闻父丧,星夜返里。次年,受聘主讲陇南书院,人称“小任山长”。服阕后,朝庭开始起用,补其为内阁侍读。辛亥革命后,任承允由海道携家眷返回故里,开始了他的育才生涯。
民国间,孔繁锦督办陇南,闻任承允之名,3次求见均被拒之;馈赠钱物,亦被拒之。此足见任承允之人格亮节。民国十九年(1930年)马廷贤作乱,陷秦州,因闻任承允之清名,而未使兵丁犯之。任承允清静教才,多善经文,门徒多以此为荣。天水弟子杨效震、王新令、冯国瑞、赵绍祖及乡人邓宝珊均以任承允为先达。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十月,承允病逝,悼念者万余人。民国要人于右任、朱绍良、胡宗南、邓宝珊均致电追祭。任承允遗著颇丰,有《桐自生斋诗文集》(门人王新令梓于南京),《秦州新志续编》《天水县志》(由门人冯国瑞、赵绍祖成之)。 (《天水通史》)